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俘虜工作特別是有針對性的投誠反正工作，運用的最為嫻熟的時候當屬解放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殲敵807萬人，其中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的就有177萬人，佔我軍殲敵總數的21.9%。
加上被我軍俘虜的459萬國民黨軍隊，則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俘虜的總數達636萬人，佔被我軍殲敵總數的78.8%。
其中，解放戰爭第一年，國民黨軍隊起義及被我軍俘虜人數是69.4萬，佔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62. 0%；解放戰爭第二年，國民黨軍隊起義及被我軍俘虜人數是98.1萬，佔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64.4%；解放戰爭第三年，國民黨軍隊起義及被我軍俘虜人數是247. 8萬，佔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81.2%。解放戰爭期間，我軍開展實施的北平模式、綏遠模式、天津模式等三種瓦解敵軍模式，極大地促成了國民黨軍的投誠反正，這些俘虜人員經過教育改造後，絕大部分轉變成為解放軍戰士，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也彰顯了我軍俘虜工作的效果。
1940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論政策》中再次強調：“對敵軍、偽軍、反共軍的俘虜，除為群眾所痛惡、非殺不可而又經過上級批准的人以外，應一律採取釋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參加、多少帶有革命性的分子，應大批地爭取為我軍服務，其他則一律釋放；如其再來，則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財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誠懇和氣的態度對待之。不論他們如何反動，均取這種政策”。
以抗日戰爭為例，日本軍國主義企圖抹煞由於俘虜被釋放後、所產生的八路軍寬待俘虜的巨大影響，對日軍士兵實施極端思想控制，誣衊我在戰場上殺害了很多日本俘虜。針對敵方的散佈謠言，我軍制定了相應的政策方針用以指導前線部隊。1939年2月18日，以毛澤東、王稼祥、譚政名義頒佈的《關於優待日軍俘虜的指示》中便指出:“在戰鬥中俘獲之日軍俘虜應儘量釋放，多則不超過兩星期，情況許可時當場釋放。”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和新四軍模範執行釋放俘虜的政策方針，用鐵一樣的事實戳穿了敵人的謊言，推動了寬俘政策在敵軍中傳播，使日本士兵更加了解我軍的寬待俘虜政策，消除了可能帶來的誤解。
日軍方面也不得不承認：“八路軍瓦解皇軍，最厲害的是優待和釋放俘虜。此外，我軍還對一些因特殊情況去世的俘虜屍體加以掩埋，建立日本士兵墓標，墓標上寫上姓名、年齡和等級等，並以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名義用日語寫上鼓動厭戰情緒的語句。這些人道主義的做法，彰顯了我軍的寬待俘虜本色，極大地削弱了敵人的戰鬥意志，對於宣傳寬待俘虜政策、啟發敵軍士兵覺悟、增強了對我軍的情感認同等，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對偽軍及俘虜政策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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