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學語文課本里，有一篇文章《中國石拱橋》，作者茅以升，他是中國現代橋樑的奠基人，主持建造了錢塘江大橋、武漢長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等，也被譽為“一代橋魂”，”中國橋樑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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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以升，1896年出生在江蘇鎮江，一書香世家。現在一說鎮江，總會想起遠近聞名的香醋，開個玩笑。
茅以升祖父茅謙，是清朝舉人，曾參加“公車上書”——即康有為發全國一千三百名舉人聯名向朝廷上書，主張拒和、遷都、變法。茅謙曾任河南省知縣，興學，辦報，也是開明人士。
茅以升，是茅謙長子茅乃登的二子。他出生時，正逢清政府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之時，於是茅謙為孫子取名“以升”，期冀國家“昇平”；取字“唐臣”，意為炎黃子孫。
茅以升，從小聰慧，三歲隨母識字。他的啟蒙老師，是柳詒徵。這位柳先生，一般人不太瞭解，得需二班的人明示。陳寅恪的好友吳宓，在《空軒詩話》中，將這位柳先生與梁啟超相比——
近以吾國學者人師，可與梁任公聯鏢並駕，而其治學方法亦相類似厥惟丹徒柳翼謀先生詒徵……
名師出高徒，在柳先生的薰陶下，茅以升喜歡上了文史，但他上的大學卻是唐山路礦學堂（以下簡稱”唐校“），一聽就是工科院校。
1916年，清華招考十名留美研究生，茅以升即是其中之一。茅以升來到康奈爾大學，成為胡適、趙元任的學弟。22歲的他，也是全校最年輕的研究生。他選擇了橋樑專業，也成為康奈爾大學專攻橋樑專業的第一批中國人。
茅以升在拿到碩士學位後，導師又介紹他在匹茲堡橋樑公司實習。在那裡，他不僅積累了實踐經驗，更體會到了美國人的實踐精神和務實作風。
1919年，茅以升發表的博士論文，廣愛好評，康奈爾大學授與他一枚“菲梯士“金質獎章。次年，他24歲，學成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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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4年，茅以升在唐校讀書時，奉父母之命，即與戴傳蕙結婚。
結婚時，茅以升送給戴傳惠一本書，沈復的《浮生六記》，真是別出心裁，好浪漫啊。當然，這也是希翼自己的婚姻，能像作者與芸娘一樣，相依相伴，幸福有加。
戴傳蕙，也是鎮江人，與茅以升同鄉，只是從小家住揚州。她的祖父戴祝堯，是一位耿直不苟流俗的“寒士”，文學和書法名重一時。戴傳蕙幼承家學，喜歡讀書寫字。很巧的是，她的三嬸，正是茅以升的姨媽。經這位三嬸牽線，兩人訂下婚約。
戴傳蕙氣質優雅，面容圓潤甜美，茅以升一見，就心生歡喜。
兩人恩愛有加，育有二子四女，共六個孩子。
戰亂歲月裡，從1929年到1949年的二十年間，她帶著兒女，跟隨丈夫，四海為家，搬動數次，從唐山、南京、北平、天津、杭州、桂林、貴州、重慶、又到上海。尤其1937年在桂林，帶著兒女逃難的她，遭遇日機轟炸，躲在城牆根下，差點丟掉性命……
這一路漂泊，兒女們的學習、教育，一家人的柴米油鹽、吃喝拉撒，統統由她一人操持。可以說，夫君忙事業，戴傳蕙就是他最得力的賢內助，為他解除一切後顧之憂。
03
最令戴傳蕙揪心的，還是夫君成為建造錢塘江大橋的總指揮後。
茅以升先是在高校當老師，後在1933年，辭去教席，開始建造錢塘江大橋。
建橋的過程，可以說險象環生。茅以升打破傳統的造橋法，採用”上下並進，一氣呵成“的辦法，為確保工期，要求基礎 、橋墩與鋼樑同時動工。俗話說，外人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用北大前校長周培源的話來說，在建橋過程中，他克服了八十多個難題……
而戴傳蕙，作為妻子，只想夫君安心教書，一家人平平安安，比什麼都好。可丈夫學以致用，為國家造橋，她只能接受。但她時時、日日、夜夜，為夫君的人身安全，牽腸掛肚，長期憂慮失眠，導致精神分裂。
人逢喜事精神爽，說來奇怪，錢塘江大橋通車的消息傳來，戴傳蕙的病，居然好了。
長女茅於美，直言：母親的病，是與父親的命運緊緊相連的。是啊，兩人同心，其利斷金；心病還需心藥治，以丈夫的事業為重，這也是她為之能夠奉獻的一切。
1948年，民國政府中研院，評選出81名首屆院士，茅以升是其中之一。
可以說，這位橋樑之父，事業高歌，婚姻幸福，也是人生贏家了。
04
1949年，世事變換，政權更迭。茅以升一家，留在大陸。1950年，全國掀起“忠誠老實”運動，要求每個人向組織坦白自己的歷史。
此時的茅以升，最大的心病，就是在1946年，經人介紹，在上海結識了21歲的權桂雲。一見之下，50歲的大叔，就被這位外表秀美、身材嬌小的女子，吸引住了。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出美女，這位權姑娘，就是蘇州人。父親曾任警察局局長，後來因病很早去世；母親靠著幫人做針線，撫養五個女兒，日子艱難。
權姑娘，是家中的老四，雖然文化不高，但性格柔順，善解人意。儘管與大叔年齡，相差懸殊，甚至比茅以升的長子茅于越，還要小十歲。但兩人，還是同居了，並育有一女茅玉麟。
