《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語言接觸與漢語的近代演化》，[日]沈國威編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324頁，68.00元
柴萼在1926年的文章裡說，“學者非用新詞，幾不能開口動筆”。王力先生也說，“現在在一篇政治論文裡，新詞往往達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二人所謂的“新詞”都是指借自日語的詞語。近些年來，二十世紀以後漢語與日語的借貸關係，是一個為人津津樂道的話題。那麼百分之七十也好，百分之八十也好，這是某種統計學上的結果，還是直感上的推測？是僅限於政治話題的特例，還是現代語言生活中的普遍現象？日本關西大學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沈國威的新著《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語言接觸與漢語的近代演化》對這一問題做了深入回答。就此，繼《沈國威談嚴復的翻譯及世紀之交的語言困境》之後，《上海書評》再度採訪了沈國威先生。
您新著標題裡的“近代”“二字詞”似乎和詞彙史研究的說法有所不同。
沈國威：拙著的“近代”是指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這是漢語由前近代向近代轉型的重要時期。二字詞在漢語詞彙史研究中被稱為 “複音詞”“雙音節詞”等。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是積累豐厚，論文、專著不勝枚舉。我的書主要是討論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以二字詞的形式增加的新詞譯詞。之所以稱為“二字詞”而不是“複音詞”等，是因為導入了東亞漢字文化圈的視角，考慮到日語、韓語的實際情況。
我們注意到您用了“詞彙體系的近代重構”這樣的表述，您認為二字新詞的增加引起了漢語詞彙體系的根本性變化嗎？
沈國威：對，十九世紀的詞與二十世紀以後的詞，基本上是非連續的。梁啟超說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的學術，十之八九都是以前所沒有的，表達這些學術的詞語也都是“前代人所未嘗夢見者”。進入二十世紀以後的十餘年間，漢語的詞彙系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鉅變具體地表現在短時期內新的詞彙單位，即“新詞語”的大量增加。王力指出：這一時期“現代漢語新詞的產生，比任何時期都多得多。佛教詞彙的輸入中國，在歷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詞彙的輸入，那就要差千百倍”。詞彙是一個體系，成員的任何微小的增減都足以引起體系上的變動，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這種變動是根本性的，所以我稱之為“漢語詞彙體系的近代重構”。
梁啟超
也就是常說的“現代性的獲得”在詞彙體系上的反映吧，那麼新詞增加的具體情況如何？
沈國威：人們首先敏感地注意到了以下兩類：一，新名詞，主要為西方的文物、制度的名稱，近代科學技術的術語及相關抽象詞彙等；二，新詞綴、類詞綴，例如“-化”“-性”等，以及以此為構詞成分的三字、四字詞（組）。但是我認為除此以外，二字動詞、形容詞（包括區別詞，即非謂形容詞）的增加以及舊詞語的意義更新和使用頻率的提升也應該加以關注。
您認為迄今為止的研究對這一部分著力不夠嗎？
