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對世界發言有兩種：言說與手寫。多數人並不具備書寫的技術，儘管可以在祖國用母語接受教育二十年之久，但對書寫技術的教育卻是失效的。打從一開始，教育者想到的是“規訓”而非“自由表達”。“規訓”製造的是工具、匠人和庸才，只有“自由表達”，才有天才與大師呼吸的空間。當然，這要冒相當大的“瘋險”，異己、瘋子與狂妄症患者也在這片叢林裡出沒。
一個人的演講不需要訓練，因為演講是“思維的習得”。演講與口齒伶俐、風度優雅沒有關係，反而這些外在的矯飾是可以通過訓練達成的——就像漂亮可以通過整容得到一樣，但實在來說，奪人心魄的美往往是獨具的，和漂亮沒關係。我見過太多精彩的演說家，他們或思路清晰，可以脫口成文；或語音含混，拖泥帶水，面目寂潦，髮型散亂，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散發思想的魅力。也就是說，我們無需從形式上考證一個演說家的傑出，他是否用長句子，他是否短促而尖銳，他是否懂得節奏中的音樂性，以及他是否控制得好時間。關鍵是，演說者是否使你印象深刻，他是否將思想植入你心靈深處。
大凡寫作者，都能習得思維上的邏輯、條暢和聲情。因為書寫技術的訓練，來自於大量的閱讀，在閱讀中養成良好的品味和判斷。這非一日之功，或許要畢一生之力。除了某些天才之外（當然可以說天才即先天所習得），後天要習得寫作能力，閱讀經典之外別無它法。從文學擴充到文化，即而擴充到思想領域，又從思想領域擴充到信仰領域。隨著人生信條的不斷刷新，書寫這種能力也會隨之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寫作者把自己鍛造成一把稱手的斧子。
因此，與其訓練一個人的言說，不如訓練一個人的寫作。當寫作過關了，言說也將自如。一個懂得書寫技術的人，他在寫作時，一定是寫出未知的部分，而非寫出已知的部分。只有在寫作中，思路才得以整理。對寫作具有信仰的人士會說，寫作是與上帝一起創造，上帝與作者一起參與到構建中來。這樣理解無可厚非，有神秘主義的玄學成份存在。對寫作越持久而深入，越會有這種態度。
寫作者有很多面向，一種是立志當作家的人。他們首先受故事的吸引，同時對語言也異乎尋常地敏感。剛開始很有可能，他們不知道一個詞的意思，但知道該放置在哪兒恰如其分。這便是“語感”。“打破了碗說碗，打破了碟說碟”，這句話對少年來講很難理解，但並不妨礙一個少年寫文章時用它來形容某個直率魯鈍之人。
由於作家對語言天然的敏感，可能會使其變得“言過其實”，誇張、矯飾，走進辭章之學。也可能就此進入浪漫派的陣營。初學寫作者，都會犯一個錯誤，他只是想表達一個人待著很“孤單”，但卻使用了“孤獨”。於是“孤獨”的語境便遼闊起來了，這個詞語義之豐富，既便存在主義的思想家們，都囊括不了它。或者他只是想表達“好感”，但卻使用了“愛情”。也由此天翻地覆、死去活來。初學者會落入語言的陷阱，語言之陷阱形成暗示，指導行動，使得肉身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詞語或語言，有時會葬送一個立志成為作家者的命運。詞語的重量，若不慎重，若不是漸漸加強壓力而是冒然力舉，則一定會出現閃失，輕則傷筋動骨，重則傷心摧肝。
詞語有重量，也有輕盈的部分：倘若你寫到“麥子”，如果腦海中是秋天收穫的景象，則有沉甸甸的感受；如果聯想中是“麥田守望者”，則有青草與天空的氣息，這個詞語就輕盈遊蕩了起來，與青春期和荷爾蒙完美結合，變成利比多與叛逆的一部分。
倘若要是寫到“石頭”呢？石頭天生具有重量感。但也不盡然，“石頭”可以變成“焰火”。假設你說，“石頭開花的季節”，天哪，石頭立馬變形為輕盈的生機。這便是語言的魔法，詞語的鍊金術。也是迷惑青少年成為作家的存在迷思。有些人闖出來了，有些人難免半途而廢。但不管怎樣說，成為一名作家，要像一條瘋狗一樣不停地寫，除此之外，真的沒有別的辦法。
作家要想具有現代性，或者，如何成為一個現代作家，他必須得和知識分子的身份相結合。這一點諸多作家不以為然，而另一部分作家顯然深刻意識到其重要性。作家關注心靈，關注人性。但除此之外，他也無法漠視社會進程和人類整體的智力、道德的完善程度。而且，對於“大屠殺”這種恐怖事件，作家稍具腦力，便要和知識分子一起，肩並肩去反思，用思維影響他者，防止幽靈與惡魔的再度出現。
