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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有故事的人發表的第1146個作品
配圖：網絡
一
父親1955年出生，屬羊，十六歲時就失去了父親，和我小腳的奶奶，還有體弱多病的光棍兒大伯一起過活。家境艱難，父親直到二十五六歲才娶了我的母親。
據我外公講，當時父親家實在是太窮了，最值錢的家當就是一個煤油提燈。他之所以看中了我父親，是因為他家的成分好，而且父親人也老實。
父親家祖祖輩輩都是貧僱農，族裡那一本厚厚的泛黃家譜裡面，竟然沒有出過一個秀才或者土財主之類的人物。那時這是無比榮耀的事。
只是沒想到，後來等到父親和母親結婚的時候，文革結束了，成分的好壞突然也變得無足輕重。
我出生於1982年，一家人自然很高興，那時父親都已經快三十歲了，覺得老天有眼，老張家有後，也可以告慰我臨死前還要和鬼子拼命的爺爺了。
但我卻是一個早產兒，一生下來就體弱多病。我曾經隱隱約約聽村裡的老太太們說，我剛出生時，瘦小得抱不住，只能託在手上。不知是誰說了一句，這孩子養不活的，不如趁早扔掉算了。父母他們當時可能也猶豫過，但好歹沒有放棄我。
父親抱著我（確切的說是捧著）去鄰村的大夫家裡去看，一次次地灌藥，一次次地扎針。我總算頑強地活下來了，但治療看病費錢，家裡很快就欠下了一屁股的饑荒債。父親思考再三，決定去賣血。
那時在村民看來，賣血這件事既神秘又可怕，整個村子裡只有我一個遠房的大伯去賣過血。
大伯總是穿著乾淨的中山裝，帶著明晃晃的手錶，但村裡人都瞧不起他，覺得他的這身行頭是拿命換來的。他在紅白喜事上喝過水的杯子、用過的筷子，別人都是不沾的。
大家都說，大伯活不長，因為他賣了血，肯定會失去陽氣。而且村裡還有一個神乎其神的可怕傳說：抽過血的人不能淋雨，一淋雨就會像紙糊的假人一樣散了架。而且抽了血的人，渾身的血都稀了，就像摻了水的酒一樣，沒了那股勁兒。村民們一向對酒裡摻水這種事情深惡痛絕，連帶著對那位大伯也沒有好感。
但那位遠房大伯不管別人的看法。他無妻無子，打著光棍兒，只管自己眼前過得快活就好。
父親找到大伯，央求他帶自己去賣血，他倆揣著村裡開的介紹信，坐上了通往濟南的汽車。
父親後來告訴我，當時他跟著大伯去濟南的路上，心裡害怕極了，怕自己賣完血後失去了陽氣，再也不能推動幾百斤的獨輪車。但在那時候，為了救自己的孩子，也顧不上這麼多了。
抽血時，父親第一次見到碩大的針管和麥秸稈粗的針頭，在他的印象中，只有給牛打針的針管才這麼粗。他當時暈了針，滿臉慘白，但好歹抽完了血，拿到了80多塊錢。
回家後，父親仍然蠟黃著臉。他暗暗咬牙發誓，以後絕對不會再去賣血了。
二
但這個誓言只維持了幾年時間。大概七八年後，父親又開始了自己的賣血生涯。
1987年，我妹妹出生了。光靠著家裡那幾畝薄田，即使是像繡花一樣細緻耕種，也打不了多少糧食。那時各家還得交公糧和提留，一年到頭剩不下幾個錢，再有個病呀災的，日子就更加清苦了。
父親便又動了賣血的心思。那時，村裡人們的思想也開通了許多，村民們再也不會認為抽血就會讓人失去陽氣，更不會認為人抽完血淋雨就會散架。
而先前那個人人鄙夷的大伯，搖身一變，成了威風八面的血頭兒，還娶上了媳婦，蓋起了大瓦房。
父親終於也加入了村子日漸龐大的賣血隊伍，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那時候，每個賣血的人都會發給一個紅本子，大小、顏色類似於現在的教師資格證，上面印著幾個字：“無償獻血高尚，有償獻血光榮！”光榮和高尚的差別，就是那百十來塊錢。
醫院規定，每個人只能三個月獻一次血，但急切需錢的人不會管那麼多，他們絕不會在一棵樹上吊死。當時，省城有兩家醫院收血，村民們把它們簡稱上院、下院（聽著像某國的參議院和眾議院），每個醫院都建有檔案，發有紅本。這樣，每個人就可以一個半月來抽一次血了。
