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國法律市場：變則通，不變則壅

作者 / 智合研究院

如何評價中國律師業40年的發展？

過去40年，中國律師業從廢墟中起步，在起步中發展，在發展中壯大，以每年新增2000家律所、5萬名律師的速度雄踞亞太，笑傲全球。當世界律師大會在中國舉辦之時，我們知道，中國律師已然站在了世界的舞臺。

在過去的2019年，中國法律市場又經歷了怎樣的變化？

一方面，中國律所用戰略，用勤勉，用制度，劈波斬浪，用優質的服務滿足市場的需求，在國家法治和社會經濟的各個環節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於全球局勢、經濟發展、技術破壁、巨頭跨界，讓未來的發展透露出了些許不確定。

塔勒布在《反脆弱性》中寫道：“風會熄滅蠟燭，卻能使火越燒越旺。”

2020，風雲激盪。變的，是時代，是技術；不變的，是中國律師的品質與雄心。

40年來，中國律師業已發展成為規模較大、組織體系完整、地域分佈與覆蓋廣泛、業務門類及服務方式多種，行業生存與發展生態趨好、社會關注及吸引度高的行業。

從中國律所的增長速度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2年，中國的GDP只有5333億元，世界排名位居11位。經過30多年的發展，到2018年中國的GDP達到了900309億元。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82年，中國僅有律師事務所2350家。

1986年，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成立，標誌著中國律師業的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根據《中國法律年鑑》的統計，1986年，我國共有律所3198家。但在32年後的2018年，中國律所的數量增長到了3萬多家。在這期間，中國律所增加了約2.7萬家，增長了近10倍。在最近十年，中國律所的數量亦實現了翻倍式增長。

1979年，美國律師的人數為498,249人，遠超中國律師行業剛起步時的律師人數規模。截至2018年底，全國共有執業律師42.3萬多人，每萬人擁有律師人數達3.2名，而美國每萬人律師數達到了40.6人。在過去十五年間裡，我國律師人數的增長率為196.84%；美國在過去的十五年裡，律師增長率僅為26.45%。

自1979年始、特別是1992年之後後，我國律師執業人數逐年呈較大幅度增長態勢。2018年年底，我國執業律師已從1979年的212人增加到42.3萬人，其中，專職律師36.4萬人，兼職律師1.2萬人；律師與人口總量之比已達萬分之三。

從近五年的年均增長來看，中國每年將新增5萬名執業律師。青年律師代表著行業的未來。眼下，在律師協會層面，優化了青年律師的培訓機制，制定專項計劃，利用互聯網技術創新培訓的模式，並尤其注重對青年律師中涉外法律服務人才的培養。而在律所層面，則建立了明確的晉升機制，並形成多元化、常態化、多層級的培訓體系。針對律師的職業培訓，將成為行業未來發展的主題之一。

根據《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綱要（2018-2022年）》，到2022年，我國執業律師人數將達到62萬人，每萬人擁有律師數達到4.2名。

中國用了40年的時間，發展成今天這樣的規模，堪稱律師行業的“中國速度”。但律師人數的跨越式增長，也為市場的供給端帶來了壓力，行業競爭愈發激烈。未來，中國律師業將從關注規模的提升，到更加註重發展的質量，律所內部的管理升級，進行專業資源的整合，以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服務和產品，

當前，中國律師業的頭部效應明顯，尤其是北上廣深等城市，已有許多律所單體辦公室的人數規模超越百人，部分律所的全所執業律師人數已達到了五百人，甚至一千人、兩千人、五千人的規模，其治理結構、管理水平、軟硬件設施均已與國際接軌。從境內分所佈局來看，已有許多中國律所的分所數量達到了10家以上，甚至20家、30家以上的規模，覆蓋了國內經濟發達的主要城市和地區，形成了集團軍的態勢，並朝著分所一體化協同的方向發展。

但我們也應看到，中國律師隊伍的規模、結構、區域分佈仍然不能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的行業發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許多中西部地區大所正紮根本土市場，尋求突圍之道。

