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浩然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冷漠期：“到底是從武漢回來的，就是不一樣！”
作為一個武漢返鄉人員，現在回想2019年12月31日的那個上午，我依然覺得魔幻。我在武大上學，當時同學們在微信裡討論武漢出現的不明原因肺炎，有人轉發應對策略，比如少去人流大的地方。我還開玩笑似的在群裡說，“我覺得圖書館人流量就挺大的。”之後家人朋友陸續給我打電話，我一遍遍地解釋，“放心，漢口離我學校那麼遠，我既不愛出門，也不喜歡吃海鮮（當時看到海鮮城就以為和海鮮有關係）。再說了，現在不也沒發現人傳人嗎”。不過也答應，先做好防護措施。
雖然後來感到如臨大敵，但當我處在漩渦中心時，反倒覺得雲淡風輕，心態像我這樣的也不是少數人。直到2020年1月15號離開武漢，我所有的防護措施只是在第一時間去1公里外的商業區花二十塊錢買了一包口罩（因為學校門口藥店裡的已經賣完了），出門還是喜歡戴自己平時的棉質口罩。
幸虧我既不是確診也不是疑似病例，不然我接下來的路線一定會被罵。15號中午從武漢站離開，在合肥待了兩天，拜訪許久不見的老師和朋友。18號早晨從合肥回阜陽，按家鄉習俗過臘月二十四的小年。19號早晨又從阜陽轉道合肥，與朋友們匯合後去安慶懷寧，看望一個重病初愈的朋友（朋友病情和肺炎無關）。19號當晚從懷寧坐火車回家。
每到一地，朋友們都會和我聊武漢的肺炎是個什麼情況，我如實地轉告了自己的所見所聞。19號去懷寧時，我忍不住反問同行的朋友們，“難道你們都覺得武漢的情況很嚴重嗎？”這天不用朋友們如何覺得，情況確實越發嚴重了。數字快速刷新，我們也接受了一天的信息爆炸。19號晚上在擁擠的懷寧火車站，一位朋友給大家分發她帶的口罩：“雖然是棉質的，但還是戴上吧，路上那麼多人，防一點是一點。”我突然想起來自己新買的口罩一直沒拆，從包裡拿出來，對同伴們說：“要不試試我這個？”
“哈哈哈，你這個買對了！到底是從武漢回來的，就是不一樣！”
這時我才注意到，我買的是一次性醫用外科口罩。不過朋友這是誇獎嗎？怎麼聽起來不太舒服呢。
緊張期：“發燒了說一聲，不然大家都麻煩。”
回家後發現，網上已經很難買到合適的口罩，潛伏期一詞還沒有深入人心。20號，平時在北京的小姑一家回來了，原打算除夕那天坐動車，考慮到疫情傳播，立即決定開車回家。21號，我和十來個朋友約了一場熱熱鬧鬧的烤肉，事後發現那是我寒假裡最後一次朋友聚會。22號，我和爸爸回臨泉給爺爺上墳，在農村裡根本沒有看到有人戴口罩，對武漢的情況也沒怎麼關心。23號，朋友買給我的100個醫用外科口罩到了，這可能是我今年收到最寶貴的禮物。電視裡，武漢封城、醫院求助、電影撤檔，2020的開局很不太平，也打亂了過年的節奏。小夥伴紛紛決定不再聚會，不過與武漢的緊張、網絡的緊張、我們的緊張相對的，許多長輩們似乎並沒有太當回事。24號，年三十，菜市場裡戴口罩的商販也不多。今天打車時和司機師傅聊天，因為注意到他也帶了口罩，但之前下車的兩位年輕人沒戴。他說今天載的客，戴口罩的大概只有一半。我沒敢告訴他我剛從武漢回來，更沒說打車是要去飯店吃年夜飯。今晚我們一大家照常聚會，有奶奶和姥姥兩位老人，還有幾位長期在外工作的姑舅。飯桌上的氣氛還是其樂融融，偶爾也拿我從武漢回來開開玩笑。飯後我把口罩給親戚們分了一下，大概每家20個，長輩們還誇我孝順。
但這種熱鬧在飯後就結束了。親戚們用電話相互通知，二姑的婆婆，前兩天和從武漢回來的妹妹接觸，之後就發熱感冒，家人立即把老人家隔離，也決定今年不相互走動了。聽說了這些，前兩天剛從北京開車回來的小姑一家也決定，明天立即返京。到這個時候大家都覺得，氣氛有點不對了。
