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12年前，提交給羅斯福總統的《關於向中國派出教育使團的備忘錄》，這份對中國近代歷史和文化影響如此巨大的文件（如果不是最大的話），直到2010年，才由翟玉忠和陸壽筠二位先生合作，全文翻譯成中文。到底是哪些人在刻意隱藏這份文件？他們為何要隱藏？還要隱藏多久？諸多學人該動動他們奴化已久的腦子，認真想想這個問題了，這才是真正的“陰謀”。否則，中國知識界永遠無法徹底擺脫精神殖民的境地！本文收入翟玉忠：《中國商道——中國商人的長生久富之道》（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原題：《詹姆士備忘錄——用學術思想為美國商貿開闢道路》。
學術成為一個國家的商業和政治工具，這在二十世紀以前的人類歷史中極其罕見。只有在二十世紀以後，學術才成為美國攫取中國核心利益的超級戰略武器。用美國著名教育家、伊利諾大學校長埃德蒙·詹姆士（EdmundJ. James，1855~1925年）的話說：“道義精神上的主宰比軍旗更必然地為商貿開闢道路。”
這句話源於1906年初，詹姆士向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交的《關於向中國派出教育使團的備忘錄》。該備忘錄開始只在私下流傳，1907年被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年)收錄在《今日的中國與美國》一書。
實際上，詹姆士備忘錄代表了當時美國朝野許多人的共同主張，即以學術思想為戰略工具一勞永逸地征服中國。正是在該備忘錄精神的指引下，美國政府（也包括其他西方國家）立刻行動起來，先是用庚子賠款的退款招收中國留學生，後來建立了“由美國移植到中國來了的大學校”（羅素語）清華大學，又在諸多西式大學的基礎上創建各種專業學會和各類學術刊物，通過消滅中國本土學術生存的制度基礎，達到全面控制中國精英精神的目的——今天西方強國近乎完全實現了在道義精神上征服中國的宏大戰略構想。
具有表現為，對於1908年美國國會決定用庚子賠款的一部分“幫助”中國興辦教育，即史稱的“退款興學”，有些中國知識分子認為它既對中國有好處，也對美國有好處，所以不能稱之為文化侵略；另一些知識分子則為美國人的善舉感激涕零。比如詩人流沙河就為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山西基金會”，改革開放後仍為山西每年捐款20萬美元感動得大哭了起來，並由此斷言：“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流沙河：《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網址：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711/1130_23_316832.shtml，訪問日期：2011年1月27日）
再比如，《二十一世紀》網絡版二○○七年十一月號（總第68期，網址：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707045.htm，訪問日期：2010年2月20日）一位中國學者發文為詹姆士備忘錄辯解說：“很久以來，不少人把這份備忘錄，看成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的證據。我想，應該把它看成是一個美國學者向他的國家的進言，為其國家服務。說西方對中國進行文化侵略或文化擴張，要從歷史的角度來具體分析。當時西方要拿什麼樣的文化向中國搞擴張呢？是愛因斯坦的物理學？是莎士比亞的戲劇？是平等自由的思想？是民主政治的觀念？這些不是我們要吸取的嗎！”
中國需要愛因斯坦的物理學，也不妨欣賞莎士比亞戲劇，更不妨瞭解一下自由民主思想（它適不適用於現實是另一回事），但這一切都不能以犧牲中國本土學術思想為代價。我們的本土學術是先賢對數千年曆史經驗的理論總結，失去了這一學術土壤，如何因革損益產生真正的“中國學術”？最多隻有“在中國的西方學術”！今天，中國本土學術已經全都成了西方學術的研究材料，我們除了“吸取”之外還能做些什麼呢？即使所謂的比較研究，也要按“西是中非”的既定標準進行，不敢越雷池一步。
2010年底，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一位老師找筆者聊天，他說建立中國自己的學術體系太重要了。我說你的這個想法從何而來。他答：自己的單位與商務部有個培訓外國專家（還有軍人）的項目，作為老師，他突然發現自己沒有什麼可教人家的，因為中國所有的科目都來自外國，根本不能用來教人家。好在外國人來中國留學一般是為了方便學漢語，同時更多瞭解中國現實。
脫下了西學的好看新裝，中國學術還剩下什麼——所有這一切都來自美國用學術征服中國的戰略——他們知道，這是最廉價，反抗最小，也是長期內最有效的殖民方式。在留下慈善之名的同時，可以作到不戰而屈人之兵。
事實上，當時美國朝野推動用庚子賠款讓中國青年來美留學，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美國長期的商業和政治利益，根本不是為了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他們要以學術手段，使中國美國化，使中國變成美國無形的殖民地，進而“贏得整個帝國”。