在目前中國的3萬多家律所中，有93%是30人以下規模。對於中國律師業的整體發展而言，“紅圈”、千人、億元確實代表著先進生產力，但行業的未來，是由千千萬萬的中小律所組成。因此，促進先進帶動後進，大所帶動小所，使得律師行業整體均衡式的快速發展，進而推動中國的法治，是當代中國律所和律師的責任和使命。

2019年，世界律師大會在中國舉行。本屆大會以“科技進步與法律服務”為主題，會議期間成立的“一帶一路”律師聯盟為中國律師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平臺。中國律師的國際化時代到來，涉外法律服務的井噴效應將會到來。

從全國層面來看，截至2018年底，中國律所在境外開設了122家分支機構，派出或聘請國內外律師為企業提供相應服務，其中在美國24家，佔19.67%，在歐洲國家17家，佔13.93%，在亞洲國家和地區53家，佔43.44%，在其他國家和地區28家，佔22.95%。2018年，中國律師事務所在境外分支機構共辦理各類法律事務3.2萬多件。

據統計，2018年我國涉外律師共辦理涉外法律事務近12.7萬件，其中跨境投資併購類近1.5萬件，佔11.76%，知識產權類7.4萬多件，佔58.56%，“兩反一保”類800多件，佔0.6%，在境外參與訴訟、仲裁3400多件，佔2.7%，其他3.3萬件，佔26.33%，共服務中國國企1600多家、民企6900多家。

從地區層面來看，據統計，北京目前共有涉外律師2200餘人，佔律師總數的6.5%，涉外律師數量居全國領先地位。

上海從事國際投資和國際金融的涉外律師快速增加，許多上海律師已參與高端法律服務領域，並由過去僅僅在國際項目中發揮輔助作用，到現在越來越多地牽頭主導跨境法律事務。2019年8月，科偉與史密夫斐爾在上海自貿區聯營，成為上海自貿區內開設的第6家聯營辦公室。目前，上海正朝著打造面向全球的亞太仲裁中心努力。

利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契機，廣東推廣粵港澳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吸引港澳律師事務所在廣東設立代表處，協同港澳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仲裁聯盟、粵港澳大灣區調解聯盟，建立了粵港澳三地律師服務專業領域名錄，目前廣東省律師執業機構中共有外國、港澳律師所駐粵代表處31家，粵港（澳）合夥聯營律師所11家。

浙江根據地緣因素，建立了全省法律服務海洋經濟律師人才庫和“浙江海洋經濟法律服務網”，向全社會推介服務海洋經濟的優秀律師，對接涉海、涉外法律服務需求。

2019年7月，江蘇發佈了《關於加快海外法律服務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表明將在阿聯酋、俄羅斯、巴西、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印度尼西亞等6個國家推動建立海外法律服務中心，形成覆蓋“一帶一路”主要區域的海外法律服務站點佈局。

從律所層面來看，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亞太地區、獨聯體國家（CIS region）、非洲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在能源、基建、農業領域有著大量的投資需求。這是中資所發展涉外法律業務，進行國際化佈局的絕好機會。

目前，中資所在與外資所的競爭與合作中的優勢逐漸顯現，尤其是在與“一帶一路”有關的項目當中。在政府主導的大型項目（government-run political project）中，中資所除了服務好客戶之外，還需與中國的銀行進行密切合作。在大型複雜跨境涉公司、資本市場、金融法律業務中，中資所還需熟悉美國或英國等國家的法律法規及政策，客戶通常會讓中資所與外資所之間進行通力合作。

開設海外分所、與境外律所合資辦所、跨國合併、瑞士法人結構、“Best Friend”、品牌聯盟、跨國聯盟、聯營、加入國際律師組織等，是中國律所國際化的主要模式。

根據智合的調研，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選擇涉外律師對於費用並不特別敏感，更希望其能在企業稅收減免、優惠政策方面提供專業建議。同時，在合作過程中，律師對新情況的反應速度、察覺甲方需求的能力、境內外信息傳遞的準確性和及時性，以及甲方的參與度，都是企業所看重且期望律師能夠做到的。

