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征的欢送会上的“死字旗”
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声炮响不仅敲醒了近代沉睡百年的中国，更敲醒了四川安县曲山镇（今北川羌族自治县曲山镇）的教书先生王建堂，面对日寇铁骑践踏下的破碎河山，王建堂再也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了，他联系上几个朋友竖起了
“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的大旗很快队伍壮大到一百多人，他们主动向县政府请缨上阵，县政府很快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并在安县“大安游艺场”召开欢送大会，欢送会上王建堂年迈的父亲寄来一个包裹，托县长成云章在欢送大会上当场打开给王建堂。县长接过包裹打开一看，一张白布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只见“死”字右边写着“我不愿你在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左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尸。勇往直前，勿忘本分。”每读至此，我不由拍案而起：好个“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壮哉！王家父子；壮哉！死字旗帜。死后为鬼。鬼者，归也。肉身归土，魂魄归天，死有何惧？死有所值，死得其所，有何憾焉
根据王建堂回忆复制的“死字旗”
县长将死字旗授予王建堂和他的队伍，白底黑字，触目惊心，旗风猎猎，震动全场。现场顿时群情激昂，百余名将士犹如长缨在手，欲缚苍龙，车辚马萧，壮怀激烈。这一幕当时被成都的《新新新闻》报道后，旗上的文字被逐字刊登在报纸上，整个四川乃至全国在“死字旗”的感召下抗日热情高涨。自古忠孝两难全，国难当头，怎敌舔犊情深。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王建堂也没辜负父亲所望，他和他的请缨杀敌队几经辗转，步行至重庆，编入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团，数月后王建堂随部队转战湖南、湖北。如同许多川军将士一样，王建堂几乎无役不与，历经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大红山保卫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等。历任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数次担任敢死队长。历经大小战役、战斗数十次，负伤四次，多次立功授勋。因背负“死字旗”从军抗日而名震天下。王建堂延续着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国家有难，男儿当投笔从戎。王建堂每次负伤也都用父亲留下的“死字旗”拭血包扎伤口，由于战争的残酷与多年辗转，死字旗的原版已经丢失，现在我们看到的“死字旗”只是根据王建堂的回忆复制的。
王建堂
英雄的落幕
抗战胜利后，王建堂随部队留守南京，不久被送到中国文学院进修。八年前投笔从戎，未想今日重新拾笔，恍若轮回。 一九四九年，王建堂在成都随国军部队起义。 一九五零年二月，王建堂返乡。政府安排了工作。后因回家不便而去职，以打零工为生。做过漆工、泥工、翻瓦工等，甚至还干过掩埋尸体的营生。在后来的“文革”中王建堂由于当过国军的副营长被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而遭冲击，被批斗。当年身负拭血裹尸的死字旗冲锋陷阵，解甲归田之后有如此遭遇难免不会让人黯然神伤，不胜唏嘘。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走上正轨，王建堂的境遇才有所好转。一九八零年，被北川县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一九八一年，被聘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 一九九二年初夏，王建堂病逝，终年八十岁
晚年的王建堂是不幸的，而他又是幸运的！抗战八年，川军将士阵亡30余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犹如重生，尽管他未必以活着为荣。古来征战几人回，有谁知道，与王建堂一起出征的100多名我家乡的年轻人几人幸存？几人还乡？他们死于何时，葬于何方？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我们的遗憾永难释怀。 他们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血肉之躯为中华民族杀出一条通往生存与希望的血路。
川军抗日阵亡烈士纪念碑
哪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閱讀更多 男人半黑暗料理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