１905年，由於美國長期奉行種族主義的排華政策，中國商人和愛國人士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抵制美貨運動。1905年6月，上海商務總會召集會議，作出了“不用米國（即美國——筆者注）貨、不定購米國貨”的決定。一時間，全國各地各界人士紛紛響應。此舉使美國在華商業受到巨大的打擊，據當時的《時報》載：“自抵制美約之風潮起，花旗（即美國）麵粉大為滯銷。”而連年虧損的上海各織布廠卻“生意之佳，為往年所未有，實因各處相戒不用美貨，是以本布銷場，頓形暢旺”。
由是美國朝野進一步認識到了精神上控制中國的重要性。時任美國駐華公使，通曉中文和藏文的漢學家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向羅斯福總統建議：以退還庚子賠款的形式平息中國人的憤怒，同時用這些錢供中國政府派遣學生赴美留學之用。
柔克義是中國通，在同受過美國教育的清政府官員的接觸中，他意識到這些人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完全符合美國戰略利益。早在1905年初，他就在寫給一位參議員的信中呼籲允許接收中國學生就讀西點軍校，理由是：“我不能設想還有比向他們提供我們的教育設施所能提供的便利更為有益的事——不僅對他們來說，而且最終對我們來說。從與許多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中國官員的長期接觸中，我完全有信心地說這些人對他們國家和人民所產生的影響絕對是符合我們利益的。已有不少中國的海軍軍官在美國接受教育，他們中許多人已享有盛名。我相信如果有可能允許中國學生進入西點軍校，將會獲得同樣令人滿意的結果。”（轉引自崔志海：《關於美國第一次退還部分庚款的幾個問題》，載《近代史研究》 2004年01期。）
後來，柔克義盡最大努力，防止這筆鉅款用於中國現代化的當務之急，我們甚至可以用“不擇手段”來形容柔克義的努力。因為包括柔克義在內的美國精英懂得：“隨著每年大批的中國學生從美國各大學畢業，美國將最終贏得一批既熟悉美國又與美國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夥伴。沒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國與美國在經濟上政治上聯繫在一起。”這樣就可以“避免將來中國再次發生類似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和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積極推動退還庚子賠款在中國興學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語，1906年3月6日，他到白宮進謁羅斯福總統，使後者下決心將退還的庚子賠款用於“教育”掌握中國未來的年輕人。參閱楊生茂主編：《美國外交政策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4~255頁。）
先是1905年7月12日，柔克義寫信給羅斯福總統，力陳將退款用於教育的重要性，明確反對康乃爾大學教授精琪(Jeremiah Jenks)提出的，將退款用於清政府貨幣改革的建議。貨幣改革顯然是中國急需的，但柔克義的理由很簡單——這一方案不切實際。
清政府也不贊成將退款全部用於派遣中國學生留學美國。1905年直隸總督袁世凱上書建議將退還的庚款用於興辦路礦，再以其所獲之餘興學。當時中美之間正好發生粵漢路權之爭，袁世凱的建議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
1907年6月，美國國務卿羅脫正式通知中方將退還部分庚款之後，清政府對於退還的庚款用途提出具體建議：清政府設立資本金為2000萬美金的東三省銀行，在美國發行債券，以東三省的一部分收入和退還的庚款為抵押，然後以東三省銀行的盈餘用於派遣中國學生留學美國。
清政府可能也像今天許多學者一樣，天真地認為這一計劃既滿足了美國的“善意”，又有利於中國現代化。柔克義可不關心中國的實業發展計劃，他軟硬兼施，強迫清政府同意將退還的庚款全部用於派遣赴美留學生。清政府不得不於1908年7月14日發出照會，規定自退還賠款之年起，中國政府於頭4年每年遣送100名學生赴美留學，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選派50名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直到該項退款用完為止。
這時，清政府還不甘心。7月14日照會發出後不久，它就派特使唐紹儀赴美遊說，希望美國接受建立東三省銀行的計劃。柔克義得知內情後，很快就向美國國務院彙報了唐紹儀訪美的真實意圖，建議美國政府不要接受清政府的方案；他還對唐紹儀進行人格侮辱。1908年7月30日，他在寫給國務卿的信中說，唐與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財政和政治經濟問題完全無知，他甚至不能被稱為是一個有很好教育的人。
是年年底唐紹儀訪美，無果而終。
用庚子退款資助中國留學生的計劃使中國留美學生人數迅速上升，據1921至1925年的統計，中國留學生中去日本的仍佔第一位，總計1075人，佔總數的41.51％；不過美國已經很快升至第二位，總計934人，佔總數的33.85％。
美國控制中國未來領導者精神的計劃十分成功。以對近代中國思想界影響力巨大的胡適為例。1910年7月，胡適考取了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費生。七年的留學生涯使其身心都浸潤了“美國精神”。同時，他也對美國人的精神控制無比感激。胡適在為金陵大學建校四十週年（1928年——筆者注）紀念冊題寫的詩句中，公開為美國辯護：