知識分子是擁有常識和智性的那個群體。他們無需有特別深邃的見解，重要的是堅持常識——常識往往會遺忘。因為社會組織者，要調動個體的大腦和行為，必須首先將常識抹掉，然後加入新的思想。比如“義務”和“權力”對等是常識，那些要求你“奉獻犧牲”“把崇高當高潮”則是利用你的陰謀。再比如“謊言”，諸多國家的教科書上，充斥著謊言。這一點，解釋者說國家利益至上，為了國家利益，必要的謊言是允許的。這顯然又違背了知識分子的常識。因為“國家利益”和“謊言”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知識分子強調真相、常識以及客觀規律。但知識分子的道德水準又堪憂。因為知識分子也面臨即得利益的誘惑，一些人便以不說假話為底線，保持沉默。然而有時保持沉默也是犯罪。總之，知識分子比普通民眾更善於拷問自己的良知。然而拷問久了，便也趨於麻木。於是知識分子亦不免泯然眾人。
大學這個團體，使得知識分子的數量倍增。一般而言，受過高等教育，便可以稱為知識分子了，加上還有那麼多的教授、專家、學者，具有人文思想，受過相關理念的影響，他們不僅關注自身的困境，也對他人的困境感同身受。因此我們往往會這麼界定知識分子和學者的區別：學者只在他的專業領域裡發聲，而知識分子，則通過他的智識，面向社會各階層發聲。知識分子和網絡、媒體、出版的關聯巨大，這是他發聲的傳播途徑。因此，如果要控制知識分子，切斷這些傳播途徑就夠了。這種魔術叫壯士斷腕，如果我們不想面對社會肌體的病痛，打打麻藥，或者乾脆切斷，這也是一種治療方法，愚者和瘋子，往往這樣選擇。
作家當然虛構時為多，但說起真話來，一般人也受不住。尤其是痛下罵口時，那簡直是一種酷刑。魯迅的魅力，宵小之徒都領教過。寫文學作品時，魯迅是作家；批判社會時，他是知識分子；做研究時，又成了學者；講道理時，便成為思想家。這些都要通過演講和寫作完成。對於要過書齋生活的人而言，“書寫技術”是一輩子的功課。
愛默生在《論美國學者》中言：“人的思想形成有賴於將人生轉化為真理的深入程度。”學者是尋求真理的人，或者是如愛默生所言“思想著的人”。他還講學者應該“自由而勇敢”。如果相信他的論點的話，一切人是一個人，那麼，做一個學者就是做一個大寫的人。學者自己要為抽象的全體人類服務，這個全體人類所幻化出來的一個人，既是他的想象共同體，也是他願意為之服務並付出終生的心靈源泉。
學者首先是一個向學之人，他對學問之道有狂熱的追求，他容易因此走上偏執的道路，他堅信學問的意義與價值，而無法考證其無意義與價值的一面。他為價值和意義賦能，同時，他不免鑽進某些牛角尖，他對無法考證的事物、神秘主義、古老的迷信抱持一種不科學的態度。對此，學者無法踏入先驗性的一步，但他每往前推進一步，他填補某項空白之時，就是人類的認知版圖被照亮了，這個版圖永遠無法被拼湊完整。但好在，它確乎是在逐漸清晰與擴大邊界之中。學者皓首窮經，鑽研義理，闡釋經典，並且發表論文，學者是知識人中的工蜂。
我們腦海中經典的學者形象往往是學究氣的，或者是與作家文人一樣有著酸腐氣。他們擁有知識經驗，卻對世俗生活隔膜。終其一生，像是從書本到書本的漂流。學者身上的書生氣弄不好，就變成了令人嘲笑的對象。“尋章摘句老鵰蟲”，說的是一類學者，他們在字裡行間尋找某種確乎的註釋。有時，他們也梳理、編輯歷代典故，他們也在實驗室中，發明創造之物。他們觀察自然、星球、人類社會，提出研究性的中肯意見——這些意見往往被他們的繼任者和後學推翻。科學與觀點，便這樣持續、反覆地交錯前進。
如果一個作家，既有知識分子的智識與勇氣，又有學者的學識和研究心得，那他可能會寫出寶貴的著作出來。如錢鍾書的《圍城》，他僅僅是在作家的崗位上淺嘗則止。他的性情在小說中表露無遺，他觀察入微、言辭刻肯，有天真的孩子氣與詼諧之感。也有類似於胡適這樣的學者，他多是以知識分子的面目出現，行批判與改良社會的職責，然而他的貢獻也確乎與作家的任務有關，他把白話文開出一片新天地出來——他竟然能畢其功於一役。
寫作是最底層的運動，無論是作家、知識分子還是學者，他們都將使用這項“書寫技術”。因此嚴格來講，他們之間是不好區分的。作家往往受過高等教育。會寫作的知識分子必然有作家的一面顯露出來。如果系統地研究某一個領域，他則又兼為學者了。而學者又不免寫作專著與論文，假如他的寫作功底很好，他的著作便能廣泛流傳，這便佔了不少便宜。而且，一個寫作不力的學者，多多少少，會受人鄙視。這就像在手跡書寫時代，既便你的表達再有說服力，然而書法不夠美觀，那也是會影響閱讀者的判斷的。
