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護士正在調整自己的護目鏡
本文為英文的中譯文，譯者為小薩老師。原文鏈接見評論區。
武漢，2020 年 2 月，夜。張笑春把車停到路邊。
她快崩潰了。
她是一位醫生，已經連續多天在抗疫最一線工作。她的雙親都染上了新冠肺炎，她的很多同事也是。確診和死亡人數一直在攀升（指 2 月中旬的情況）。
忙於救治病人的張笑春一直沒顧上自己的女兒。她 9 歲的孩子獨自在家擔驚受怕。
張笑春剛剛給女兒打了電話，但電話那頭無應答。
張醫生的眼睛噙滿淚水，但無力哭泣。
“我的眼淚流不出來。”
在 2 月 18 日的一次採訪中，張醫生如是說。
在全球許多國家，醫護工作者們都在接近極限。
缺物資，缺睡眠，她/他們在對抗一種沒人完全瞭解的病毒。更加重壓力的是，他們在診斷病例和照顧病患時，自己也在冒著生命危險。而他們配偶，孩子，近親的健康，也在遭受威脅。
伴隨著新冠肺炎病毒開始更多地在中國以外，而不是中國內部，快速蔓延，醫護人員的身心健康成了其他國家需要越來越多面對的問題。
根據官方數據，在中國，超過 3,000 位醫護工作者被感染， 至少 22 名已離世。至於有多少醫護工作者的親屬病了，這個數據尚不明確。
中國的醫生護士輪一次班，普遍都是 10 小時以上。他們中的許多都在輪班期間一直穿著防化服，不吃，不喝，不上廁所。脫掉防化服去吃飯或去廁所，會增加感染風險。醫護工作者們正在尋求心理諮詢來對抗工作壓力。
2 月 6 日，武漢，正在照顧病人的醫護工作者。
全球的傳染病專業醫護工作者都接受過“高傳染性疾病處理”的訓練。他們都知道這種工作環境的風險。
有些醫院找不到足夠願意承受這樣的風險醫生護士。
在韓國，疫情中，一些護士和護工在家人的懇求下從醫院離職。面對醫療物資短缺的伊朗，又目睹自己的衛生部副部長（是位外科醫生）患上新冠肺炎。
中國的醫護工作者們表示，現在的狀況已經比疫情爆發初期改善很多。約有 4.2 萬醫護工作者馳援武漢和湖北其他其他城市，這其中包括約 4000 位軍醫。
武漢有 5.3 萬床位，分佈在各大醫院和臨時搭建起來的隔離設施裡。根據官方在 2 月 20 日的簡報，中國計劃再為疫區增加 1.7 萬個床位。
伴隨著傳染率的下降，發熱門診前的長隊和病房內的病人數量在減少。不過，湖北每天還是有 100 個左右的新增確診病例。據中國媒體現場報道，在一個由展覽廳臨時改建的醫院裡，只有一臺 CT 掃描儀。
2 月 20 日，太原武宿機場，一名援鄂醫療隊的隊員正在親吻和辭別自己的兒子
劉帆，一位 59 歲的武漢武昌醫院護士，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離世，雖然她並不在發熱門診工作。這家抗疫最一線的醫院在微博上公佈了這條噩耗。
幾天前，劉帆的父母剛剛被病毒帶走了生命。在劉帆離世那天，她的哥哥，一位電影導演，也離開了人世。
劉智明醫生
在疫情爆發的早期，劉智明，武昌醫院 51 歲的神經外科主任醫師，曾告誡同事過度工作的風險。他擔心大家的免疫系統會衰弱。
在 1 月 24 日，胸腔掃描顯示劉智明的體內有嚴重感染。他後來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
躺在加護病房裡，劉醫生依舊堅持打電話詢問病人的病情。與此同時，他的同事則越來越擔憂（他的病情）。
“我很擔心我什麼也做不了了。”
“如果我得的是其他病，我一定會繼續與你們共同對抗疫情。”
一篇媒體報道里引用了劉醫生給同事發的這兩條信息。
蔡利萍，劉醫生的妻子，是另一家醫院的護士長。她懇求劉醫生讓她去探病。但劉醫生連續幾次都拒絕了。於是蔡利萍只好讓丈夫每天下午兩點給她打電話報平安。
她叮囑丈夫要堅持吸氧，不要憂心。
2 月 18 日，劉智明醫生走了。
