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春天，我在淮陰中學讀高一。一天第三節課後，學校傳達室的師傅找到我，說我的父親來看望我，要我到傳達室去。
父親見我來到傳達室，從凳子上站起來，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自言自語地低聲說“沒有瘦，到底是學校的飯食好。”我見父親穿著一件打著好多補丁的舊棉襖，腰間勒著一根布腰帶，黑黑的頭髮被汗水溼透了，似乎還在冒熱氣。他問了我一些在學校的學習生活情況，便解開布腰帶，從懷裡掏出一個包來，說是帶點花生米給我吃。我問它是哪裡來的，他說是生產隊分的，他這一說，我明白了。原來每年春天，在種花生前，生產隊都會把帶殼的花生種按人口平均分給各家，讓社員掰成花生米，生產隊不計工分，社員把飽滿的花生米交給生產隊，自家落點殘瘦的花生米。由於事前生產隊幹部都進行了測試，所以各家落的花生米也不是很多。我母親去世早，父親帶著我和兩個妹妹過日子，我戶口又遷到城裡學校，家裡只有三口人，能落下的花生米就更少了。“妹妹吃了嗎？”我問。“吃了，都吃了，每人一份。”說完，父親就準備回家，我問他中午飯怎麼解決，他說到陶大姑家去。我有一個表姑，家住在王營鎮，離我們學校十來裡地，正處在學校回家的路上。
把父親送出校門，來到路旁一棵刺槐樹下，他停了下來，從樹枝上攀下一根樹的針刺，坐在地上，脫掉鞋子。我一看，他的腳底板上露出豆粒大花生米的水泡。他用樹枝戳破水泡，擠掉裡面的水。我看了，鼻子一酸，眼淚就要掉下來，可是有什麼辦法呢？為了送一包花生米，沒錢坐車，只有步行，他半夜就上路。那時的205國道還是石子路，他連襪子都沒有，八十多里路走下來，怎麼能不起泡？我問他疼不疼，他說坐下時疼，走著走著就不疼了。望著他稍有點拐瘸的步履和漸漸遠去的背影，我呆呆地站在那裡，好一會兒才回學校。
星期天，我到陶大姑家去玩，說起父親到學校看我的事，她責怪說：“怎麼不到我們家坐坐呢？”她這麼一說，我明白了，父親當時壓根就沒打算到陶大姑家去，只是怕我擔憂而說了謊。
麥收前，我從學校回家一趟，看看家人和家中生活情況。我問父親怎麼不到陶大姑家去吃中飯，他輕聲地說：“青黃不接的，哪家都不容易，不能讓人家犯難為。”他還告訴我，當時他口袋裡有些山芋幹，路上餓了就嚼一兩片山芋幹，渴了就到路邊溝裡喝點水。聽了他的話，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還向妹妹問起花生米的事，她們告訴我，為生產隊掰花生，家裡落了兩碗花生米，她們每人吃一把，其餘的都送給我了，這就是父親說的每人都有一份！當時他怕我不接受花生米而說了謊。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國家遭受了連續幾年嚴重的自然災害，群眾生活相當困難，好多人家鍋裡無糧，鍋底無草，手中無錢，我們生產隊就是用錢靠貸款，燒草靠煤炭，吃飯靠救濟糧的窮得叮噹響的“三靠”生產隊。到了春天，政府隔幾天發放一次救濟糧，各家靠著這點救濟糧伴著野菜艱難度日，這期領到的糧食吃完，就眼巴巴地等著下期，所以各家根本沒有剩餘的糧食。
在家過了一天，第三天，我起了大早，準備返校，從初中到高中，上學回家全是步行，這次也不例外。父親看我要走，內疚地喃喃道：“家裡也沒有米麵做飯給你吃，你就抓兩把山芋幹路上湊合著吧。”我告訴他，我不怕，到了學校就有飯吃，路上餓了我有辦法對付，我用背書、背唐詩宋詞來忘卻飢餓和疲勞。父親連聲說“那就好，那就好。”“家中有米”！我們的講話驚動了小妹妹，只見她從牆上拿來一個幹葫蘆，從裡面到出一碗米，父親又喜又驚，問米哪來的。她告訴我們，發放的救濟糧中有時有米，家中每天都是大妹妹做飯，煮菜粥的時候，她會乘大妹妹不注意，抓出一把放在葫蘆裡，不告訴任何人，不知攢了多長時間，才攢了一碗，她說，這是專門為哥哥準備的。一個十二三的孩子如此懂事，如此有心眼，我和父親的眼睛都溼潤了。
一碗米煮了兩碗多粥，煮好後，兩個妹妹都說困了，要去睡覺，說著就進她們房間去了。我知道，她們在說謊，她們的用意顯而易見。吃了一碗米粥，我放下碗筷，父親硬要我多吃一些，我說：“飽了，再吃撐肚子，就不好走路了。”其實我也在說謊，一個正處於吃壯飯時期的青年，一碗粥能填飽肚子嗎？我沒有再說什麼，用手指頭梳了梳頭，緊了緊褲腰帶，邁著堅定的步伐，踏上了返校的路。 （周懷波 泗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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