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清朝的正規武裝力量在長達200多年的時間裡是分為“八旗”和“綠營”兩大編制，稱為“經制之軍”，而後世鼎鼎大名的“湘軍”、“淮軍”其實只是“團練”，屬於官方認可的“民間組織”，而他們的誕生，恰因為清廷正規軍的戰鬥力急劇衰落，不足以鎮壓，只得放權。但是很多人並不知道的是，清朝的正規軍是如何從開國之初縱橫天下的“精兵”淪落成為連剛放下鋤頭的農民都打不過的“魚腩”，而這種戰鬥力的衰落，與軍餉，也就是士兵的經濟情況有很大的關係。
1綠營的軍餉待遇是清順治四年（1647年）確定的，《清世祖實錄》卷34記載：有馬戰兵每名月給銀二兩，五馬戰兵每名按月給銀一兩五錢，守兵每名按月給銀一兩。這個工資標準制定之後，一直到清朝滅亡就沒有改過了，也就是持續了將近265年。順治十六年（1659年），戶部侍郎林起龍上疏指出：一曰給餉薄……今城守兵每名月關米三鬥，支銀一兩；步戰兵每名月關米三鬥，支銀一兩五錢；馬戰兵每名月關米三鬥，支銀二兩。除扣剋外，一月之中日用蔬菜所需，冬夏衣服所需，整修器械鞍轡所需，一人之身僅德存活，若有父母妻子，則艱難甚矣。注意這段話裡的幾個要點：1，剋扣；2，副食；3，衣裝；4，器械；5，養家。這五條中的前四條，放在今天人眼裡絕對是不可思議的。先說剋扣，除了我們之前經常在文藝作品中瞭解的“喝兵血”這種違法活動之外，還有“國家認可”的合法剋扣，比如朋扣銀、朋馬銀、小盡銀等等。所謂朋扣銀，是從官兵應領俸餉銀中，每月分別按額定數目扣出，作為養馬經費用銀，謂之朋扣銀，亦稱朋銀。清制，副將以下，把總以上，每月各扣2錢，馬兵扣1錢，步兵扣5分，守兵扣3分。這項銀兩存儲營中，以備買馬之用。買補馬匹餘剩款項，年終報兵部核明，送戶部充餉。看起來，是不是有點像“眾籌”？不過對象就很特殊，放今天就和“眾籌”買坦克差不多……所謂小盡銀， 名目更加奇葩，又稱“小建銀”，用途是抵充有閏月的年份的俸餉，你沒看錯，這個邏輯就是農曆裡面加閏月等於一年有13個月，多出這個月的餉銀，國家覺得按月發工資虧了，就讓軍官和士兵拿出自己的工資來“買保險”……換句話說，國家無論一年幾個月，只發12個月工資……這真不是一般的教條和“節儉”了。這些國家規定的錢糧扣除完，馬兵每月實得銀1.833兩，戰兵每月實得銀1.4兩，守兵實得銀0.937兩。 
等等，還有更奇葩的，就是乾隆朝之前的舊例：綠旗營兵演放鳥槍需用火藥鉛子，向例兵丁自備……皆於兵餉項內支取。你沒看錯，軍隊日常訓練所耗費的子彈錢，要從士兵軍餉里扣除，這種制度下，士兵怎麼願意訓練射擊？怎麼敢練射擊？多打幾槍，半個月飯錢沒了。“兵”才是清朝的正規軍，“勇”則是團練，是“民間組織”乾隆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弊端，明令廢除這個慣例由國家負擔相關耗材支出，但是，所謂的“歡呼雀躍”也沒維持多久，綠營的軍將們又繞了回去，還是要剋扣這筆開支。以上還是“合法”的國家剋扣，綠營兵們，還要面臨各級將領們的剋扣，這部分就是違法的，可也最是根深蒂固的，辦法還很多。比如在綠營將領在本部隊放債，直接扣發軍餉還本付息，還有假冒填補軍械而扣士兵工資來“盡義務”，還有各種迎來送往和辦公費用攤派到士兵軍餉裡剋扣，這種手法可謂貫穿了整個清朝。順治十二年刑科給事中李寶秀上疏《為兵民疾苦多端事》：見在兵丁，每月所支餉銀為數不多，該管將領又有剋扣陋規，層層盤剝，內不足養父母妻子，外不足置甲衣器械，欲其勠力疆場，赳赳桓桓，豈可得乎？這還是順治年間的說法，在乾隆年間，需要面對的已經不是士兵能不能效命疆場的問題了，陳黃中在《養兵論》中寫道：綠旗之兵，自沿邊諸鎮外，大約馬一步九。其守步月餉，計月僅得銀九錢有奇，一卒之家，約以三口計，是一口每日僅得銀一分餘耳。