我們再回過頭來概括地描述一下：作家是那個閉門不出的人，他要將心靈、人性、想像力匯為一爐，他對語言的敏感使其成為掌握“書寫技術”最得力的人。他寫作故事、詩歌、評論，以及非虛構的內容，以此與讀者之間搭建心靈之橋。他啟迪世人，把愉悅和審美帶給讀者。人們將一篇篇美文視若珍寶，作家也因此可以不朽，對本國的語言的創造性使用，保存在其篇章中。優秀作家的代表性文章被視為對語言運用的典範，也成為教材中的必修科目，大學中的重點研究對象。一類作家是對語言文體有貢獻的，他們推進或改進了敘事的結構和原則。而另一類作家則不，他們的重心可能是在構建宏大的故事規模，使其如何引人入勝，當你沉浸其中，會忘了文體這回事——語言太好，或許會干擾閱讀的實質。還有一類作家，瘋狂的寫作以致半途累死，這與另一類作家正好相反，另一類產量很少卻佔據重要地位。
當然，各形各色的作家都有。這無法成為一個模板和榜樣。重要的是風格即性格。一個作家有什麼樣的個性，他最終都會呈現在文本上。只要他寫得足夠多，這一點終將會裸露出來。作家是袒露心靈的人，也有遮蔽式的寫作，那是為了一個更好的窺見角度。
作家必須受一種激情的驅動。倘若沒有寫作的原始衝動，倘若驅動力某一天消失了，這才是最為可怕的事。技術、才華、專注力，這都是第二義。對於一個作家來講，他必須有個第一義提供發動機式的源源不斷的動力，那就是寫作的衝動，表達的慾望，在表達過程實現的快樂與成就感。這些推動他成為一個作家。否則，是沒有人願意幹這種苦役的。
作家的形成有賴於讀者的共識。一個人自封為作家幾乎是不成立的，只有讀者，廣大的讀者才可以說，哦，這是一位作家，我讀過他的著作。或者說，哦，那是一位優秀的小說家，他的故事寫得不錯，應該改編成電影。作家要依靠讀者才能確認並深化自己作家的身份。沒有人從第一篇文章開始便成為了作家。他只有反覆疊加，創作、發表，使人捧讀，他作家的地位就在這個過程中強化、加固。
對寫作的干擾太多，生活上的、人情上的。你想好好的寫上兩小時，可能要花同樣的時間，才能讓自己在桌前坐下來。總有些響動和念頭冒出來，洗洗手，查查郵件，有個快遞忘了取，要不今天歇一下，把某本書看完。起初是這些雜念，直到你有力地摒棄它們、否定它們，看這些雜念自己消失，你終於可以坐在書桌前，打開電腦，翻開本子和筆，然後大腦一片空白。這時，對於成為一個作家的你來說，不免想喝一口，再喝一口。於是成為一個酒徒的使命先於作家成功。
成為作家沒有別的捷徑，你只有寫，瘋狂地寫，寫到忘我的程度。這種專注力就會出來好的作品，至少，這些作品的面貌會讓作者本人大吃一驚，它具有陌生面孔——這些真是我寫出來的嗎？
因此，寫作者是天人合一的。作家經常能體會到修行者禪定的某種機能。當一個作家行使創作的權力時，他便體會到了和造物主合一的深度寧靜。他像個巫師一樣，召喚文字的千軍萬馬，召喚靈魂的顯現，他虛構的不過是靈魂真實的呈現。有人如此形容：靈魂借作家而來，說出了自己。
這便是無數人想成為作家的隱秘願望：體會那種神聖的時刻，忘我，專注，全知全能，與人物的命運走向一起顫抖，從已知牽引出未知，與繆斯之神通力合作。
作家的桂冠在現今時代多少落伍與過時，因為時代在粗俗的一面滑行太久，不器重文化與文學了。但這並不代表否認了作家的價值，有時候，價值是無法用價格判斷的，價值要在歷史中浮沉一段時期，為相近的心靈發掘吸引，才能顯露出來。因此，作家不用為了進入文學史而寫作，那種功利思想會妨礙寫作。也不要為獲獎而寫作，那只是附加的榮譽。作家要暗養聖胎，呵護好自己心中的一團聖火。保持藝術創作的最初驅動力。
如果說作家關注的是“人性”，知識分子更多地是關注“社會性”。知識分子總是想著人類如何更好一些，無論是制度、道德還是生活方式。知識分子為此要提供智識，對社會的認知，革新的觀念，以及言論的影響諸如此類。
一個仰仗知識分子的社會是有前途的，反之則不然。踐踏知識分子古以有之，因為知識最反動，知識使人啟蒙，知識讓人開竅，知識令你重新認識自身，認識自己的座標，自己所處的歷史節點。知識人或者知識分子，首要任務就是解救個體與群體，使其從“愚”的狀態脫貧。讓他不受他人操縱，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懂得維護自己的尊嚴。