一位同事抽泣著說：“我們真的很想送送他，但手頭的病人太多了。”
最重的擔子有很多都開始落到了年輕醫生和護士的肩上。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更強大，因此他們被看成是更適合在這些高風險環境中工作。
一位叫彭銀華的醫生走了，年僅 29 歲。他生前在呼吸重症科工作。為了抗疫，他推遲了婚禮。他的妻子懷有身孕。
憂心 9 歲女兒和染病父母的張笑春醫生比大部分醫生，都更有抗疫經驗。
作為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有 3300 張床位）的放射科醫生，她參與了 2003 年的非典抗疫和 2008 年的四川地震救災。
2019 年 12 月 31 日，張醫生正享受新年假期的第一天，她打算和女兒及爸媽一起回他們的內蒙古老家。那天早上，她的上級來電，要求她返院參加一個緊急會議。
中南醫院收治的兩個病人染上了一種肺病，有點像 SARS 。院裡的同事在傳，有一種迷一樣的病席捲了城裡的一個海鮮市場。
會上，院領導發佈了新版指南，指導大家在工作區消毒，開窗通風，在特定區域穿戴護目鏡和其他保護措施。
張醫生的兩位同事把兩位病人的 X 光片拿給她看，尋求張醫生的判斷。張醫生對 X 光片上的影像感到擔憂。她告誡同事，如果病毒已能從動物傳給人，那能人傳人的概率就很高。
她還對院領導表達了自己對又一次傳染病的擔憂，但有些人認為她過度擔心。
由於醫院物資短缺，張醫生開始用薄紗自制口罩給自己的父母和女兒，她在 SARS 期間學過如何自制口罩。面對疫情，她的家庭取消了旅程。
2 月 18 日，工作中的張笑春醫生。
幾天後，該院一位影像科的醫技人員發現自己被感染了。
病人不斷湧入醫院。幾十位中南醫院和武漢其他醫院的醫護人員也被感染。
大多數時候，張醫生都在檢查胸腔 X 光片，這項工作風險較小。有些時候，張醫生也會穿起防化服，上最一線照顧病人。
因為擔心自己會把病毒帶回下，也因為工作強度實在太大，張醫生開始在醫院的一條沙發上過夜。她很少有時間吃飯和洗澡。
她以為父母可以照顧好她女兒。她丈夫在幾百公里外的城市工作，由於武漢封城，無法回家照顧女兒。
那時，張醫生 69 歲的母親說自己身體不適。張醫生說服母親去做新冠病毒檢測。在醫院外，張醫生很久以來第一次見到了母親，她確保母親做好了防護措施再進醫院。
張醫生父母的核酸檢測都呈陰性，但這項檢測的精確度並不是最高，常會報假陰性。
她父母的 CT 掃描結果是陽性。
“當我看到他們的胸片，我的心沉了下去。” 張醫生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
她的父親起初還不太願意去做檢測，但最終檢測結果顯示，他的感染程度比他老伴的還要嚴重，雖然他當時並無明顯症狀。
全家人一直最擔心的都是張醫生的女兒——家裡最小的成員。
張醫生不敢為自己的女兒做檢測，直到這位小朋友自告奮勇。
“測我吧，沒事的。” 小朋友說。
小朋友的肺部檢測結果正常。
2 月 9 日，武漢一家社區醫院，一位夜班待命的醫務工作者
不過，張醫生還是面臨著危機。他的丈夫離家在外，父母雙雙染病，她自己需要值守在崗位。她女兒的學校停課，沒有人可以照顧這個孩子。
張醫生把女兒安置在了家中客廳，教她如何照顧自己，如何避免接觸染病的外公外婆——二老則在另外的房間分別自我隔離。
這個 9 歲的孩子學會了如何加熱罐裝的粥，然後把粥分別放在外公和外婆的房門口。
張醫生父母的情況不斷惡化。她艱難地幫父母尋找床位。但床位很緊張，核酸檢測呈陰性的病人很難獲得床位。
張醫生求助同事，拿到了一些藥，包括用於治療艾滋病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有研究人員正在測試這種藥治療新冠肺炎的效果。這些藥給張醫生的父母帶去了副作用，比如噁心想嘔吐。