沈國威：名詞是對概念的命名，新的知識體系少不了名詞；新詞綴及其派生成分的大量發生也是二十世紀初漢語詞彙發生的顯著變化之一。而與新名詞、新詞綴相比，動詞、形容詞（我將這一類詞稱之為“新謂詞”）似乎還沒有清晰地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另外，古典詞的詞義、用法的更新和使用頻率的增加也是不可忽略的現象。以往的研究中對“文化”“文明”“革命”“經濟”等時代的關鍵詞有詳盡的考證，但以動詞、形容詞為對象的研究卻不多。還有一些古典詞，長期以來一直處於休眠狀態，很少出頭露面，但是進入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後突然被喚醒，以較高的使用頻率活躍於書面語言中，並最終成為現代漢語詞彙體系的成員。使用頻率的變化反映了詞語重要性的變化。我將這一類詞特別稱之為“激活詞”。總結以上，我們可以說參與詞彙體系近代重構的詞有以下幾類：一，新詞，詞的形式不見於漢語典籍，是全新的；二，意義用法更新詞，即舊詞形新詞義；三，激活詞。
人們常說新概念需要新詞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社會發生了劇變，所以需要大量的新詞語，可以這樣理解嗎？
沈國威：新概念和新詞語的關係不像想象的那麼簡單，我們先來看一下新詞語的具體情況：
名詞：哲學、體操、命題、政黨、神經、背景、定義、警察、赤字；法規、法律、規律、系列、原則、歷史、物質、目的。
動詞：促進、分泌、表決、打消；考慮、思考、出勤、延伸、改良、改善、解放、批評、批判、概括、制約、調整。
形容詞：單調、冷酷、正常、抽象、主觀、客觀、絕對、敏感；優秀、正確、簡單、快速、健康、肯定、否定、積極、消極、直接、間接。
上面這些詞並不都是日語藉詞，但在世紀之交被認為是典型的“新名詞”而備受攻擊。名詞組中有表達新概念的，如“哲學”“神經”等都是漢語中原來所不存在的概念，但也有表示原來就已經存在的概念的，如“法規”“法律”“目的”等，這部分是舊概念新說法。新動詞有的表示新的動態過程，如“分泌”“表決”等，也有的是對舊有動態過程的細分化，或者再命名，如“批評”“批判”等。形容詞的情況與動詞相似，表示新狀態、新感覺的只是一部分。可以說有一些新詞是為了表達新概念，還有一些新詞只是提供新詞形，而並不表示任何新概念。動詞、形容詞這種情況要多一些。如“考慮”“思考”“延伸”，以及“優秀”“正確”“簡單”“快速”“健康”等。
新詞不表示新概念，這一點倒是讓人感到意外。
沈國威：其實這種現象古已有之，只是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而已。二字詞在歷史上有三次大增長，一次是戰國後期，第二次是東漢以後的佛經翻譯期，最後一次就是二十世紀初。以戰國後期為例，新產生的二字詞中，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是並列結構，例如“道路”“殺戮”“優美”等。以後比例有所下降，但還有很多。並列結構是利用同義或者近義的字造詞，並不形成新的概念。
那麼，為什麼需要並列結構的新詞呢？
沈國威：二十世紀以後的並列結構的新詞，以動詞、形容詞為主。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接受外來新概念，一字詞表示新概念比較困難，需要用二字詞。這也就是說科學用語是二字詞形式的。但是，僅有術語還不足以完成近代以後的語言活動，因此就需要準備大量的二字動詞、形容詞與之配合。我在書中指出了這樣一個現象，我們常常為某些一字詞另行準備一個（更多的情況下是一組）同義或近義的二字形式的詞，如“改vs.改變、改革、改善、改良、變革、革新……”。我將這種現象稱之為現代漢語的“單雙相通的二字詞原則”。這種情況下的二字詞只是為了實現某種語言形式上的要求。
您的新著中對二字詞來自何處有很多討論，能介紹一下這方面的問題嗎？
沈國威：至今為止的研究中“進化”是一個關鍵詞。胡適說“單音字變成複音字，乃是中國語言的一大進化”。所謂“進化”意味著二字詞化是漢語發展的必然方向，源於漢語自身的性質，是漢語自身的特質所致。關於進化的具體實現方式，董秀芳在她的著作《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與發展》中提出了“詞彙化”假說。所謂“詞彙化”就是兩個字逐漸緊密結合在一起，凝固成一個不可分的詞，董秀芳認為“佔現代漢語詞彙系統主體的雙音詞在歷史上的產生和發展就是一個不斷詞彙化的過程”。
董秀芳著《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與發展》
看來您是不贊成“詞彙化”的了。