知識分子，古或稱“士”。他的職能可以簡要概述為“安身”與“立命”。假若上大學只為找個好工作，這是安身之學；假若思考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這便是立命之學。知識分子應該對此予以指導。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毅便是行使價值觀，這個價值觀在儒學上是“仁”。宋之知識分子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一三句便是立命之學的綱領，其二四句則是安身之學的綱領。他的誓言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為他人之安身謀幸福，便是自己的立命之本。多麼偉大，知識分子都應該效仿。
知識分子的地位不保，這是令人堪憂的。知識分子有時會成為某種幫閒或附庸，裝點門面，討論虛假問題，做應制文章。知識分子也會成為拍馬屁的高手，為統治服務提供理路依據——這是知識分子掉入安身之學的陷阱，忘了立命之學的教義。
有些知識分子到了老年，會變得糊塗，更改自己的價值觀。否定自己過去的理論與言行。智慧遭遇到了梗阻，知識分子犯一個錯誤的危險，可能會影響到國家的決策者，從而波及到廣大的公民。知識分子的言論不可以不慎。這是為什麼古人老要說“如臨深淵、如覆薄冰”。尤其是現如今，大多數官員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如果其昏聵，沒有保持理性與清醒的話，對國民的損傷是不言而喻的。
獨立知識分子勢單力薄，眼瞅著被邊緣化。這是可悲的，人們常說，知識分子是一個社會的良心，這是指知識分子往往說真話、動真言。但真話去並不討喜，知識分子被邊緣化和主動邊緣化，則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如果我們的公民不奮起，不為他們創造言論空間，那實則是同輩莫大的道義損失。
一個成功人士賺再多錢，他也只是在安身之學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立命之學呢，則是人的意義所在。為富而仁，則兩個學問打通；為富不仁，則只能是一世之尊。
富有，似乎與知識分子之間天然地有敵對性。知識分子總應該以安貧樂道為特徵，如果汲汲乎功名利祿，其為人作風，則會在圈子中遭到唾棄。這的確有一定道理，比如如果你想富有，必然要跑場子，當幫辦，甚至要開公司，做項目。而這一切都是要消耗時間的，當時間消耗得連讀書、寫作的時間都佔用了，知識分子就會變質，知識和對知識的權威，成為牟利的幌子。如果要衡量一個知識分子是否稱職，只需要看他花的時間即可，如果他一半在書齋一半在市場上，那他只能打 50 分。我的建議是至少六四開，如果能達到八二開最好。六分立命四分安身，或八分立命二分安身，這種時間等分的劃分是比較科學的。
過去我們常常說“知識改變命運”，現在看來，這句話並未過時，問題是賓語模糊不清，究竟是誰的命運：知識人的命運還是整體人類的命運？命運走向是更好了還是更糟了？因此，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留下了巨大的闡釋空間。先秦、魏晉、晚清、 20 世紀，知識分子的命運各有其轉歸，但總之是相當悲慘。在一個“生”與“死”變幻莫測的大時代中，關於尊嚴的知識是否應該放棄，這對於知識人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考驗：放棄是活著的誘惑，不放棄是尊嚴的誘惑。總之，當生命與尊嚴只能二選其一時，知識分子陷於一個兩難境地。話語空間被無限壓縮了，知識會成為懷璧之罪。在這種振盪不息的局面下，知識分子很難踐行自己的理想人格。