夫重賞始得勇夫，而薄餉必無強卒，故今之名隸伍符者，皆市井遊惰，不克自存，計無復之，苟延歲月，始肯入伍，猶且逃亡告退者甚多，若其人稍有謀生之策，必不肯為。其中更有掛名冊籍，規避差徭，別營他業以自給，而其技藝之不堪，又不待言矣。總結一下，就是到了“乾隆盛世”之際，綠營兵這支國防主力，已經到了稍稍有點謀生能力的正經人就不屑於為之的“賤業”，只剩下各種活不下去的流氓無產者在其中掛名，以經營其他小買賣過日子，這樣的軍隊，還能不能稱其為軍隊？2當然，上述所說還是平時“養兵”，清廷對綠營兵還有臨時補貼、戰時津貼和戰功獎勵。比如綠營兵“出差”，像押運餉銀、抓捕逃犯之類的，都算“出差”，就有0.03兩銀子的補貼，綠營官兵有紅白喜事也有幾兩銀子的國家補助，戰時津貼則包括開拔前後給的行裝費、鹽菜口糧等雜項，打仗的時候，綠營士兵的收入可以達到5兩銀子，是平時收入的6倍左右。探究清政府的整個行為邏輯，從根本上，就沒有把這些士兵當“兵”來養，而是當做“看家狗”來養，平時喂剩飯，戰時扔骨頭，再對姦淫擄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能對付天下的“亂民”了，至於說“國防”，那是不必考慮的，反正天朝有一副龐然巨獸的大架子，一般人還真不敢挑戰它。不過，這套策略，到了咸豐年間，也已經難以為繼了。 
民國十八年（1929年）察哈爾省編遣欠餉定期庫券壹圓，欠餉對於中國軍隊而言，還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故事太平軍興，各省財力不同，綠營發餉開始出現嚴重程度不一的欠餉，除了四川一省為全餉外，其餘省少的一年只發2、3個月軍餉，多得也只能發到7、8個月，到同治年間，各省綠營欠餉或3、5年，或7、8年，均達數百萬兩之巨。而光緒年間，這種情況並未得到改變，1886年，朝廷上諭給京師綠營發全餉，各省綠營仍只能發到七、八成。那麼，整個清朝，綠營士兵的收入相當於什麼水平？1838年，林則徐曾經在奏摺裡做過簡單計算：若以食貧之人，當中熟之歲，大約一人有銀四五分，即可過一日。問題是，綠營兵不是一個人，而往往是一家子，只以5口之家計算，年需花費50兩白銀左右。1866年，左宗棠奏稱：士兵每月得銀3兩至3兩餘，即可“日用足敷，無須別營生業。”這個數字已經比林則徐的時代花費多了，到了晚清，物價上漲，一個三口之家的花費已經達到了70多兩，又要比之前超出很多了，不過每月3兩的收入，那是湘淮勇營，不是綠營。 
電影《投名狀》劇照，這句話可以說是清軍的心聲 綠營的法定收入仍然是1647年的定製，馬兵每月實得銀1.833兩，戰兵每月實得銀1.4兩，守兵實得銀0.937兩，這個數字就算軍官有良心，不喝這口“兵血”，也得乘以70%。而同時代一個自耕農的年收入可以達到33兩——50兩，一個佃農的年耕種收入則為15——30兩。實際上，綠營兵的合法收入根本比不上普通的自耕農，連佃農的收入水平都達不到，所以其家庭生活只能靠著各種非法收入才能貼補，在此條件下，無論是軍事技能還是軍人自尊全部蕩然無存。在太平軍興時，時人對綠營的評價就是：名之為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即走。這裡就不特別強調綠營兵幾乎成為慣例的戰時搶劫的細節了，他們的“合法”生活水平近似於乞丐，想要稍加改善就不得不完全走向“違法”的流氓之路，乞丐、流氓，也正是清朝正規軍綠營兵的唯二選擇，悲哀不？綠營兵的軍餉只能養乞丐，八旗兵的軍餉又有什麼區別呢？作為很多人眼中清朝的特權階層，“旗人”的普遍形象是提籠架鳥、紙醉金迷，而往往忽略了，任何一個政治集團都存在內部的分層，上層貴族由於擁有諸多政治、經濟特權可以有效變現，而八旗的底層民眾，其實在大清朝的“祖宗之法”（只許從軍）的約束下，恰恰是日漸貧困化的，而八旗軍的最終瓦解，根子也在這個，而非上層的腐敗。晚清名臣曾國藩在《議汰兵疏》中寫道：八旗勁旅亙古無敵，然其額數常不過二十五萬。有些人關注的是“亙古無敵”，有些人關注的是數字，不過二十五萬並不是整個清代固定的編制，而且不同時代，八旗的部隊編制也不一樣，比如乾隆朝的八旗總數是20.5萬人。