沈國威：“詞彙化”無法解釋在短時期內二字詞劇增的現象。大量的二字謂詞性短語直至十九世紀末還沒有任何二字化的徵兆。例如，在《申報》上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同情”有很多“中外同情”的例子，“影響”也只是捕風捉影的意思，很多二字組合還是可以分解的兩個字。但是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意義用法都凝縮成一個新詞了。短短的十餘年，二字詞經歷了從無到有、由隱至顯的過程。為什麼能突然在短短十餘年間完成了如此大規模的詞彙化？語言自身具備變化的潛能固然重要，但是還需要適當的外部環境。
就是說，您認為是外部因素最終促成了漢語二字詞的大量產生？
沈國威：十六世紀末開始的“西學東漸”對漢語是有所觸動的，但在新詞方面，無論是數量還是內容都很有限，尤其是人文科學方面幾乎是空白。隨著科舉制度的廢止和新學制的啟動，中國在短時期內需要大量的二字新詞語，具體地說就是科技用語和與之配合使用的謂詞。
所以您的問題意識是短時期內從哪裡獲得數量龐大的二字詞，當時都有哪些可能性呢？
沈國威：當時可以想象的二字詞獲得的途徑不外有以下三種：一，沿用古典詞；二，創造新詞；三，借用日本譯詞。中國的古典確實是二字詞的寶庫，胡適、傅斯年也都曾經將目光投向了漢語典籍。但古典詞並非可以信手拈來，更重要的問題是，不同語言的詞彙體系不可能完全對應，用漢典詞翻譯外語必然出現意義上的偏差，就像嚴復所說的，“即有牽合，終嫌參差”。至於創造新詞，更是一件費時費力的事，嚴復本人就說過“一名之立旬月踟躕”。而且時間不允許，科舉廢止後，新的教育體制亟需確立，不可能精雕細琢。所以只剩下借力日語一個可能性。王力先生事後總結說，世紀之交新詞語的特點之一是“儘量利用日本譯名”。
《一名之立 旬月踟躕：嚴復譯詞研究》，[日]沈國威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380頁，85.00元
王國維說日語也使用漢字造詞，有合適的不妨採用，這是當時的普遍心態吧？
沈國威：借用日本詞語儘管能事半功倍，但需要克服心理上的強烈牴觸情緒。來自日本的詞語當時受到了漢語語言社會廣泛的、激烈的反對。儘管如此，日語詞還是潮水般地湧進來了。借用日語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日語在明治以後，導入了大量的漢字二字詞，包括科技術語和二字動詞、形容詞。日語的二字詞來源是中國的典籍、來華傳教士的漢譯西書和英華辭典，也自造了一大批。在時間上，日語的二字詞化先於漢語一步，有了為漢語提供資源的可能性。中國的古典詞、近世/近代詞語，尤其是漢語西書的譯詞曾經給予了日語以巨大的影響。日語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再反過來影響漢語，乃至朝鮮語和越南語的。我將這一過程稱之為“漢字文化圈內的詞語環流”。
井上哲次郎的《訂增英華字典》
現代漢語二字詞的形成受到了日語深刻的影響，您在新著中用大量篇幅討論了日語藉詞的問題，請介紹一下。
沈國威：日語詞借用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四種：一，人員——主要是留日學生，由於廢除科舉的影響，1904至1906年形成高潮；二，書籍——學校用各類教科書，這一時期的譯書也多是日本書的重譯；三，媒體——各類報刊，特別是雜誌類或在日人控制下，或由有留日經驗者主筆；四，詞典——語文辭典、英華辭典及各類術語辭典基本上以日本的同類出版物為藍本。
日語詞的大規模侵入深刻地影響了漢語，其主要方式為：借形詞、借義詞、激活詞。“借形詞”就是詞形借自日語的詞，如“哲學”“義務”“神經”等。我所說的“和制漢語”專指此類詞。據我們的初步調查，常用二字詞六千條中，日語借形詞有一千五百餘條。“借義詞”在詞源上是漢語的固有詞語，可以在漢語的典籍以及佛教經典、禪宗語錄、白話小說、善書中找到書證。但是近代以後被日本的譯者用來翻譯西方書籍，在與外語形成對譯關係的過程中，原有的詞義發生了變化，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如“革命”“經濟”“共和”“民主”“社會”等。