嚴格來講，一個只關心自己的人，哪怕他再有學識，也不能稱為知識分子。只有當他關心陌生人，關心他者的命運時，他才能稱得上是知識分子。因此，諸多學者，恐怕不能稱之為知識分子。比如有人研究蝴蝶標本，他對人不感興趣，也從未發表過他人的見解與同情，那他是很難稱得上是知識分子。有些學者是化學家，他合成了塑料或致力於把水變成油，雖然對人類有莫大的功用，但他的初心只是為了工業合成，他客觀上造成了人類的進步，但主觀上並沒有理解他人之命運的想法，他也不能被稱之為知識分子。總之，知識分子是不可能一邊喝著紅酒，一邊聽著交響樂，一邊教導孩子要有教養，然後出門去的工作是為毒氣室按下按紐。如果這樣，既便你宣稱自己是知識分子，那也是不會被認同的。
以前的學者是通才，而現在的學者卻是專家。因此有些學者對自己領域以外的事情一竅不通，也漠不關心。這就像蛇終日蜷縮在自己的巢穴，他盤踞其間，安穩度日。學者最大的敵人是既沒有同情心又失去好奇心。他可能只盯著幾個競爭對手，幾個學閥。他對有幾個山頭，誰是誰的人諸如此類的事情倒是門兒清。如果他的學生在學問上超過他，論文變成第一作者，有可能他內心不是祝賀而是痛苦。這樣的學者佔據了大學及研究機構，討論學問之義，最終演變成了排名、論資排輩、資歷、影響因子這樣的現實考量——因此，學者們與企業家並無不同，他們忙著申請經費、發表論文、完成 KPI 。
如果我們的學者的風氣變得像“老闆”一樣，不指導研究生讀書而是把學生當作免費勞動力來使用，那這種風氣就會像破窗效應一樣傳染開來。這種風氣一時看不出惡果，但就長期而言，它影響的是“失信”與“失範”的大面積“失守”。
我相信有另一類學者的存在：他們有著活躍的智力，如沐春風的談吐，能夠把握所閱讀書目的要義，無論是在實驗室還是書齋，他們遵循的是嚴格的學術規範，沒有剽竊，沒有造假，沒有注水。無論是清貧還是富有，都不能影響他們對學術抱有的志向。貧窮時，他們不會改行；富有時，他們也不會懶怠。
富人、學者、官員都是這個社會行之有效的幾種身份：富人之與資本、學者之於知識、官員之於治理。假若三者能各司其職，精誠合作，則理想社會為之不晚。但十分令人心痛的是，富人想當官員，官員想當學者，學者想當富人，於是這個混亂的局面使得社會亂象叢生。
布盧姆寫有《美國精神的封閉》一書，他認為美國人正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他們不再關心自然的權利，喪失善惡是非的標準，忘卻立國立本的宗旨，在開放、多元的幌子下，美國人的心靈越來越走向冷漠、自私和粗鄙。——簡直可以說，放在當下的中國也不為過。高等教育面臨的問題，正是學者面臨的問題。我們的學者和學生，似乎仍在一個文憑社會中生存、掙扎。學者要謀一個良好的教職，學生要找到一個不錯的工作。這似乎便是學習與教育的全部目的。
不管怎麼說，這種想法有其邏輯自洽之處：如果謀生都變得困難，怎麼會安頓好心靈呢？這個問題古以有之，偉大的學者孔子先生說：“君子謀道不謀食。”其意思是“食在道中”。立道者，便能立食。安頓其心，則身有何患。但既便是大學碩儒，依然會在這個問題上較勁。民間時期馬一浮在四川樂山辦復性書院，便在對待學生的問題上與熊十力發生分歧。馬一浮認為讀書治學，與文憑無涉，否則便入駁雜功利之流；熊十力則認為，不給一張文憑，學生下山後如何謀職？馬一浮是純粹之儒，熊十力是惻隱之儒，理性來評判，兩位教師各有法門，皆無過錯。
學者的立意，不管怎麼說都應該有戰略高度。取法乎上，才能得乎中。如果取法只是為了謀職謀生，則顯得猥瑣了許多。猶太人願意把把自己的女兒嫁給學者而不是富翁，這是對學識的尊重。中國沒有這樣的傳統，上海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女兒嫁給老外。事實證明，這也是一種邏輯自洽：女兒安身，母親才安心。所以說，“寧在寶馬車上哭，也不在自行車上笑”。前者雖哭，但有破泣為笑的那一刻；後者雖笑，慢慢也會強顏歡笑。
學者應追問這樣的生存困境。物質帶來溫暖、安全和自由，但也帶來煩惱、空洞和痛苦。如果我們的心靈是乾癟的倒也罷了，物質滋養即可；問題的，心靈常會犯上作亂，它有自己的判斷、直覺和感受。
學者和心靈，是一對冤家。因為過多的知識會變成障礙，堵塞性靈這個系統。書讀多了的人，常老氣橫秋，老成持重，老謀深算。也因此失卻赤子的活潑潑和惺惺然。學者見多識廣，博聞強記，但假若一不注意，便會把自己弄得無趣。學者鑽進故紙堆，把自己變成老古董，於是也就只能供著，只有觀賞性而無可玩性。