四十年的苦心經營，
只落得“文化侵略”的惡名。
如果這就是“文化侵略”，
我要大聲喊道“歡迎”！
（轉引自張靜：《美國“退還”庚款和在華“興學”論析》，載《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7年06期）
當然，也有保持頭腦清醒者，比如同樣作為庚款留學生的梁實秋先生。他在暮年（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讀到詹姆士《關於向中國派出教育使團的備忘錄》，幡然醒悟，他當時這樣寫道：“羅斯福大概是接受了這個意見（指詹姆士備忘錄——筆者注），以教育的方式造就一批親美人才，從而控制中國的發展。這幾句話，我們聽起來能不警惕，心寒，慚愧？”（轉引自程新國：《庚款留學百年》，東方出版中心，2005年，第16~17頁。）
從歷史的角度看，詹姆士備忘錄對中國的危害比日本侵華藍圖“田中奏摺”大得多。因為今日中國學術，特別包括經濟、商業領域在內的人文學術仍按詹姆士備忘錄指引的方向發展，而我們又不覺“警惕，心寒，慚愧”！連《關於向中國派出教育使團的備忘錄》的全文也是由筆者在2010年才全文譯出。
國人在精神上被奴役而不知！這不僅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恥辱，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大悲劇。因為學術思想上被殖民，使我們失去了依託厚重的文化土壤，獨立思考與創新的能力。
同時，我們也更加清醒的認識到：復興中華文明之路既阻且長！
關於向中國派出教育使團的備忘錄
文/Edmund J. James 譯/翟玉忠 校/陸壽筠
東方近期的發展表明了中美關係註定會更加緊密，無論在社會層面，還是文化層面和商業層面。中國人會來到我們國家學習我們的制度和工業。一個明顯的證據是中國使團（Chinese Commission，即清廷派出的出洋考察團——譯者注）當下或近來在我國的考察。我們的人也會去中國學習他們的制度和工業，所有促進相互交往和增進互相瞭解的努力一定有益於兩個國家。
如果這時美國政府派遣一個教育使團去中國，其主要職能是訪問帝國政府、並在其贊同下訪問每一個省級政府，目的是通過這些省政府，代表美國教育機構向有可能留學海外的中國青年發出正式邀請，請他們到這些機構來學習，這會對我們兩國大有助益。這一考察團的委派將會進一步加強聯結我們兩個偉大民族的同情和友誼的紐帶。
中國正面臨一場革命。當然，因為這個國家人口眾多、土地廣袤，如果沒有其他原因，它不會如日本革命那樣迅速地發生。人們相信，除了暫時的挫折與反動，這一已經開始的革命不會再全然失敗。
世界上每個大國不可避免地會與這一巨大變革發生程度不等的緊密關係。至於是什麼樣的關係那是要由這些國家自己來決定的——是親善、友好、同情，還是鐵拳暴力相向。關於這件事情，我們美國當毫不猶豫地加以決斷。哪個國家能夠做到成功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那個國家為此付出的一些努力，就會在道義、文化及商業的影響力方面獲取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就成功地把中國留學潮引向美國、並使其長盛不衰（曾經有一度看來快成功了），那麼我們今天就可以通過文化知識上和精神上對中國領袖群體的主宰作用，以最令人滿意又最微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走向。
中國已經派遣了數百、甚至數千的年輕人去外國留學，據說有五千在日本，數百在歐洲——僅在撮爾小國比利時就有三百人。這意味著這些人回國後將引導中國效仿歐洲而不是美國，效仿英國、法國、德國，而不是美利堅合眾國；這意味著他們將推薦英國、法國和德國的教師和工程師在中國擔任要職，而不是推薦美國人；這意味著中國人將買英國、法國和德國商品，而不是美國貨；各種工業上的特許權將給予歐洲，而不是美國。當然，由於地域和種族相近、以及所需旅行和生活費用較少，目前絕大多數中國青年很自然地選擇去日本而不是去歐洲或來美國。同時，中國人在許多方面忌妒日本人，若其他情況相同，他們會更願意將年輕人送往其他國家。在所有這些其他國家中，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的排華法案，尤其是我們施行這一法案的不友好態度，美國會是最自然的選擇，因為中國政府無論如何從未真正反對我們目的在於防止中國勞工移民的法案，他們只是反對我們通過和施行這一法案的方式方法。
我們是中國人的天然朋友，我們曾經是他們真正的政治盟友。我們阻止了中華帝國被瓜分；在遠東，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給了他們最接近公正的待遇。因此，在政治關係方面，他們對我們比對其他國家較少猜疑。他們由於我們在海關粗暴對待中國體面人士所受的精神創傷很快會被我們公正得體的行為抹平。可以相信，通過一種大張旗鼓和令人滿意的方式，以較小的努力我們就會贏得中國人的善意。我們可以不接受中國的勞工，但可以體面地對待中國學生，為他們提供我們的教育設施。我們今天的高等院校遠比歐洲國家的院校更能滿足一般中國學生認識歐洲文明的願望。我們只需要讓他們注意這些事實，以保證他們的到來，有利的結果必將從這一能影響他們全部思想和情感的機緣中自然產生。