2019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佈《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都市圈是城市群內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輻射帶動功能強的大城市為中心、以1小時通勤圈為基本範圍的城鎮化空間形態。這是我國第一份以“都市圈”為主題的中央文件，標誌著都市圈時代正式來臨。

以中心城市為引領的都市圈城市群是支撐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平臺，是中國當前以及未來發展的重點。其中尤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帶來的變化最大，需求最多。

圍繞都市圈、城市群，中國的區域性法律市場將迎來更快的發展。基於國家政策和本土市場的需求，區域性律所深耕當地，尋求戰略升級和突圍之道是當前中國律師業的發展主題之一。

在《2020年錢伯斯亞太指南》中，在“公司/商事”領域，共有45家律所位居各省市的Band1，其中既有區域性的本土強所，亦有京滬大所的分所，縱橫交錯。而且，最新一期榜單新增了“公司/商事：中部”與“公司/商事：西部（陝西/甘肅/山西）”兩個領域，凸顯了其對中西部法律市場的關注。

在當前中國法律市場，一方面，市場中的高端業務向頭部大所集中，“首例”項目/案件多由紅圈、大所承辦；另一方面，大所紛紛佈局區域性市場，以其先進的管理模式、培訓機制、專業協同、客戶渠道為當地帶來了活力。挑戰之下，也為區域性律所走出本地市場，思考前沿問題，進行自我革新，創造了機遇。眼下，我國的區域性法律市場已經誕生了許多百人以上、億元體量、人均創收破百萬的大所、強所。

其實，規模化和精品化，是律師事務所發展的兩條路徑，但二者並不矛盾。規模化，可以讓律所滿足客戶的多元化需求，構建全產業鏈的法律服務體系；而精品化，則事關品質，決定了區域性律所能否佔據市場的頭部。

深耕本土，戰略佈局，創新驅動，專業化、產品化、規範化，是區域性律所突圍的重點與核心。

2019年，中國律所在規模和創收的道路上繼續狂飆突進。以大成為例，至2019年底，其已在全球73個國家設立181家辦公室，全球執業律師已經超過1萬名。

2019年11月，《亞洲法律雜誌》（ALB）公佈了2019年中國規模30強律所排名。ALB蒐集了各家律所中國辦事處合夥人和律師人數，對於未提交數據的律所，ALB根據調研的數據進行排名，未能全部覆蓋所有規模大所，因此本數據僅代表ALB的調研結果，僅供參考。數據顯示，盈科、大成、錦天城、德恆、國浩名列前五，12家律所位居千人大所之列。

律所發展應該選擇規模還是選擇品質？答案是：規模是手段，品質是目的，律所發展的最終檢驗標準是能夠更好地服務客戶。“從做大到做強”，是大所發展的必然。

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提高律所的集約化水平，釋放規模效益，一體化管理和公司化管理進入律所管理者的目光之中，分配機制的改革、管理模式的完善、市場部門的構建、職業經理人的引進、專業部門/團隊的劃分、風險控制和利益衝突避免成為近十多年中國一線大所討論的專題。

一體化和公司化，是一種律所發展的理念和願景，其強調緊密的整體、一以貫之的戰略、制度，業務互補和人員的統一調配，由律所和團隊提供綜合服務，其內部有跨專業、跨行業的緊密協作。

但在合夥制下，由於律所的產權高度分散，導致許多律所除非有超凡絕倫的“強人”出現，否則在一體化和公司化的改革中可能會出現反彈。由此，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可迴歸律所的“所有者”和“業務承擔者”的本色，聘用專業的經理人團隊，並輔之以科學的分配與激勵制度，將事務所朝著“平臺化”“生態化”的方向推進。