因此學者不能太過嚴肅，孔子以詩教佐之，取“溫柔敦厚”之態。善則溫柔，誠則敦厚。子夏說君子三變，要“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這種修養裝是裝不出來的，裝則成病。心智成熟後，自然顯示這種相貌，一看就有威儀，接觸起來又很溫和，講起話來斬釘截鐵、句句在理。學者要有這種風貌，雖然說“要”，就跟說果子要熟透一個道理，並不是“要”就能要到的。時間到了，自然會如此呈現。
學者或者說學問家，必定以向學為志業，成為飽學之士。明顧炎武曾吐槽說：“北方學者，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南方學者，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吃飽後大腦一片空白，扎堆時空談玩笑，本是人的正常生理反應，無可厚非，妙在一“終”字，如果你整日、鎮日、終日都如此的話，則學者混同俚俗，無復有學者的面目了。
大部分學者，書都沒有讀通。因為不通，所以對事物沒有通透性認識。執己之見，報殘守缺，固以為自己專業是第一義。而好的學者，大約明白不管後面添加多少專業術語，前提有一個“人”字存在。人首先是個自然人，然後才是社會人，最後才是專業人。專業人不應該凌駕在人之上，否則便成為了專業動物。如此便有喪失方向的危險，玩火而不自知。因為專業的野心或求勝慾望，最終會葬送作為人的基本守則。
學者不應該與心靈是冤家。學者要時時內心有個提撕，保持理性和清澈。優良的學者都是以人道主義和人文主義為基本價值觀的，他心中裝著萬有，這萬有之中有自我與他人的安頓和命運，能衝破國界的阻擋，有對人類自身運作機制的反思和考察，也有報定專業為人類服務的決心。這決心中也包括改善人類與生態的處境。
因此當一名稱職的學者或當一名大學者，是困難的。一個學者必須衝破“小我”，擁抱“大我”，他的意識狀態才會涵蓋、包容周遭的一切。無論他是否在場，他的精神範圍便已籠罩著當下。他的思想，他的理念，他的價值觀及他所作的貢獻，具有一種示範的榜樣之效。他在實驗室日復一日地受挫，幾千次地重複實驗操作，最終有可能一敗塗地，永無出頭之日。但正是在這樣的局面下，奇蹟湧現了，屠呦呦成功提取了青蒿素，她挽救了全球的瘧疾患者。
對於一個學者個體而言，成功是偶然的；但是對於學者這個集群而言，成功則變成必然的。只要有一個士兵攻佔了堡壘，這場仗就打贏了。學者要有抱定做炮灰的決心，這就是用專業為人類服務的後果——迎接你的不一定是成功之巔，而是失敗的深淵，是墊腳石，是“百無一用是書生”。
另一種更可怕的職業是成為了思想家。思想家在當代是無用的，往往要到隔代，才有人理解他。思想家在當代的朋友和同黨少得可憐，他總顯得不合時宜。也沒有幾個人能讀懂他。如果說作家提供的是液體飲料，知識分子提供的是半流質飲料，學者提供的就已經是固體顆粒了，而思想家呢，他提供的是結晶體。一般人的腸胃，是沒有能力消化這種結晶的。這就像沒有人拿著鹽和味精直接飽腹。一般人只能接受一點點佐餐。比如，如果是有思想性的作家，就會好接受很多。有思想性的知識分子，必定在精英圈大受歡迎。有思想的學者呢，定然可以成為學界領袖。
而單純以思想、抽象的思想為目的，並且致力於對語言、哲學進行形而上的思索，這樣的人，當他最終擁有了原創的思想，他替當代所有人去思考那些純粹理念之物，並且使思想的深度向前推進一步，他就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思想家了。
研究哲學的學者離思想家最近，甚至是無限接近。思想家的稱號有時是一頂高帽子，戴在同時代人的頭上似乎是光榮的。但這頂帽子實在應該是五十年後、一百年後，由後人來頒發。因此可以說，所有當代對思想家的認定都是一種誤讀。但是事情總是相對的，有些思想家在當代便發揮威力，而在後世，他更是被很多人研究，人們從中吸取養份，這些養份還有治病之效——不同的思想對治不同的缺失。當你懦弱時讀尼采和魯迅；當你狂妄時讀叔本華和惠能；當你感覺孤獨時讀克爾凱郭爾和海德格爾；當你理性缺失時讀黑格爾和康德；當你缺少人文精神時讀盧梭和愛默生；當你想出世時讀梭羅和老莊；當你要入世時讀曾國藩和孔孟。總之，思想家是五花八門的，中國有先秦諸子，西方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以降的思想傳統。