就這樣，有些人還嫌不夠，其中包括我的父親。他們做了一個大膽而瘋狂的嘗試：上午在上院用左胳膊抽完，下午去到下院換右胳膊再抽。
由於血量達不到，無法通過醫院的檢查，他們就發明了一個小偏方，那就是猛吃鹹菜。我父親每次到省城，都會在包袱裡放上陳年齁鹹的大芥菜疙瘩。這樣他們就可以在省城待兩天，上院抽完再去下院。
在回家的長途車上，疲憊不堪的鄉親們總會笑著聊天：去的上院下院？有沒有使用偏方？
父親後來說，他前兩次都是去了上院再去下院，一共抽800毫升，而且都沒有用偏方，可是後來就需要用偏方了。
那時我已經記事了，我記得很清楚，上院抽完血會給四條巧克力當營養品，上海產的，好像是金絲猴牌的；下院會給兩條麵包，那種麵包軟軟的甜甜的，像是棉絮一樣。我會根據父親拿回家的東西來判斷他抽了幾回血，是在上院還是下院。
村民們都忌諱“賣”這個字，他們覺得，雖然用血換了錢，但也是為了生存救命，在閻王爺那裡的功勞簿上能添上一筆，下輩子就能夠託生到一個好人家。
對這些說法，我將信將疑，那時我還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也就姑且聽之了。
由於父親經常出沒在上院和下院，和醫院裡的醫生、護士們都成了熟人。有時候，他剛把胳膊遞過去，護士就會對他說，你又來了。父親乾笑幾聲，呵呵，獻血光榮。他沒有說高尚，因為他覺得自己不配這兩個字。
終於有一位醫生忍不住了，可能是出於同情或者憤怒，在父親又去獻血時，他反覆查看著父親胳膊上的針眼兒，左胳膊看完又換右胳膊。
父親隱隱有些不安和疑惑，以前都是遞過哪個胳膊就是哪個，怎麼現在都要查看了？但他還是聽話把胳膊伸了過去。大夫看出來，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針眼，而且有一個還是新鮮剛扎的。
毛玻璃窗裡，帶著瓶底兒厚眼鏡的醫生憤怒了，他大吼：“你不要命了！”說著把父親的身份證拿過去，用剪刀在上面剪了一個小口，扔還給父親。
從此以後，父親就再也不能在這家醫院賣血了，他被列入了黑名單，辨認的依據就是身份證上的那個小口。
三
父親不再去省城了，倒不是因為他被感化觸動，就此放棄賣血了，而是因為鎮上和省城的醫院合作，在鎮上的衛生院裡設了一個採血點，採完血後再運往省城醫院。對父親來說，這樣反而更加方便，也不用擔心自己上省城醫院黑名單的事情了。雖然在鎮上衛生院賣血，掙的錢少一點兒，但省去了長途勞頓，也算不錯。
父親很快又和鎮上的醫生們熟絡起來，畢竟鎮上衛生院裡也沒幾個人。
有一次，父親讓我放學後在家裡剝花生，我和母親剝到深夜，剝了十幾斤花生米，他第二天就拿去給鎮上的醫生送禮，好通融讓他多去幾次。他順利地和一個姓康的醫生掛上了鉤，再也不用查看針眼兒是否超標了。
就當父親為自己的計策竊喜不已的時候，那一年，也就是1996年，國家取消了有償獻血。父親和鄉親們突然都失業了。後來父親四處打工，幹了很多種工作，但也被拖欠了很多工錢。
有天，他恍然大悟似的，對我說：“還是國家的單位靠譜兒，我賣了那麼多回血，也沒有拖欠我一分錢。那幫黑心的小老闆，總是拖欠我的工錢，你以後要跟著國家幹！”
我點點頭。那時候我快初中畢業了，沒有預料到，一年多後，我也會和父親一樣，背上鋪蓋四處漂泊，沒有定數地幹各種活。
後來，我和父親在同一座城市裡打工，有時聚在一起喝上幾杯散裝白酒，我們都感覺到很甜蜜。也許生活就是如此吧。不停地勞作，沒病沒災，偶爾割半斤豬頭肉，喝上幾杯散酒，就是一種幸福。
父親那張被剪掉一個小口的身份證用了很多年，直到第二代身份證全面更新時才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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