值得關注的是，2019年9月，《海南經濟特區律師條例》的頒佈引發律師界強烈關注。其第15條鼓勵設立公司制律師事務所，第18條降低了特殊普通合夥的設立條件，第34條允許非律師擔任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並明確擴大了律師業務的範圍，比如招商引資、商事及不動產登記業務。這一地方性法規，反映了律師行業長期以來對於自身發展的思考和突破，反映了對世界律師行業創新性探索的關注和借鑑。

時光追溯至2007年10月，英格蘭和威爾士通過了《法律服務法》（Legal Services Act2007），該法案為英國法律行業帶來了劇變，其創設的替代性商業結構（Alternative Business Structure，簡稱ABS）允許律師和非律師人員共同成立律師事務所，為“四大”運用MDP計劃（跨學科專業服務機構，即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簡稱MDP）角逐法律服務市場打開了大門。

星火之變，不可不察。但無論怎樣，以管理產生效益，以管理促進協同，以管理謀求發展，已成為中國律所發展的共識。

如果我們審視當代律所的發展，或可將其劃分為三層境界。第一層境界的律所提供滿足當下市場需求的產品和服務；第二層境界的律所具備良好的基因，可以不斷進化、創新、傳承、自我革命；第三層境界的律所創造了社會基因或思想基因，它們引領市場和行業的發展，超越了法律服務的邊界，輸出了理念。

2020，既是充滿挑戰和壓力的一年，也是充滿機遇和希望的一年。

一方面，根據世界銀行發佈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2020》，中國營商環境在全球的排名已從2018年的第46位躍升至今年的第31位，提升15位，首次進入世界前40位。營商環境的提升，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投資注入了強心劑，中國的新經濟獨角獸企業數僅次於美國。這為律師業的發展帶來了機遇。

另一方面，2020前後，中國經濟或將步入“5”時代。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穩增長處於更重要的位置。建設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是中國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資本市場寒冬和產業轉型之下，中國企業的發展將會更加艱難。而在這一背景下，企業針對法律服務的預算下降可能會使得律所收入的增長放緩。

同時，中國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展現開放自信，釋放巨大的發展潛力。這不僅是貿易摩擦外部形勢倒逼所致，更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自身的需要。同時，對內對外一視同仁開放，建立公平競爭透明的市場環境，對外資開放的同時對民企開放，消除所有的所有制歧視，提振各類企業家和投資者信心。

冰火兩重天，面對挑戰，看見機遇，成為中國律所必須面對的形勢。

塞繆爾·亨廷頓說：“一個大國的崛起，意味著新的利益調整週期的開始。”而對於律師行業而言，這意味著專業分工的細化和新型業務的出現。

每十年，世界經濟似乎都會面臨一個週期，2008年的金融危機，讓只有單一業務結構的律師事務所遭遇了一次危機。而在當時，提早針對爭議解決、破產重組等業務進行佈局的律所則度過了難關。

那麼對於中國律所來說，須以眼光和定力，作出佈局：其一，既看到新的業務機會，也向市場的縱深挺進；其二，進行專業化、行業化的佈局，在確定專業細分方向的同時，還要根據行業的不同設定更為靈活的組織形式，構建全鏈條的法律服務體系，增強業務的“抗週期性”；第三，以客戶為中心，注重專業協同、產品研發、資源整合，並保障法律服務的品質。

眼下，爭議解決、合規監管、商事行政、併購重組、破產重整、不良資產處置、私人財富管理、圍繞新經濟企業的創投和上市以及A股註冊制的推行等，均給律師業務的拓展帶來了機遇。與此同時，緊跟國家戰略，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要求律師能從交易的全局角度，為客戶提供政治安保、金融環境、法律監管、產業政策等全方位的建議，承擔項目總協調人的角色。