哲學家麥基雖然不是個原創的思想家，但他的功用是在 1980 年代通過 BBC 向大眾普通了哲學知識，讓民眾愛上思想，後來結集為《思想家》一書。但誰能說他晚年沒有獨創的思想呢，他在《終極問題》（2016）一書中，這樣描述死亡：“在那之後，我們會面臨什麼呢？就算是那些知道自己大限將至、死亡就在眼前的人，也不知道答案將會是什麼。我只希望，在輪到我的時候，我的好奇心會超越恐懼，儘管那時我可能會是那種人，在認為自己快要找到所尋之物的一瞬間，他的蠟燭熄滅，陷入一片黑暗。”
哲學學者和哲學家是兩個稱謂，前者是研究哲學的學者，他要梳理、考訂、闡釋並翻譯哲學的歷史、事件和著作。而哲學家呢，毫無疑問是思想家的一種。哲學家要有自己原創的思想內涵，或者要建立一個思想體系，或者能讓真理從筆端汨汨流出。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思想家是“哲人王”，思想家是“愛智者”當中最出類拔萃的人。大的思想家，或許也是五百年才出一個。思想家不同於時下某些概念家、觀點家。既便一些西方高等學院的教授們，都有墮落成概念家或觀點家的危險，他們發明一個新詞，製造一個概念，然後用學理依據去支撐它，取一時之寵。比如“習得性無助”，就是認為事情無法改觀而不再努力，一句話能說清楚的問題非要用一本書去論證和闡釋，這是典型的注水的方式。現今充斥著市場上的，有諸多偽學術、偽理論、偽思想的書，它們常常包裝成學術或思想的面孔，但讀完全書，你會發現僅僅一個名詞解釋就足夠了，有用的信息量不會超過一頁。而真正思想性的著作則正好相反，每天能啃讀20頁、40頁或60頁，那都是一天當中充實的工作。
思想家常常是離群索居的，這是經典不變的形象。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思想家需要大塊的時間用來閱讀和思考。這是他的主業。這個主業幾乎換不來飯碗，因此諸多思想家要麼是繼承了遺產，可以養尊處優；要麼是把對生活的熱望降低到最低限度，他思考慾望，並把慾望轉化為某種形而上的表達。思想家之所以遠離人群，還有重要的一點是，在人群中，個體的人是不完整的：當你與一個人交談，你便變成了二分之一；當有八個人的飯局，你就是八分之一了；如果當眾演講呢，儘管你可以影響二百個人，但你仍是二百分之一。敏感的思想家，會在人群中體會到這種壓力。人與人之間微妙的粘著和互相擠壓、變形乃至不適。思想家是不願意與帝王互換身份的，因為這樣以來就毫無自由可言。既便你領導著一個國家的公民，你仍是被這麼多的公民綁架了。綁架在某個命定的事業上。有那麼多的公文、發號施令、決策和禮儀要處理。為此將會給國王配一個黃金宮殿。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互的，國王的權力當然大無邊，但他亦會被這種權力所束縛。有些事情不管他願不願意，他都得去做。一俟到過世或下臺，局面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他千辛萬苦營造出來的大好棋局，可能會風流雲散。
海德格爾喜歡住在鄉下的小木屋中，與山民為伍，他稱自己的工作是農夫的工作，而城市生則是令人不安的。他說：“城市人總擔心，在山裡和農民呆那麼長時間，生活一無變化，人會不會覺得寂寞？其實，在這裡體會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獨。大都市中，人們像在其他地方一樣，並不難感到寂寞，但絕對想象不出這份孤獨。孤獨有某種特別的原始魔力，不是孤立我們，而是將我們整個存在拋入所有到場事物本質而確鑿的近處。”
思想家最不害怕的就是孤獨。孤獨對普通人而言是難受，對思想家而言是享受。思想家要把自己立在孤獨的境遇當中。克爾凱郭爾對孤獨的談論，可謂是最佳詮釋，他言：“衡量一個人的標準是：在多長的時間裡，以及在怎樣的層次上他能夠甘於寂寞，無需得到他人的理解。能夠畢生忍受孤獨的人，能夠在孤獨中決定永恆之意義的人，距離孩提時代以及代表人類動物性的社會最遠。”
