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孫紹振
魯迅的學生孫伏園，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中有這樣一段話：
”我曾問過魯迅先生，其（按：指《吶喊》)中，哪一篇最好。他說他最喜歡《孔乙己》，所以譯了外國文。
我問他的好處，他說能於寥寥數頁之中，將社會對於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寫出來，諷刺又不很明顯，有大家風度。”
魯迅為什麼最喜歡《孔乙己》呢？
因為，孔乙己是活在、死在多元的、錯位的感受世界之中。
我們來欣賞一下，這個標準的短篇。
《孔乙己》所寫幾乎涉及了孔乙己的一生，但是，全文不到兩千八百字。
《孔乙己》，2017
這麼短的小說，怎麼能寫得這麼震撼人心?
魯迅在孔乙己的故事之外，安排了一個看來是一個多餘的人物，就是那個小店員。
他本來與孔乙己的命運八竿子打不著，不管是孔乙己考試還是捱打，都和他沒有關係。
他只是在孔乙己喝酒的時候，能夠看到孔乙己而已。
和孔乙己命運有關的人物很多。
那個打他致殘的丁舉人老爺，還有請他抄書的人家，一定和孔乙己有更多的接觸，有更多的衝突。
比起來，這個小店員就所知甚少。
然而，魯迅卻偏偏選中了這個小店員作為敘述者。
這是為什麼呢?
第一，魯迅的立意是讓孔乙己的命運，只在小店員有限的視角里展開。
孔乙己的落第，他的偷書，甚至捱打致殘，都讓它發生在幕後。
迅省略的氣魄很大，那些決定孔乙己命運的事件，使得孔乙己成為孔乙己的那些情景，一件也沒有寫。
這樣就可以省略了許多場景的直接、正面的描寫。
第二，對事變作在場的觀看，只能以對受虐者的痛苦和屈辱的感同身受為主。
而事後的追敘，作為局外人，則可能作有趣的談資。
受辱者與敘述者(非當事人)的情感就不是對立而是錯位了，其間的情致就豐富複雜得多了。
小店員視角的功能就在於，自由的省略和營造複雜的錯位的情致。
遵循小店員的視角，小說只選取了三個場面，而孔乙己本人在咸亨酒店只出場了兩次。
從某種意義來說，這兩個場面，和孔乙己的命運關係並不大。
第一個場面，是他偷書以後，已經被打過了，來買酒，被嘲笑了；
第二個場面，他被打殘了，又來買酒，又被嘲笑了。
如果要揭示孔乙己潦倒的根源，批判科舉制度把人弄成廢物，這兩個場面，不可能是重點。
如果要表達對於孔乙己的同情，那完全可以正面寫他遭到毒打的場面。
像范進中舉那樣，正面描寫(白描)發生在主人公身上的事件，在場人物的反應等等。
但是，魯迅明顯是迴避了“在場”的寫法。
這是不是捨本逐末呢?
關鍵不在於是否捨本逐末，而在於魯迅衡量“本”和“末”的準則。
三個正面描寫的場面，寫作的焦點，是人們如何看待這個人。
對於這個完全是局外人的小店員，魯迅很捨得花筆墨，一開頭就花了兩個大段。
動人之處在於，小店員的眼睛帶著不以為意的觀感，和孔乙己拉開情緒的錯位的幅度。
小說的全部內容就是這個小店員與孔乙己錯位的觀感。
在他觀感以內的，就大加描述。
在他觀感以外的，通通省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說寫的並不僅僅是孔乙己。
其實，這正是魯迅的匠心，也就是創作的原則，或者可以說是魯迅小說美學原則。
重要的不是人物遭遇，而是這種人物在他人的、多元的眼光中的、錯位的觀感。
魯迅之所以棄醫從文。
是因為他看到日俄戰爭時期，中國人為俄國人當間諜，在被執行槍決之前示眾，中國同胞卻麻木地當看客。
在魯迅看來，為他國做間諜送死固然是悲劇，但是，對同胞之悲劇漠然地觀看，更是悲劇。
葉聖陶說：《孔乙己》小說突出了人生的“寂寞、冷漠、麻木”。
但是，作為一個小店員，他的漠然麻木，又有不同的錯位感受。
這個不同的出發點就是“無聊”、“單調”，所看的都是“兇面孔”，“教人活潑不得”。“
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幾聲。
按說孔乙己是非常不幸，命運是很悲慘的。
然而，恰恰是這樣一個人，又給小店帶來歡樂。
惜墨如金的魯迅，在渲染孔乙己帶來的歡樂的氛圍時，很捨得花筆墨：
“所有喝酒人便都看著他笑”，甚至“鬨笑起來：店內店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
小說錯位結構的焦點，顯然就在這種“笑”上。
對弱者的連續性的無情嘲弄，不放鬆的調侃，使得弱者狼狽，越是狼狽越是笑得歡樂，而弱者卻笑不出來。
錯位的幅度越是大，越是可笑，也越是殘酷。
殘酷在對人的自尊的摧殘。
孔乙已雖然潦倒、淪落，卻仍然在維護著殘存的自尊。
更為深刻的是，發出殘酷的笑聲的人和孔乙己，並不尖銳的二元對立，並沒有太明顯的惡意，其中還有知其理屈、予以原諒的意味。
這就是情感錯位的特點。
這種錯位，不僅僅在情緒上，而且在價值上。
在魯迅看來，他要揭示的不是孔乙己偷書的惡，而是周圍人對他冷漠的醜。