新聞裡確診和疑似人數都在爆炸式上漲，多個省市啟動了一級響應，鄉鎮裡敲起鑼鼓喊起喇叭，提醒大家注意防護，甚至勸返到過武漢的人員離鄉，市區有幾個小區傳出要封的消息。我和小夥伴們發現，在我們還沒找到辦法勸服長輩們戴上口罩不走親戚時，長輩們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除夕夜，微信裡像往年一樣互相發送著拜年的消息。不過很明顯，“身體健康”、“百毒不侵”等詞出現的頻率高了很多。而我從初中以來最好的哥們兒，在發了消息後還不忘囑咐一句，“你小子咳嗽了發燒了說一聲，有啥事咱一桌十幾個人都麻煩。”
冷靜期：我在思考中堅定信心
從25號開始，我就沒再出過門。這麼做一是出於自覺，二是社區的要求。從27號開始，我陸續接到社區和衛健委的電話（甚至包括臨泉縣衛健委），問我何時從武漢回來，是不是坐的某趟車，最近有沒有發熱乾咳等症狀，並一再叮囑我不要出門，出門發現牆上多了張溫馨提示：“此為於武漢返鄉人員接觸者，目前居家隔離中”，另外還有隔離起止時間。
自我隔離也好，雖然我在一定程度上是當事人，但隔離期間我倒成了旁觀者，正好可以觀察、思考並記錄我經歷的這場歷史。
面對這場疫情，大家不由自主地把記憶拉回到2003年。網絡和爸媽是我獲取信息僅有的渠道。我既從父母那裡瞭解現在外面的情況，也不斷詢問當初非典對我們的影響，畢竟我的記憶裡只有被父母灌下去的中藥。
1、經歷過非典的長輩們為什麼起初不願意戴口罩
我的父母都是國企職工，爸爸在建築公司、媽媽在公交公司。爸爸說那個時候阜陽是安徽非典最嚴重的地區，阜陽人到外地出差都要借用當地同事的身份證，他們到合肥彙報工作，也只是把車開到合肥城外，把材料交過去，根本不敢進城，那時的情況就是如此。阜陽城內呢，媽媽說公交車還在運行，一天消毒三次，但是全天下來可能只有司機和售票員兩個人。
這更加深了我的疑惑，既然阜陽當初的情況十分嚴重，那為什麼之前我和小夥伴們仍然不能說服他們戴口罩呢？為什麼經歷過非典時期的長輩們，再次面對疫情時並不太上心呢？
我進行了一場自己命名為“互聯網考古”的小調查，尋找2003年關於阜陽乃至整個安徽省非典情況的報道。在一堆年久失效的網頁中，還殘存著幾篇簡陋的報道。瀏覽發現，所謂的“嚴重”，其實也沒那麼嚴重。
首先，安徽省遭受非典衝擊比較晚。在2003年3月底各省陸續向衛生部上報每日疫情時，安徽的報道還是“未雨綢繆”。而全省首例非典是4月22日返鄉的一位阜陽民工。其次，安徽省總體病例較少。自發現省內首例的3個月內，全省只有10例確診病例、8例疑似病例，沒有二代傳染、沒有醫護人員感染、沒有死亡病例。在那個嚴肅的環境中可謂成績顯著。
到這裡，我當初的疑問自然打消了。對於長輩而言，同非典的戰績是預防針，他們的心裡有一個“閾值”有一種“抗體”，此後的疫情如果不擊敗那種抗體，就無法引起警覺。“非典那麼厲害都被戰勝了，這又算的了什麼呢？”但我們經歷太少，沒有關於非典的鮮明記憶，相應的抗體。那什麼東西會擊敗抗體？是媒介、是信息。雖然我們和父母都關注主流權威媒體，但在媒體之外，還有影響我們的重要個體。與我們而言，他可能是某個博主、某個公眾號，對父母們而言，可能是某個朋友、村裡的某個幹部。
疫情的發展很快就突破了長輩們內心的閾值：1月26日，過去一天內阜陽已經有10例確診，在安徽省居第二，此時全國確診人數新增688例。2月1日城區還有15條公交線路運營（正常情況下六十多條線路），但是所有經過或抵達醫院的線路都沒停。2月2號中午12點起，阜城所有公交線路暫停運營，具體恢復運營時間另行通知。同時，阜陽的確診人數達到了59，達到全省第一，與合肥並列。合肥、阜陽、安慶坐穩了全省確診病例的前三名。這三座城市也各有特點：合肥經濟最發達，同武漢和省內其他城市的交通最便捷；阜陽人口最多，外出務工的也多，全市1000多萬戶籍人口，僅臨泉縣的200萬人裡就有不下萬人在武漢務工；安慶同湖北相鄰，與武漢地理位置最近，歷史聯繫相對密切。好巧不巧，離開武漢後這三個地方我都去過，慶幸自己在隔離期內沒有異常症狀。
鍾南山院士說，隔離期一過，沒事也就沒事了。既然脫離了風險，我逐漸冷靜下來，但父母和夥伴們的情緒發生了一些變化。屯物資也越來越多被提及，分不清是開玩笑還是說真的。小夥伴們的群裡每天都在討論“聽說哪個小區戒嚴了”，“什麼時候能結束啊”之類的話。於是我開始思考新的問題。