如果要畫一幅思想家肖像，首先他是一個陌生人，因為他很少拋頭露面，多多少少人們會認為他是一個怪咖。他固執己見，有自己的信念，決不隨便稱許他人，也不服從於主流的意識形態。他待人或許簡單粗暴，但某些時候又和藹可親。他尊重每一個人，但又顯得那麼居高臨下。他常常不修邊幅，因為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在外在的事物上。他時而滔滔不絕，時而陷入卡頓，然後是一陣令他人不堪忍受的沉默。他肥碩的身軀像個炸藥桶，裡面儲藏著威力驚人的能量。思想是個蓄能的過程，有時這種能量會毀滅他自己，有時也會成為他人主宰世界的理念工具。當然若利用得當，就像一項川流不息的水利工程，可以造就後人的福澤。
如此論述似乎有一種假設：作家、知識分子、學者和思想家之間是個遞進的關係。思想家也常有這樣的優越感，以為自己從事的是金字塔頂尖之事。作家和藝術家都希望得到哲學家的哲學評論，這樣以來，自己的作品就高大上起來，似乎與真理相提並論了起來。可笑的是這是一種錯覺，極其想當然。作家、知識分子、學者和思想家之間僅僅是分工、側重點和所花時間的不同。他們注目的微妙焦點不同，因此其流向也有細微差別。但你怎麼評判歌德或者卡夫卡呢？他們首先當然是作家，但其中蘊藏的接近真理的思想，可以說是飽含思想的汁液的。思想家薩特也會創作小說《噁心》，學者錢鍾書也會寫出《圍城》。可以說，“書寫技術”是他們共通的領域。寫作是他們最基礎的工作重心。
這就可以看看我們的書評家本雅明先生，他幾乎是一直以寫作書評維生的。他連正兒八經的作家都算不上。但此後，人們研讀他的長篇幅書評，發現他其實是個思想家。這是個奇蹟，“書寫技術”到了本雅明這兒，似乎已經是“跨文體”了。批評、洞見和思想交相疊出，卻又是散文式的風格。隨筆、札記之中，可見思想在自由地流淌，不受任何牽絆。
你盡還可以舉出例子，比如蒙田或者培根的隨筆。這究竟是屬於作家還是思想家的產生呢？或許二者皆具。因為他們的隨筆之中，文筆優美、條理暢達，同時又蘊含著思想和智慧的鋒芒，使人讀之如飲瓊釀。
叔本華與尼采晚年的著作已經很通暢了，不再以晦澀難懂示人。叔本華晚年寫有《人生的智慧》，這確乎是隨筆的樣式，真理也不再枯燥，理論也不再使人如墜雲霧，這使得其作品具有作家的氣質。而托爾斯泰晚年呢，他摒棄小說直抒胸臆，以格言的方式講述真理，因此有其絕筆之作《生活之路》，其中思想的創見如珍珠一樣比比皆是。
思想家以賽亞·伯林則深具知識分子氣質，他是最介於學者與思想家之間的知識分子。或者可以說，他完美的將知識分子、學者、思想家之三者的角色統一起來了。無論是他的《現實感》，還是他談論俄國思想家的篇章，都能讓人有所啟迪。
但學界卻願意把他看成觀念史家，又因其談論自由的種類和對歐洲政治的批判，而將其看作是政治理論家。這都是沒辦法的事。
由於個人的氣質不同，所關注的領域也處在延展之中，因此一個以“讀與寫”與“思考研究”為生的作者群體很難定義。他們的共通點是必須通過著作來行世和醒世。
“書寫技術”的本質不是一項技術，雖然冠以技術之名。其本質或許可以說是閱讀的副產品。書寫技術建立在龐大的閱讀量基礎上，經年累月之後，書寫成為一支自動生成的技術力量。為什麼將寫作稱其為一項“書寫技術”呢？因為掌握一項技術，都需要經過“學徒”的階段。“學徒”做的東西，有時候你挑不出毛病來，但也絕不能稱得上好。風格還未形成，質量也不穩定。難度稍高一些，思想稍複雜一些，在字裡行間便把握不住。學徒期是漫長的，對於寫作者而言，這是終生的困境。他在每鍛造一個篇章時，都不免有困苦之心，感覺自己是在一望無涯的空白之上，如同落水者，不知要漂向何處，能漂多久。
因此寫作者要常常回到閱讀中來，讀他人的評論、理解他人的語言、旁觀他人的困惑。如果可以，無論是作家、知識分子還是學者、思想家，都可以統稱其為“寫作者”。他們無論是演說、講課還是提交論文以及創作文學，最後都要變成論文集和作品集，從這個角度來講，他們是偉大的“寫作者”，繼承的是寫作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中，講故事變得極其重要。燈火昏黃、暗夜無邊，外祖母講著戲曲、童謠，教人一些做人的基本哲理和倫理道德。這便是人之初的場景。由此而發生演變，寫作者成為那個“複述者”。添加變形的技巧、繪聲繪色，似乎講述給他人而實則喃喃自語。這是一種致幻的魔力。有時寫作者相信如此可以使世界變得更美好，有時也頹喪地知曉這只是暫時的麻醉與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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