“借義”與否的認定比較複雜，我們初步認定的常用二字詞中的借義詞有約五百個。“激活詞”或稱“日語激活詞”是我提出的一個新概念。這一命名的意義是，直至十九世紀末為止的漫長時期裡使用頻率不高，處於休眠狀態的一部分古典詞，或結合得並不十分緊密的文字串等，在日本書漢譯的過程中，受到日語高頻率使用的影響被激活了。也就是說，激活詞作為詞，或文字串在中國的典籍，或漢譯西書中可以找到用例，在詞義上，古今也有一貫性，即詞源上並非“和制漢語”。但是，這些詞在漢語中突然活躍起來則是在進入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以後。我們初步認定的常用二字詞中的激活詞有近五百個。
《近代中日詞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享》，[日]沈國威著，中華書局，2010年2月出版，582頁，76.00元
我們都期望通過窮盡式的調查，搞清楚日語是如何影響漢語的。
沈國威：我們的調查結果算是一個答案了。日語借形詞和借義詞被認為是日語藉詞的主要部分，也是迄今為止中日詞彙交流史研究的主要對象。這些詞的意義特徵為新事物的名稱、學術用語、抽象詞彙；相比之下，激活詞更多的是二字動詞、形容詞，由於並不表示新的意義，在此前的研究中常常被忽略，或呈個案研究的狀態。激活詞伴隨著術語進入當時的書面語，詞義亦不存在理解上的障礙，這也是長期以來被忽視的原因之一。例如我們原來沒有想到“考慮”“思考”“優秀”“正確”“簡單”等是日本造詞。
您在新著中有一章專門討論了二字詞和言文一致的問題，能簡單介紹一二嗎？
沈國威：漢語詞彙體系的近代重構和我所說的“科學敘事”有著因果關係。什麼是“科學敘事”？作為話語行為“科學敘事”的應該有以下要素：一，空間——教室等學校設施內；二，內容——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知識（構成現代人知識背景的常識）；三，對象——學生，不確定的多數，其背景知識由教學大綱等規定；四，媒介——教科書、教師的講述。
科學敘事的基本要求是，講者能口頭說出，聽者能聽懂。1910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分科大學，其中法政科的政治、法學，商科的銀行保險，格致科（理科）的地質、化學，工科的土木、礦冶，農科的農學等用什麼語言上課一直是我深感興趣的問題。1916年，蔡元培出任校長，主張“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幷包之義”，這種教育理念的實行對語言也有極高的要求，而此時的漢語能夠承擔這樣的重任嗎？
胡適
近代國家賴以成立的基礎是，民眾參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諸項活動。為此，“國語”必須要為全體國民所掌握，國家亦必須為國民提供接受知識的平等機會。實現這一目的的語言上的裝置被認為是“言文一致”，這是解消語言造成的民眾階層隔閡的手段。所以，我一直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得“言文一致”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言=當時一般民眾用於口頭交流的語言（即白話），文=古典中的文辭。胡適將後者稱之為“死語言”，認為其已經喪失了表情功能。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討論的對象是文學，為了消弭古今隔閡，表達真實的情感，胡適大力提倡白話文（學）。這是舊文辭與時代白話的不一致。“言文一致”另一種理解中的“言”“文”與舊文辭和舊白話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在於所表達的內容主要是新的知識。如此，其最典型的話語活動又可以表述為：言=教室裡的話語，文=教科書上的語言；或者，“言”者講述科學的口語，“文”者聽得懂的科學文章。授課、講演等都是以前不普遍的話語活動形式，參觀過北京國子監的人都會驚訝天朝的最高學府竟然沒有教室！中國一向缺乏在特定的公眾空間進行知識傳授的傳統。“教室”“講堂”“禮堂”，乃至“廣場”都是外來的概念和詞語。即使是現在，能夠在課堂上使用的語言，也只有普通話（包括各種官話區方言）和粵語。“五四”時期“言文一致”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與其說是文學，毋寧是如何使漢語成為新知識傳播的工具，以保證全體國民在語言能力上的平等權利。