如果美國政府正式派一個教育使節，帶一兩名助手去中國，通過北京政府和各省政府，代表美國政府和各高等院校，熱情邀請中國人像使用他們自己的機構一樣利用我們的優勢條件，顯然這可以給中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國人會讚賞，就像我們也會讚賞，向別國派遣這樣的正式使節所顯示的恭敬之意。這是使任何國家都會感到驕傲的一種尊重——而中國人是對於攸關自己尊嚴的任何事情特別自傲和敏感的一個民族。
這樣一個使節團去到每個省份，會使他們有機會向中國政府提供有關美國及其教育機構的許多信息。而且，因為這些政府所詢問的當然不會僅限於教育和教育機構，所以傳遍中國的信息不會僅僅是有關教育的，也會與工商業相關。通過以如此方式與有影響力的中國人接觸，就有可能應他們所求，直接地推薦他們所需的美國教師、工程師和其他人員。我特別提到這一點，是因為我知道，中國的國務要員們急於想從美國和歐洲得到恰當的人才以協助他們的各類事業和政府企業。我自己去年一年中就被中國不同地方的政府詢問過四次，想聘請願意在中國擔任五、六年顯要公職的年輕人。
總之，這樣一個使節團的訪問會留下多方面的長遠影響，其價值將極大地超過整個舉動可能所需的代價。它會在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向上結出碩果，超過我們目前的預期，在教育，工商和國務領域顯示出新奇的得益可能性。此舉的道義影響一經擴展，即使從純粹物質意義上說，也能夠比用別的方法付出相同代價獲得更多的回報——道義精神上的主宰比軍旗更必然地為商貿開闢道路。
Memorandum concerning the sending of anEducational Commission toChina
by Edmund J. James, President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Orient have madeit apparent thatChinaandtheUnited Statesare destined to come into ever more intimate relations, social, intellectual,and commercial. The Chinese will come to this country for the purpose ofstudying our institutions and our industry. A striking evidence of this fact isafforded by the work of the Chinese Commission now or lately in theUnited States.Our own people will go toChinafor the purpose of studying Chinese institutions and industry. Anything whichwill stimulate this mutual intercourse and increase mutual knowledge mustredound to the benefit of both nations.
A great service would be done to both countriesi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t the present juncture send aneducational commission to China, whose chief function should be to visit theImperial Government, and with its consent each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ofthe Empire, for the purpose of extending through the authority of theseProvinces to the young Chinese who may go abroad to study, a formal invitationon the part of our American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efacilities of such institutions. The appointment of such a commission woulddraw still closer the bonds which unite these two great nations in sympathy andfriendship.
Chinais upon the verge of a revolution. It will not,of course, be as rapid as was the revolution inJapan, if for no other reason,because of the vast numbers of the nation and the enormous extent of itsterritory. But it is not believed that this revolution which has already beguncan ever again suffer more than a temporary backset and reaction.