境內境外，必遂必專，逆勢生長，探尋法律服務的下一個風口，是中國律師業未來一年的主題。但無論形勢，不論風口，專業主義，是跨越寒冬的不二法門。

技術破壁和巨頭跨界，是當前全球法律市場的兩大主題。

2018年，全球法律科技領域融資總額達到16.63億美元，較2017年實現了713%的爆炸式增長。根據彭博（Bloomberg）的統計，截至2019年10月初，全球法律科技投資總額為12.29億美元，其中第一季度為4.08億美元，第二季度為1.22億美元，第三季度則接近7億美元。2019年全球法律科技市場投資總額與2018年基本持平。

當前，法律科技產品形態眾多，依據法律服務流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是賦能型技術，主要為通用型技術如雲盤、定製化技術如法律協作平臺等；第二類是管理運營類技術，涉及如人力資源管理、業務開發、客戶關係管理、會計到帳單和財務等各個過程；第三類是解決方案類技術，其第一個分支是高度標準化的法律服務產品，通常由在線工具的形式提供，第二個分支是協助律師完成工作中可以標準化的部分，例如合同模板等，第三個分支則是輔助律師完成更為複雜的工作，如判例數據分析等。

一方面，法律科技正在“滲透”進法律服務流程的不同環節；另一方面，替代性法律服務，全球市場規模已超百億美元。

根據美國評級機構Acritas的全球替代性法律服務提供商（ALSP）排名，安永、普華永道、畢馬威、德勤均位列前五。可以說，“四大”是ALSP中的領頭羊。

從創收構成來看，“四大”創收來源大致分為審計、諮詢和稅務三大部分。以稅務領域為例，長期以來，“四大”均佔據優勢地位，並且逐步將業務範圍從傳統稅務諮詢業務向“稅務+法律”服務延伸。以畢馬威為例，其2019財年（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全球業績為297.5億美元，其中稅務及法律服務增長率為7.8%，達到了66.2億美元。

2019年，“四大”中的畢馬威在上海成立了名為上海睿威的律所，正式登陸中國大陸法律市場。至此，上海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集齊“四大”律所的城市。截至目前，除畢馬威以外的其他“四大”均已設立了在香港、北京和上海的分所。

2019年11月，“四大”之外，巨頭入場。

國際著名管理諮詢公司埃森哲宣佈推出合規服務（Caas，Compliance as a service），旨在服務於銀行、保險公司、資本市場和其他組織的合規部門，擴展埃森哲的託管服務，包括客戶管理、反洗錢、合規監測、隱私數據管理等。這項合規產品利用埃森哲的智能引擎“智贏”SynOps實現數據、智能、技術、人才的融合協作，來幫助金融機構管理日趨複雜的監管合規要求。這標誌著大型外包服務提供商進入了法律領域。

巨頭跨界之下，大型律師事務所與巨頭在法律服務領域的“正面廝殺”將會大量上演，人才流動將會愈發頻繁；同時，律所的業態將會改變，從單純的法律服務產品提供者，向“法律+技術”產品提供者轉變，就替代性法律服務設立單獨的平臺的律師事務所將會增多。

時間是最冷酷的見證者，這個世界只有變化是永恆，唯一不變的只有變化本身。

所謂變則通，不變則壅。“強大”的定義並非一成不變，追求穩定性反而常常帶來失敗，只有保持彈性才能無往不利。拿捏分寸、全局考量、抓住時機，賦予規模、空間、時間同等的尊重，目標與能力一致，並根據環境的變化適時調整，可謂戰略。

蕭伯納說：“我不相信造化弄人，世界上出類拔萃的人，都主動找尋他們想要的環境，要是遍尋不獲，他們就創造一個。”

對於中國律師業來說，時代推移、技術破壁皆是外因，唯有不斷反思、調整、重塑，方可基業長青。未來40年，中國律師業將探尋更高品質的發展，在時代洪流中完成自我的升級與迭代，在全球的目光中邁向卓越。

命運在天，選擇在己；不念過往，不畏將來。2020，律界競技場風雲激盪，你準備好了嗎？

閱讀更多 智合 的文章

關鍵字: 美好，一直在身邊 中小企業健康之道 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