此時的戴傳蕙，正在南京，操持著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她從來不曾想過，與她恩愛的夫君，會背叛她，與另一女子同居，並生有孩子。
當然，大叔茅以升，自然做到“家庭內外，兩不誤”，妻子兒女，全然不知；外室不爭不搶，不提過分要求。可謂，外面彩旗飄飄，家裡紅旗不倒。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這場“忠誠老實”運動，終於讓他的“資產階級生活”曝光了。
茅以升與權桂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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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解放後，茅以升曾提出，讓權桂雲離開他。畢竟新社會，只允許一夫一妻。當時只有24歲的權桂雲，完全可以另嫁他人，再尋歸宿。但權桂雲，終是不肯離開這個脾氣好、會體貼人的大叔。
當茅以升對著妻子，和盤托出他與權桂雲一事時，此時的戴傳蕙，如若木雞，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曾經，她對著親朋好友，開著玩笑說：“茅以升，這個人，從來就是老實本份，根本不會花花腸子；做他妻子的最大好處，便是你永遠都不用擔心他會沾花惹草……”
話音猶在，卻被打臉，她無話可說，也不知該說些什麼。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眼前這個最親的枕邊人，也是傷她最深最狠的那個人，夫復何言？
妻子知道一切後，兒女自然也會知道，他們都對父親的行徑表示不滿。母親為操持整個家庭，付出了多少心力？而身為丈夫的你，所作所為，簡直難以言說；在親朋好友面前，你又如何挺直腰桿？太自私了吧，何曾考慮妻兒老小的臉面？此時的茅大師，如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茅以升與幼女茅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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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到來，令戴傳蕙簡直如坐針氈。茅以升被掛上“反動學術權威”和婚內出軌等各種黑牌子，進行批鬥。作為妻子的她，每天總要擔心，一早離家的夫君，晚上是否還能平安歸來？
日夜擔憂的生活，時刻激盪著戴傳蕙敏感的心靈。在1967年1月12日晚，紅衛兵抄鄰居一家。震耳的敲門聲，讓戴傳蕙深受驚嚇，脆弱的心臟，終究難抵腥風血雨的長夜，她離開了人世。
茅以升淚如雨下，對妻子有愧的他，寫下的輓聯——
一世操勞，半生憂悴，負卿曷極；滿門遺愛，萬里留芳，惠我何多。
為悼念妻子，茅以升把婚後妻子給自己的信，編集成冊，題簽為《蕙君遺墨》；並在七十歲時，又寫下十萬字的《蕙君年譜》，評價妻子“外寧內憂，似福多難”。
1974年，次子茅於潤的女兒出生，茅以升為小孫女取名“茅為蕙”，這個“蕙”，就是為紀念妻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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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過世一年後，茅以升決定將權桂雲與小女，接至家中同住。此時的兒女們，還在喪母的悲痛當中。而父親這個令人吃驚的決定，絲毫沒有顧及兒女的情感，也令他們心碎。反對聲中，父親固執己見，與嬌妻愛女的三口之家，倒是其樂融融。
實在為母親感到不平，相對而言，兒女們都對父親，有了怨言。
1972年，長子茅于越，回國探親。他是母親一手帶大的，感情深厚。母親故去，未能再看一眼。如今，他也不願再看見權桂雲及其女兒，於是住在賓館，拒絕回家。
年近八十的茅以升，只能去賓館看望自己想念已久的長子。但兒子內心，總是怨恨父親對母親在感情上的不忠，不願與其多言。
老爸茅以升，也是悔恨交加，恨不得將一切翻篇，重新再來。只是，覆水難收，為之已晚。他內心深知，他再也得不到長子一聲尊敬的稱呼了。
1975年，權桂雲也因抑鬱症身亡，年僅50歲，知天命的年紀。自始至終，她都沒有得到茅家子女的認可與理解。一切都有原則，一切都有底線，如果有來生，她是否後悔介入別人的婚姻？是否後悔奪走別人的夫君。當然，更大的責任在於男主。
晚年的茅以升，總結自己的一生，不勝感慨——
人生一征途耳，其長百年，我已走過十之七八。回首前塵，歷歷在目，崎嶇多於平坦，忽深谷，忽洪濤，幸賴橋樑以渡。橋名何歟？曰奮鬥。
茅老的一生，在事業上博聞強記，持之以恆；但終究在婚姻上，他有很大的過錯，讓妻子心痛，更讓兒女淚目。終究，他的家庭煩惱，影響到他的正常工作與生活，以致發出“滿腹經綸，一事無成”的慨嘆。
生命就是一系列選擇的過程，人生有舍才有得；每一個選擇的背後，都有價值與代價；而關鍵是要知道，如何去承受自己選擇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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