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東亞局勢波譎雲詭，難以捉摸，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抑感。清廷因為開展“洋務運動”，逐漸擺脫了老舊帝國的遲暮感，而日本藉助“明治維新”的衝勁，成為了朝氣蓬勃的新帝國。

俗話說一山不能容二虎，東亞地區只能有一個規則制定者，清朝跟日本無可避免地成為了競爭對手，雙方虎視眈眈，處處較勁，暗地裡都想將對方徹底擊敗，但在完全攤牌之前，兩個帝國誰也不敢輕舉妄動，於是，夾在兩國之間的朝鮮王國，就成了清日兩國積極拉攏的對象。1890年，“防谷令”事件爆發，清廷代表袁世凱與日本代表大石正己展開了一場暗戰，他們的博弈為甲午戰爭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防谷令”事件爆發

為了拉攏朝鮮王國，清帝國與日本施展了不同的外交手段。由於朝鮮王國一直是清廷的屬國，所以天然依賴清廷的支持，然而，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實力日盛，影響力輻射至整個朝鮮半島，進而控制了朝鮮的部分經濟，再加上清廷當時注意力在國內，放鬆了對朝鮮的關注，此消彼長之間，日本取得了一些外交優勢。

作為清廷在朝鮮的代表，袁世凱對於清廷的劣勢局面憂心忡忡，他積極拓展在朝鮮的人脈，獲得了閔妃（明成皇后）侄子閔泳駿的支持。閔泳駿追隨袁世凱，不斷為其打探日本對朝鮮的各種最新動向，終於在1889年年末，袁世凱找到了一個機會。

1889年10月，咸鏡道發生災荒，當地官員順勢發佈了“防谷令”。

所謂“防谷令”是由朝鮮地方官發佈的行政決策，即暫時禁止本地穀物的外運及出口。本來這道命令並沒有其他深意，只是為了應對災荒年，保證本地糧食供應，打擊對糧食的囤積居奇行為。但是，很多日本商人長期藉著國家的威勢，不斷壓低收購朝鮮糧食的價格，導致朝鮮民怨沸騰。總被日本商人壓榨，朝鮮地方官早就忍無可忍，於是藉著災荒，發佈了禁止出口糧食的“防谷令”。

然而，彼時日本與朝鮮簽署有《日朝通商章程》，這項協定規定，如果朝鮮實施“防谷令”，必須提前一個月通知日本。咸鏡道的“防谷令”本就是為了暫停與日本的“不平等貿易”，肯定不會依例在一個月前通告日方。對於朝鮮方面的行為，日本方面表達了強烈不滿。

袁世凱認為這是一個“投石問路”的好機會，於是通過閔泳駿的關係，增加了實施“防谷令”的地方，同時延長了“防谷令”的持續時間。袁世凱此舉，就是要試探日本方面對朝鮮的忍耐底限，並設法讓日本儘快撕破偽裝，露出對朝鮮的真實意圖。

袁世凱的計劃成功了。雖然3個月後，即1890年1月，朝鮮撤回了大部分“防谷令”，但日方不依不饒，要求朝鮮方面賠償日本的糧食進口商，聲稱這些商人因為“防谷令”而損失巨大，朝鮮方面必須為自己的過錯負責，並向朝鮮派出公使，擺出誓不罷休的姿態。

所有人都明白，將貿易糾紛強行升級為外交問題，日本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通過“防谷令”事件向朝鮮施加經濟壓力，其實是想從政治上重新定位兩國關係，迫使朝鮮屈服於恐嚇，甘願受日本擺佈。作為清廷的代表，袁世凱敏銳察覺到了日本覬覦朝鮮的急迫之心，他選擇按兵不動，等待日本的下一步動作。

袁世凱與大石正己的博弈

1892年，日本政府挑選了大石正己作為公使，趕赴朝鮮處理“防谷令”事件。大石正己的出現，意味著日本方面不想息事寧人，而是想把問題複雜化、擴大化。當時大石正己37歲，毫無外交經驗，只是一名政論家，而他所持有的觀點又十分激進，是典型的

“鷹派”。他不斷抨擊日本當局對朝鮮的妥協政策，毫無遮掩地宣稱日本應當控制朝鮮，因此，日本任命大石正己為公使，全權處理“防谷令”事件，無疑釋放了一種充滿進攻性的信號。關注東亞局勢的各國無不感到錯愕，清廷與袁世凱也緊張起來，隨時準備應對大石正己的“越界行為”。

大石正己一來到朝鮮，馬上表示出咄咄逼人的氣勢。他根本不顧及外交官的體面，不遵守國與國之間的禮儀與慣例，以“上對下”的姿態訓斥朝鮮方面，日本教育家福澤諭吉記錄了當時大石正己的事蹟，他在文章中說：

“大石（正己）公使……採取更加強硬之手段……其（大石正己）氣焰甚盛，似要嚇死韓廷之臣僚。”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大石正己的初衷並不是解決“防谷令”造成的經濟糾紛，而是背靠日本逐漸強大的國力，採取威脅與恐嚇的方法，企圖逼迫朝鮮臣服於日本。面對困境，朝鮮王國無法做主，只能求助於袁世凱和清廷。收到求助信息，袁世凱果斷放棄了守勢，主動介入日朝之間的矛盾。袁世凱明白，大石正己雖然行事風格粗魯，在政治上“短視”，但作為一名政論家，他卻擁有“長策”。