當時是怎麼討論這一問題的？
沈國威：對於漢語的書面語，陳獨秀最先提出了“文學之文”與“應用之文”的區別。劉半農提議將文章分為“文學”與“文字”兩大類，主張所有的科學內容的文章都應當歸入“文字”的範圍，而不是“文學”的範圍。儘管他並不否定“文字”應該有“文學”性，但他所重視的是表達、傳播上的平易性。劉半農批評中國古代的“科學書”故意為難讀者，“務使他人不能明白以為快”。中國原有學術之所以不能發展與普及，或都是因為語言難懂造成的。劉半農批評嚴復的《英文漢沽》（1904），雖然內容只不過是粗淺的英文文法而已，但是使用的是古奧、生澀的文言。如果用這本書作為教材，學生首先要先學習十幾年的古文才行。語言雖然有一點偏激，但也不無道理。
傅斯年
錢玄同、劉半農大談文學之文的作法，都沒有顧及到應用之文。傅斯年寫了《怎樣做白話文？》等文章，觸碰到了這一問題的實質。語言第一位的無疑是有聲語言，文字是第二位的，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但口語在被記錄下來的過程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加工”，載於書冊的語言無疑有諸多方便之處，代價是喪失了逆向可復原性。而且，漢字系統又有著與西文明顯的不同之處。漢字在視覺上有超強的區別性，但是聽覺上極易混淆。傅斯年明確地提出了：漢字的音形短小，區別功能孱弱，不適於口頭上的知識傳遞。傅斯年說：“中國文字，一字一音，一音一義，而同音之字又多，同音多者，幾達百數。因同音字多之故，口說出來，每不易領會。”二字形式是彌補這一缺陷的主要手段，“更加一字以助之，聽者易解矣”。一字詞擴展成二字詞才能做到：“手寫出來而人能解。口說出來而人能會。如此，則單詞必求其少，複詞必求其多，方能於誦說之時，使人分曉。”“誦說”能不能聽懂有許多因素，例如，共同的知識背景是聽懂的基礎，漢語的“典”對於聽懂是一種極大的障礙。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裡極力提倡“不用典”，但他的著眼點是陳腐套語無法生動表情。而錢玄同等則更清醒地意識到“典”的“小眾性”與民眾教育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除了內容上的要素以外，還有語言形式上的條件。二字詞是聽懂“應用之文”的必要條件。應用之文的詞彙可以大致分為兩類，名詞和謂詞；前者包括大量的科技術語、抽象名詞，後者是支撐事件敘述的動詞和形容詞等。科學的內容需要與之相適應的語言形式，這是漢語詞彙體系近代重構的基本動因。“五四”以後，詞彙體系的近代重構初步完成，重構的結果是：學術用語和抽象詞彙得以編入現代漢語的詞彙體系，這是表達新的概念體系不可或缺的成分；新謂詞則形成了大量的同義詞群，這使對新的概念體系進行區別性敘述成為可能；新詞綴及其派生成分的功能是對日益複雜的概念體系進行分類和體系化。新詞語各司其職，而這一切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科學敘事。
《漢語近代二字詞研究》討論的是日語藉詞的問題，又不侷限於此，有一個更廣闊的視野。能不能請您談談今後的研究展望？
沈國威：我們搭建了一個“東亞近代新詞譯詞研究平臺”，收錄了七千七百十五條近代中日同形詞。這些詞都是中日近代詞彙交流的結果。研究平臺提供漢語和日語的書證，告訴你這些詞如何進入現代漢語詞彙體系的。整個平臺的建構預計2020年底完成，現在可以看到部分結果，歡迎大家訪問。我們的研究結果，最後將編成《中日近代新詞譯詞詞源詞典》，為近代研究提供堅實的詞語層面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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