Every great nation in the world will inevitablybe drawn into more or less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this gigantic development.It is for them to determine, each for itself, what these relations shall be, —whether those of amity and friendship and kindness, or those of brute force and' the mailed fist.' TheUnited Statesought not to hesitate as to itschoice in this matter. The nation which succeeds in educating the young Chinese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will be the nation which for a given expenditure ofeffort will reap the largest possible returns in moral, intellectual, andcommercial influence. If the United States had succeeded thirty- five yearsago, as it looked at one time as if it might, in turning the current of Chinesestudents to this country, and had succeeded in keeping that current large, weshould to-day be controll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at most satisfactoryand subtle of all ways, — through the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domination ofits leaders.
Chinahas already sent hundreds, indeed thousands, ofits young men into foreign countries to study. It is said that there are morethan five thousand Chinese studying in Japan, while there are many hundreds inEurope — three hundred in the little state of Belgium alone. This means thatwhen these Chinese return from Europe they will adviseChinato imitate Europe rather thanAmerica, —England,France, andGermany, instead of theUnited States. It means that theywill recommend English and French and German teachers and engineers foremployment inChinain positions of trust and responsibility rather than American. It means thatEnglish, French, and German goods will be bought instead of American, and thatindustrial concessions of all kinds will be made to Europe instead of to theUnited States.Now it is natural, of course,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youth should gotoJapanto study ratherthan to European countries or theUnited States, owing to itsproximity, to racial affinity, and to the smaller cost of travel and liv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Chinese are in many points jealous of the Japanese, and, other things beingequal, would often prefer to send their young people to other countries. Amongall these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the most natural one to choose,if it had not been for our anti-Chinese legislation, and still more for theunfriendly spirit in which we have administered this legislation, for theChinese Government at any rate never really objected to our legislationdirected toward preventing the immigration of Chinese labourers, but only tothe manner in which we passed such laws and the way in which we administeredthem.
We are the natural friends of the Chinese. Wehave been their real political friends. We have stood between the ChineseEmpire and dismemberment; we have come more nearly giving them the square dealin all our relations in the East than any other nation. They are consequentlyless suspicious of us, as far as our politics are concerned, than of any otherpeople. Their justly sore feeling over our treatment of Chinese gentlemen inour custom-houses will yield quickly to fair and decent conduct on our part. Itis believed that by a very small effort the good-will of the Chinese may now bewon over in a large and satisfactory way. We may not admit the Chineselabourer, but we can treat the Chinese student decently, and extend to him thefacilities of our 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to-day far better adapted for giving the average Chinese student what hedesires in the way of European civilisation, than the schools and colleges ofany European country. We need but to bring these facts to their attention inorder to secure their attendance here, with all the beneficial results whichwould flow from such an opportunity to influence the entire current of theirthought and feelings.
If a commissioner with one or two assistantswere sent to China representing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n a formal way in thefield of education, and should extend to the Chinese people, through theGovernment at Peking and through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a cordialinvit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om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in the United States to avail themselves of these advantages exactly as theywould if they were their own institutions, it is apparent that a greatimpression might be produced upon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hinese appreciate, aswell as we, the compliment implied in sending a formal commission of this sortto another country. It is a recognition such as any country might be proud of,and the Chinese are a singularly proud and sensitive people in everything thatconcerns their own dignity.
Such a commission going to each of the Provinceswould have an opportunity to giv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ch information about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s the inquiries ofsuch governments would not be limited, of course, to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institutions, so the information spread abroad throughout China would notrelate simply to educational matters, but to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s well.It would be possible, through this method of coming in contact with influentialChinese, to recommend directly to them in response to their requests, Americanteachers, engineers, and other people whose services they might like to obtain.I mention this point especially because I know that the leading Chinese statesmenare anxious to get just the right kind of men from America and Europe asassistants in all sorts of business and governmental enterprises, having hadmyself, during the last year, four inquiries from different Chinese governmentsfor young men who would be willing to spend five or six years in the Chinesepublic service in responsible and influential positions.
In a word, the visit of such a commission wouldexert a manifold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exceeding greatly in value anypossible cost of the enterprise. It would have results in many unexpecteddirections outrunning all our present anticipations, and showing new andsurprising possibilities of usefulness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business,and statesmanship. The extension of such moral influence as this would, even ina purely material sense, mean a larger return for a given outlay than could beobtained in any other manner. Trade follows moral and spiritual domination farmore inevitably than it follows the flag.
（來源：ArthurHenderson Smith：China and America To-day——A Study of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FlemingH.Revell Company,1907,P21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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