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一般的印象裡，明代宦官簡直是“十惡不赦”的代名詞，他們蠱惑聖聰，專權亂政，魚肉百姓，無惡不作。可是，筆者在查閱史料的時候，卻突然發現，明代的宦官們，似乎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
現在就讓小生帶大家走近，明代宦官被人忽視的“另一面”
一、明代宦官的權力十分有限
而在進入正題前，小生必須先糾正一個延續已久的謬論——明朝宦官可以一手遮天，無所顧忌。實際上，這種偏見是完全沒有史料依據的。
小生在其他文章中已經提到過，明朝的政治本質上是一種“上下相維”的政治——上到皇帝，下到司禮監，再到外廷大臣，無論你是誰，都處在層層的制約之下，無法肆意妄行。
就以皇帝而言，皇帝發下的詔旨，需要內閣的草擬，給事中的審核，如果“事有未當”，內閣可以“封還詔旨”，各科給事中可以“封還執奏”；在人事權方面，內而內閣，外而六部長官，其人選皆由“廷推”，皇帝的選擇權十分有限。據利瑪竇所說，明後期皇帝甚至無權“加任何人的官或增加對任何人的賜錢，或增大其權力，除非根據某個大臣的要求這樣做”。
而以外廷大臣而言呢，他們的背後則有著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挑刺兒集團”——十三道監察御史。這些監察御史以“風力”作為他們的最高行事標準，並可以隨時“風聞言事”，任何貪汙亂政的行為，在他們的面前，可謂是無所遁形。
那麼宦官呢？當然同樣如此。因為在明代，任何上行章奏都需要內閣“票擬”，任何下行詔旨都需要內閣撰寫，所以司禮監一般情況下，是根本沒辦法無視內閣的意見，擅自發佈政令的（因為詔旨撰寫權根本不在他們手裡），也沒法對內閣所票擬的意見，做出任何實質上的更改。請看劉若愚《酌中志》中的一條記載：
每日奏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眾太監分批，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間有偏旁偶訛者，亦不妨略為改正。
很明顯，太監批紅的原則實際上是“遵照閣中票來字樣”，而並不能對票擬的主要內容有所去取，他們所能“改正”的，則僅僅是“偏旁偶訛”而已。
那麼，很多小夥伴們可能要問了，為什麼在王振、劉瑾、魏忠賢時期，宦官的氣焰卻如此燻灼呢？小生以為，根本原因，其實在於
外廷的合作。請看下邊一條“劉瑾亂政的”記載：
自逆瑾用事，文臣裁抑至甚，內官、武弁縱橫而行。瑾等數人，皆贈父祖為都督、都指揮，母為夫人，造墳祭葬。該部不敢執，科道不敢言。其誥命、祭文，皆內閣所撰。議者以當時內閣諸公，結黨亂政之罪不可掩也。
很明顯，即使在所謂“劉瑾亂政”時期，宦官也沒有奪走專屬於內閣的草詔權，所有的詔旨依舊是內閣起草的，劉瑾只是經常對內閣成員進行囑託、吩咐而已。如此，也無怪乎《繼世紀聞》作者要感嘆 “當時內閣諸公，結黨亂政之罪不可掩也。”了。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沒有內閣大佬的合作，劉瑾是根本掀不起什麼風浪的。大家不要為小生這種想法而驚訝，明代何良俊就是如此認為的：
震澤長語云，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為觀望，本至閣下，必先與商量，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為之。有事體重大者，令堂候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恣肆，若當時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
說完了劉瑾，我們再說說魏忠賢。
在大家的印象中，在魏忠賢專政時期，明代大臣可謂是“奴性到了極點”，內閣大臣就是形同虛設，明代所有的制度全部敗壞了。但是，小生髮現劉若愚《酌中志》卻是這麼說的：
（魏忠賢的）一切削奪勒限追贓諸嚴旨皆內閣顧秉謙等票擬，非中旨，見有閣中底簿，中書官可證也。