後來，10 張為中南醫院工作人員家屬設置的床位開放了——床位在一座空蕩的待拆遷建築物裡。張醫生趕忙去為床位排號，她的同事也去幫她留住床位。
這棟臨時被改建的建築，在之前設計時並不作為醫療用途。但能讓父母有兩個床位，張醫生已經鬆了一口氣。雖然已經沒有床位了，但還是有很多人聚在臨時床位區入口處，渴望得到一個床位。
有些人緊按著腹部，有些人抱著自己的頭，還有些人咳個不停。這個畫面讓張醫生心碎。離開混亂的局面，她突然想起自己的女兒。她把車停在路邊，給女兒打電話。她的心中充滿了愧疚和絕望。
過了一會，張醫生才讓自己冷靜下來。“如果我不能振作起來，我的家庭就要遭災了。” 她告訴自己。
2 月 8 日，武漢，正在查床的醫護工作者
到家後，張醫生推開門，卻看到室內漆黑一片。
恐慌中，她喊女兒的名字。一個微弱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她女兒從睡夢中被吵醒。她一直都很餓，除了躺著或睡覺，沒有精力做其他事。
女兒吃著媽媽帶回來的飯，祈求不要再過這樣的日子。她問媽媽，為什麼總是要待在醫院。
“一個人在家，我很害怕。” 張醫生的女兒對她說。
張醫生很難過，但盡力哄她女兒。“你需要（學著）成長。如果你不成長，媽媽會更擔心。” 張醫生對女兒說。
最終，女兒對張醫生說：“媽媽很堅強，我也會堅強。” 雖然，女兒還是說自己會害怕。
張醫生整晚都摟著女兒，陪女兒在床上看卡通片。
女兒的話讓張醫生明白，自己需要想辦法讓她丈夫回來幫忙。兩人申請了返漢特殊許可。兩天後，許可申請通過了。她丈夫開了 14 小時的車回到了武漢。
2 月 3 日，張醫生在她的社交媒體賬號上呼籲使用 X 光來檢測新冠肺炎，而不是依賴核酸檢測。她還發出警示：1）家庭成員有可能互相傳染，2）要用旅館和學校宿舍來隔離疑似病例。
一天後，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在新冠肺炎診斷中加入了胸片檢測。幾天後，1.3 萬疑似病例因為這個調整，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這個改變意味著更多的病人能獲得更好的治療——得到床位，進入隔離病區。
朋友們給張醫生髮來了這些好消息。
張醫生擔心 CT 掃描儀不夠用。她打電話找到了能生產便攜 CT 掃描儀的廠商。她與同事們一起，為醫院採購充足的設備，招募足夠多的醫技人員。
3 月 1 日，武漢，一座體育館被改成了臨時醫院
對於張醫生來說，疫情爆發期感覺還沒結束。她的醫院管理著 3 個新冠肺炎院區，有 5400 張床位。
在主院區，中南醫院院方又增加了 2000 個床位。張醫生和同事們的辦公室被改造成了病房。醫護人員們搬去了附近的旅館工作，並在那裡吃住。
張醫生的判斷是，要治癒院裡所有病患，他們還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此時放鬆警惕，疫情就會捲土重來。
一天晚上，張醫生帶著十幾個給同事的餐盒回到旅館。她覺得自己的背斷成了兩半。她開始一直咳嗽。
在大堂，旅館的安保人員給張醫生測溫，並讓她填寫進入旅館的時間。張醫生已經徹底沒有了時間概念。
“我很好。” 在安保人員為張醫生的前額測溫時，她這樣說。
測溫結果一切正常。
“如果我們倒下了，病人們怎麼辦？” 她說。
語畢，張醫生漸漸走遠。
本文翻譯自華爾街日報 (WSJ) 今天凌晨的一篇報道。
這是該報少見地正面報道中國的一篇文章。WSJ 刊發這篇報道的動機，我作為譯者無法評論，也沒必要評論。我翻譯這篇文章，是因為裡面有很多中國醫生護士的故事打動了我。
感謝大家的閱讀。
閱讀更多 學霸山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