2、我們該如何打好這場疫情防控戰呢？
我們，不是指整個社會。雖然這場戰鬥只有靠全社會的努力才能勝利，但我能考慮的、能建議的，只有我和我的同齡人。這既包括我身邊的同學們，也包括遠方的網友，包括放了寒假的大學生，以及雖然畢業但不在抗擊疫情行業工作的年輕人。這是具備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和信息獲取能力，卻還沒有獲得穩定的職業身份的一群人，是網民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我們能做些什麼呢？
（1）積極為身邊人做好防護措施
父母、老人可能對網絡不熟悉，對科普信息和偽養生信息不能明確區分。不知道N95口罩、一次性醫用外科口罩和普通口罩有什麼區別。早點給家人科普，教父母正確佩戴口罩，主動給家裡通通風，給門把手、手機、遙控器用酒精消消毒。這些都是小事，但基本的防護也只要求我們做這些。給家人多一點關心，分擔一份操勞，既有助於身體健康，也可以密切感情。
（2）關注輿論，但日子該過還得過
關注疫情，也需要在難過自己和放過自己之間找平衡。看了太多負面消息，難免會讓自己心情低落，甚至恐慌憤怒。因為我們終歸不能走到抗疫第一線。負面情緒無助於對抗疫情，還會影響自己的身心健康。不少網友已經注意到了這點，專門整理每日捷報（如解放軍接收火神山醫院、各地醫療隊奔赴武漢等）。不造謠傳謠我們都能做到，但我們需要多一點這樣的捷報，不是為了報喜不報憂，更不是自欺欺人，而是為了暖人心、強信心。我們要關注疫情，但不能恐慌，也不必恐慌。日子改過還得過，過好自己的日子，不信謠、不添亂、不傳染，就夠了。就像小時候，媽媽掃地時會讓我乖乖坐在凳子上。看起來我什麼都沒做，反倒有助於媽媽打掃衛生。
以“封城”為例。不少網友看到北京限制外地車輛進入，就說北京要封了；看到小區門口開始查身份證測體溫，就說小區要封了。這種想法體現了對疫情的關注，但不是合理的態度，甚至是在造謠傳謠的邊緣徘徊。現在看來，確診和疑似病例都集中在湖北，隨著潛伏期即將結束、拐點即將到來，過去沒封的城市，封鎖的可能性也極小。退一萬步說，即使真封了，生活物資也會有保障，不必徒增恐慌。不然城還沒封，人先瘋了。
（3）利用這大塊空閒、增長能力
在過好自己日子的基礎上，如果再增長能力、取得進步，那是最好不過的。社會是一個共同體，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今天醫護人員、解放軍戰士等工作者衝在第一線，我們心懷感恩和敬意。隔離在家，我們不僅在今天為他們的工作創造便利，將來也可以在自己的崗位上回報他們。現在“到了足不出門也能為國家做貢獻的時候”，但也要為下一次走出家門、走上崗位做準備。正月初九是我23歲生日，這個生日很難忘。我驚訝地知道牛頓在面對1665年~1666年的倫敦大瘟疫時和我年級相仿，而那是他生命中輝煌創新、大放光彩的階段。我自覺不能和牛頓比，但我們也有自己要學習、要進步的領域。比如有社會工作的同學利用這次機會組織心理干預小組，有社會學的同學做調查、寫文章，有醫學的同學做科普。退一步說，增長能力未必是指什麼高大上的專業內容，還有同學在家學會了幾道菜，學會了自制奶茶燒烤，或者運動健身、學習樂器，總不算是讓疫情耽誤了成長。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今年初的這場疫情，對社會的方方面面都是一個考驗，有些地方沒經受住考驗，暴露出了問題。這會動搖大家對小康社會的信心嗎？我想起了我高中班主任說的話，一切在高考前暴露出的問題都是財富。問題暴露出來了就要解決，不合格的官員要處理，不合理的制度要調整。通往繁榮富強還有一段路要走，走在路上就要堅定信心，克服困難。
最後祝願，武漢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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