也就是說，魏忠賢和劉瑾一樣，也僅僅是囑託者，指使者，最重要的“票擬權”“擬旨權”依然牢牢掌握在內閣手中。換句話說，如果內閣首輔顧秉謙不合作，魏忠賢其實也無如之何。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明代所謂的“宦官專權”，實際上是宦官在皇帝的默許下，拉攏了一部分的大臣，組成一個短暫的“文臣宦官聯盟” ，從而“結黨亂政”的過程。也正因為如此，明代的“宦官專權”普遍時間都很短——王振6年，劉瑾4年，魏忠賢3年。他們所做的事情，也和唐朝宦官（擁立憲、穆、文、武、宣、懿、僖、昭八帝）與漢朝宦官（誅殺外戚，掌握兵權、子弟擔任郡守）不在一個檔次上。
二、王振與劉瑾的另一面
接下來，小夥伴們可能要問了，為什麼像王振、劉瑾、魏忠賢這種宦官，居然能夠吸引到一部分文官支持呢？以往的解釋，往往是文官軟骨頭，宦官有皇權支持等等。但是，小生搜索史料時卻發現，像王振劉瑾之類的人，他們本身的品格、理念和措施，也確實能夠吸引一些文官追隨者。
首先，我們來看看王振。
何良俊《四有齋叢說》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雲：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為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英廟進言於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致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許之，覆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為此，可嘆也。
也就是說，王振的性格里的一部分，是受到了明代士大夫的很大影響的，否則也不會做出這件“抑止遊幸”的事情來，以至於讓何良俊發出了“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為此，可嘆也。”的感嘆。
至於劉瑾，我們稍檢史料就可知，他的所作所為，似乎和我們一般印象中“只為貨財”的宦官，有很大的距離：劉瑾似乎喜歡做一些，那些專門以貪財納賄為生活目標的太監，所絕對不用管的事情。
比如陳洪謨《繼世紀聞》記載：逆瑾性極貪殘，而假竊大義，沮抑同列。馬永成欲升百戶邵琪，已得旨，瑾力拒以為不可，爭於上前。
劉瑾你是怎麼了，居然學起了明代士大夫的傳統藝能——“爭於上前”？
又比如：“逆瑾以富國為名，每欲巧取橫斂，且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詿誤者，輒揑旨以姑免提問為名，各罰米粟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心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坐此破家者甚眾。”
哎呀劉瑾，我說你一個宦官，怎麼這麼關心“富國”“邊儲”了呢？
還有下面這事：
未幾，劉宇入閣，以彩代之。彩嘗勸瑾：“今天下諸司官有饋送公禮物者，非取於官庫，則斂於小民，取怨貽患，所當知之。”瑾大開納，遂禁察饋遺者。適山東巡按御史胡節回，斂饋未至，瑾偵知之，摭下錦衣獄捶死。少監李查、侍郎張鸞、指揮趙良差往福建回，斂銀二萬饋於瑾。瑾收其銀於承運庫，李查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鸞以不知斂銀，令致仕。
看到這裡，小生不禁要問劉瑾一句了，你這何苦呢？你不是一個“貪贓枉法”的大太監嗎，人家送你錢你還不樂意了？啊，對了，也許你是覺得這樣可以收穫名聲，所以禁止明面上的賄賂，實際上依然偷偷收？可是陳洪謨又說了：
其銀兩因饋送得罪者甚多，剝削之弊，一時少息。
而且不僅如此：
彩又言於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騙財壞事。”瑾遂逐去之。其他救正頗多，衣冠之禍亦為少減。
也就是說，我們的劉瑾大宦官，是真真正正，想過要做我大明的“反腐急先鋒”的！
然而，劉瑾不僅想當大明的“反腐急先鋒”，而且是真正想對明朝的某些他所認為“弊政”，進行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
這些改革包括：
1、 劉瑾認為明朝祖訓“文臣無祭葬例”，因而將文臣祭典一律裁革。
2、 劉瑾認為《正德明會典》是破壞祖宗舊制，“妄增新例”，因而“毀其書，悉追奪各官陛職”。
3、 劉瑾認為巡撫官不是明朝祖制，因而全部撤回。
4、 劉瑾認為當時“京邊年例銀”不是明朝祖制，且靡費財政，因而“慨然修舉屯田”，試圖恢復明朝初年衛所屯田兵食自足的盛況。