大石正己的“長策”就是他寫成的《富強策》，在這篇政論文中，大石正己提出了一種觀點，日本應當“聯合”西方列強，迫使朝鮮脫離清廷勢力，從而將清廷的影響力壓縮進清帝國之內，取消清廷參加“國際遊戲”的資格。大石正己在《富強策》中寫道：

“朝鮮……應支持我國日本成為東洋盟主，與東洋最為相關的各強國，共同召開列國會議議定之……設朝鮮為保護國，任一國違約……其餘列國應舉兵問罪……。”

通過《富國策》的文字，我們能夠看出大石正己的最終目標，無非是將朝鮮王國的“定位問題”置入國際社會，希望藉助西方各國的力量，迫使朝鮮王國擺脫清廷的屬國身份，瓦解清廷事實上對朝鮮王國的保護，從而方便自己進一步對朝鮮的經濟滲透和政治接管。

對日本來說，大石正己的計劃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妙計，首先，西方各國本就缺少染指東亞的藉口，現在有了“保護朝鮮”的機會，所謂“師出有名”，可以名正言順地參與東亞事務了；其次，清廷因為開展洋務運動，與西方各國過從甚密，沒有足夠的理由拒絕它們進入東亞，只能坐視局勢惡化；最後，日本當時與清帝國相比，實力還處於弱勢，自己鬥不過，就“攪混水”，引入西方力量進入東亞，限制清廷的影響力。清廷投鼠忌器，束手束腳，日本就能渾水摸魚了。

對清廷來說，大石正己的計劃，通過“列國會議”讓朝鮮成為“保護國”，擺明針對朝鮮作為清廷屬國的身份，想要清廷放棄朝鮮，使後者成為日本可以染指的目標。日本引入西方各國，實際上是“驅虎吞狼”之計，讓清廷把注意力放在西方列國身上，疲於應付外來威脅，無暇關注日本的一舉一動。這個時候，對清廷和袁世凱來說，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朝鮮王國頂不住日本的壓力，最終服軟同意成為“列國會議”的“保護國”，如果這種情況成真，那麼清廷將在東亞局勢的博弈中陷入巨大被動。

袁世凱主動介入大石正己與朝鮮王國的談判，通過佈局和遙控指揮達成了兩個目的：第一、監督日朝討價還價的過程，穩住朝鮮陣腳，防止其內部出現臨陣倒戈的問題。

第二、給朝鮮王國提供建議，創造出對清廷和朝鮮都有利的局面，為日後的周旋留下足夠空間。

事實上，如果大石正己是個足夠睿智的政治家，他有可能獲得朝鮮上下的好感，或許他提出的“富國策”就有實現的可能了。然而，他性格乖張，不懂得尊敬之道，惹得朝鮮上下對他相當厭惡，根本不會接受日本的“誘降”。袁世凱兵不血刃，就在這場事關東亞局勢的博弈中獲得勝利，讓朝鮮王國繼續堅定地站在清廷一邊，此外，由於大石正己心高氣傲，第一次出訪就搞砸了任務，沒有達到既定目標，最終亂了方寸，索性破罐子破摔，將外交談判變成了武力恐嚇，甚至給朝鮮下了最後通牒，這樣一來，日朝關係降入了冰點。回顧整件“防谷令”事件的起點，可以說袁世凱比大石正己技高一籌，笑到了最後。

“防谷令”事件的意義

大石正己太過急躁，想畢其功於一役，通過“防谷令”事件一次解決東亞的主導權，然而大國博弈不是耍狠鬥勇的街頭打鬥，一味威逼恐嚇只能事與願違。袁世凱通過因勢利導的靈活手段，最終讓清廷在朝鮮的處境變得好轉，維護了清廷的最嚴。

最終，清帝國和日本政府在“防谷令”事件上達成了一致，由清廷北洋大臣李鴻章出面協調，朝鮮王國答應賠償日本損失。後來，日本召回大石正己，由駐北京公使大鳥圭介兼任駐朝鮮公使，清日雙方重新開始了在朝鮮的暗戰。

實事求是地說，“防谷令”事件，其實是清廷和日本為爭奪東亞主導權的一場角力，雙方都不清楚對方的真正實力，為了避免誤判，只能通過夾在兩國之間的朝鮮王國進行間接過招。

從最終結果來看，袁世凱可謂大獲成功，首先，他當時赴任朝鮮時，清廷在朝鮮的處境岌岌可危，經此事後，他不僅站穩了腳跟，還與朝鮮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其次，袁世凱迫使大石正己不光彩地離開朝鮮，並使朝鮮與日本關係惡化，加強了清朝關係，為清廷控制東亞局勢贏得了不小的施展空間。不過，“防谷令”事件並沒有喚起清廷的雄心，這個老邁的帝國沒有將優勢轉化為勝勢，仍舊陷於內部的紛爭無法自拔，無暇應對東亞局勢隱含的大危機，

反倒是日本因為此事吃了虧，無奈退後一步，蟄伏起來，產生了跟清廷一決雌雄的衝動。“防谷令”事件之後不久，清日就迎來了甲午戰爭。

《福澤諭吉全集》慶應義塾編纂

《福澤諭吉與日本近代化》丸山真男

《近代朝鮮與日本》趙景達

《甲午戰爭史》戚其章

《現代日本關係研究》田保橋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