特別是，傳說孔乙己可能是死了的時候，說話的和聽話的，都沒有震驚。
掌櫃也不再問，仍然慢慢算他的賬。
對於一個給酒店帶來歡笑的人的厄運，居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這裡，錯位的潛在量很大。
那些個沒有偷竊的人，比這個有過偷竊行為的人，可惡多了。
孔乙己最後一次出場，已被打折了腿，不能走路，只能盤著兩腿，臀下墊著一個蒲包，用手撐著地面“走”。
軀體殘廢到這種程度，在與平常這麼不同的情況下，掌櫃的仍然同平常一樣，笑著對他說：
”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
對很悲慘的事，本該有驚訝，有同情，至少是禮貌性的沉默。
可是，掌櫃的卻不但當面揭短，而且還“笑著”。
錯位到如此大的幅度說明，精神上的殘酷的傷害，已經是夠可怕的了。
更可怕的是，他並沒有感到嚴酷，也沒有想到其中包含的傷害。
相反，倒是感覺到並無惡意，很親切地開玩笑似的。
所有的人，似乎都沒有敵意，都沒有惡意，甚至在說話中，還多多少少包含著某種玩笑的、友好的性質。
但是，卻是對孔乙己對殘餘自尊的最後摧殘。
從一開始，他的全部努力就是諱言偷，就是為了維護最後的自尊，哪怕是無效的抵抗，也要掙扎的。
這是他最後的精神底線。
但是，眾人，無惡意的人們，卻偏偏反覆打擊他最後殘餘的自尊。
這是很惡毒的，但又是沒有明確的主觀惡意的。
這種含著笑意的惡毒，這種貌似友好的笑中，包含著冷酷。
明明是魯迅式的深邃的洞察。
但是在文字上，魯迅卻沒有任何形容和渲染，只是很平淡地敘述，“仍然同平常一樣，笑著對他說”。
連一點描寫都沒有，更不要說抒情了。
但是，唯其平靜，平常，平淡，才顯得諸如此類的殘酷無情，由於司空見慣，而沒有感覺，沒有痛苦。
寓虐殺性的殘酷於嬉笑之間。
”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孔乙己如此痛苦，如此狼狽地用手撐著地面離去。
酒店裡眾人，居然一個個都沉浸在自己歡樂的“說笑聲”中。
人性麻木一至於此，錯位的感覺，何等的慘烈。
更有甚者，孔乙己在粉板上，留下了欠十九個銅錢的記錄，年關沒有再來，第二年端午也沒有來。
人們記得的只是“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銅錢呢!”
過了中秋，又到年關，仍然沒有再來。小說的最後一句是：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一個人死了，留在人們心裡的，就只是十九個銅錢的欠賬，這筆賬，是寫在水粉板上的，是一抹就消失的。
生命既不寶貴，死亡也不悲哀，這樣的世道人心啊。
在世的時候，人們拿他作為笑料；
去世了，人們居然既沒有同情，也沒有悲哀，甚至連一點感覺也沒有。
這裡不但有魯迅對於人生的嚴峻諷喻，而且有魯迅在藝術上創造性的探索。
從魯迅的追求看來，小說美學就是人物的多元感知變幻學。
魯迅的偉大就在於，發現了人物的生命，不僅僅在行為和語言、思想的衝突之中，而且在人與人感受的部分重合或部分偏離的結構之中。
各人的感知，是各不相同的，各不相通的，但是，並不僅僅是直線對立的，而是多元交錯(錯位)的。
人物對自己的感覺，往往沒有感覺，對他人的感覺卻視為性命攸關。
人物的自我感覺，取決於他人，主要是周圍人的感知，好像是為了他人的感知而活的。
最極端就是，人家不讓她端福禮，她的精神就崩潰了，就活不成了。
《孔乙己》之所以受寵愛，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物感受錯位的多元而幅度巨大。
原因之二，在形式風格上，魯迅為孔乙己的悲劇營造一種多元錯位的氛圍。
是悲劇，但是，沒有任何人物有悲哀的感覺。
所有的人物，充滿了歡樂，有輕喜劇風格，但是，讀者卻不能會心而笑。
既沒有《祝福》那樣沉重的抒情，也沒有《阿Q正傳》和《藥》中的嚴峻反諷。
更沒有《孤獨者》死亡後那種對各種虛假反應的諷刺。
有的只是三言兩語，精簡到無以復加的敘述。
這種敘述的境界，就是魯迅所說的“不慌不忙”，也就是不像《狂人日記》那樣“逼促”，“諷刺”而“不很顯露”，這就是魯迅追求的“大家風度”。
反過來說，不這樣寫的，把主觀思想過分直接地暴露出來，那就是“逼促”，諷刺“很顯露”。
在魯迅看來，就不是“大家風度”。
拿這個標準去衡量《狂人日記》、《阿Q正傳》，魯迅就可能覺得不夠理想，不夠大家風度。
這不僅僅是對自己的苛刻，而是對藝術的執著和追求。
作者：孫紹振，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
文章來源：《複眼看魯迅：雜文家和小說家矛盾》，孫紹振著
原標題：魯迅為什麼最喜歡《孔乙己》，本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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