對於第四點，陳洪謨特地發了一番議論：
使顧尚書當劉瑾查例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淇其不免矣。
可見他對劉瑾沒能查清“年例銀”的真正根源感到十分的惋惜。
我們必須承認，劉瑾、王振確實做了不少壞事，但仔細觀察他們的事蹟和性格特點，我們就可以發現，他倆其實都受到了當時士大夫文化的一定影響，因而具有了一些明代士大夫的責任感。這為他們爭取一部分士大夫的支持，奠定了感情上的基礎。
三、明代的“硬骨頭“宦官們
最後，如果我們把目光從劉瑾、王振、魏忠賢身上移開，便更可以發現，明代深受士大夫文化影響的太監，實際上俯拾即是。
如成化朝的“硬骨頭”懷恩：
成化時，林俊彈劾當時的“妖僧”李繼曉，憲宗發怒想要處罰他，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諫諍，說：“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
奴不敢奉詔。”憲宗大怒，說：“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知宮中事？”於是掄起筆硯擲向懷恩，沒有打中。懷恩見此，立刻脫帽解帶，伏地號泣說：“奴不能復事爺爺矣。”憲宗聽罷，將懷恩趕出宮門。懷恩到東華門的時候，派人對詔獄看守說：“若等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然後便回家稱病不起。憲宗氣消之後，對懷恩：“命醫治疾，屢使勞問”，林俊也逃過一劫。
這懷恩真的是宦官嗎？簡直活脫脫一“臭脾氣”大明文臣啊！
又如鄭曉在《今言》裡，記錄了不少宦官保全文臣的事例：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治黨羽，長沙欲逮內閣曹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為日後計。”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因言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晉溪，司禮曰：“萬歲今才年十五，王天官班左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欲逮新都，司禮亦不肯。
又如隆慶時的乾清宮管事太監李芳，“曾以上書直諫下獄，與海剛峰先生諱瑞諡忠介者同事”。
又比如萬曆時的秉筆太監陳矩，不僅喜好讀丘濬的《大學衍義補》，一生對其愛不釋手，而且也頗有一番菩薩心腸：
撫司刑部所監詿誤諸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生無知入井為念，多方曲存培養聖德，遇事即諫草多不存。是以潛移默化，外廷不盡知也。 ——劉若愚《酌中志》
又如萬曆時有一掌印太監張宏，在他去世後，神宗皇帝曾對其發出如此感嘆：我常想張宏，好個老兒，每見我遣罰一個諫官，即叩頭流涕，善言寬解，我亦為他息怒，何等忠愛。
還有萬曆期間，所謂“臭名昭著”的礦稅太監孫隆，在劉若愚《酌中志》的記載裡，也頗為賢德：
隆在蘇杭日久，又以暇日重修西湖蘇堤，從容儒雅，蓋事辦而民不擾，大得東南民心，至今思之未艾也。
總而言之，明代宦官固然有種種不是，但他們很多人的品格和事蹟，相對於文臣而言，可以說毫不遜色。無奈文官對“刑餘之人”有著種種不恰當的偏見，讓他們很多人的善舉都隱沒了。方誌遠在《從事必躬親到垂拱而治——論明代國家政治體制的演變》一文中，把司禮監看作是“皇帝越軌行為的第一道防線”，可以說是鑿鑿有據的：今且試看懷恩、李芳、陳矩、張宏的事蹟，他們和當時敢於直諫、氣節凜然的士大夫，又有什麼區別？清代前期的張廷玉之流無論已，就連後期的所謂“中興名臣”曾剃頭等人，要說氣節與個性，又豈能與這些“刀鋸之餘”相提並論！
參考文獻：
1、 劉若愚：《酌中志》
2、 鄭曉：《今言》
3、 陳洪謨：《繼世紀聞》
4、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
5、 方誌遠：《從事必躬親到垂拱而治——論明代國家政治體制的演變》
6、 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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