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八旗兵數據可以看上表，大體上是27.5萬左右。
乾隆中期的20.5萬八旗兵中又包括10990名養育兵，之後的27萬八旗兵中又包含了大比例的“養育兵”， 
比如八旗驍騎營80441人中就包含養育兵26872人。所謂養育兵，其實就是八旗中的“低保戶”，其設立的原因就是，早在雍正初年就已提出：閒散宗室，以無錢糧，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子。因為清代八旗“戶口”不允許從事從軍之外的其他生計職業，所以，如果家中壯丁沒有被補入軍中，其家庭生計會非常得艱難，而隨著清朝統治延續近百年，原本兵額和八旗家庭的匹配被不斷突破，八旗生計問題浮出了水面，比如到乾隆朝，漢軍人口爆發增長，遠遠高於滿洲、蒙古旗人的增長。另一方面，旗人生計中原本應占據一定成分的“旗地”大量被賣給民戶，到乾隆朝甚至達到了“十之六七”。 
韓國電影《最終兵器：弓》中的八旗兵，說滿語，持長弓大箭 清朝的解決方案是，一方面將大批漢軍旗人“出旗為民”給滿洲人，甚至索倫人騰出編制，另一方面採取官贖旗地的措施，在這之前針對旗人債務還有集中發銀償還的舉措，當然以上這些都可謂治標之策，真正能夠稱為制度安排的，就是“養育兵”制度的建立。從剛才的數據可知，乾隆中期的養育兵只佔總兵額的1/20左右，而到了嘉慶朝，這個比例，京旗精銳已經達到了1/3，這種情況意味著，至少京師的“禁旅八旗”，在清朝中晚期，已經由居中馭外的精銳中央軍組織，退化成為了核心政治集團的“社會保障”組織。
4就待遇本身而言，八旗其實遠超綠營。士兵待遇上，禁旅八旗馬兵月餉3兩，綠營馬兵月餉2兩，八旗步兵一年所收的“月米”共12石，綠營兵丁僅3.6石，八旗馬兵則達到23石，此外，八旗還有計丁授田和兵丁名糧之類的額外收入，綠營兵則完全沒有。戰時待遇上，只有出征口糧八旗與綠營一樣，其餘標準均為八旗超過綠營。不止這些，還有賞格、撫卹銀、紅白事例銀、官兵孀婦待遇、官兵休致待遇等等，八旗都比綠營強得多，甚至達到1倍以上。對此，雍正皇帝有一個集中解釋：朕君臨天下，一視同仁，惟期事事公平，不肯稍有偏向，如滿洲駐防兵丁其所得錢糧馬乾等項，較綠旗兵丁為多，此非厚待旗人也，蓋綠旗兵丁系土著之人，經營度日，稍覺容易，滿洲兵丁於錢糧之外，無所資籍，故特加恩惠以養贍之。翻譯過來就是綠營兵還能在當兵之外乾點別的營生，而滿洲兵丁則根本不允許幹別的工作，所以要給予厚養。問題是，這個邏輯本身就是錯誤的，軍人就是軍人，怎麼能夠默認他們可以“做買賣”、“經營度日”？那還是兵嗎？事實上，清朝這種所謂的“厚養”在王朝面臨財政危機時進入了真正的惡性循環。 
電影《投名狀》劇照，劉德華的扮相，很有當時清軍的窮苦風範，據記載，圍攻太平軍的黑龍江八旗連百姓的門窗、被褥都搶劫，在軍營旁邊開市銷贓1853年，清朝取消了恩賞八旗兵的1個月錢糧，10年後的1863年，更規定八旗驍騎校以下只發六成餉，養育兵只發七成餉，同時還規定其中三成發制錢，銀錢兌換上又刮一道油水。直到1885年京師八旗才恢復了全餉，而地方駐防八旗一直到大清滅亡都只領不到七成糧餉，而且越往後，這種扣發和欠餉越嚴重，到了20世紀初，東北八旗甚至只能發到不到四成錢糧。事實上，鴉片戰爭時，八旗兵還只是“生計倍形竭蹶”，也就是生計艱難。到了光緒年間，反覆剋扣後的八旗大兵，又沒有湘軍、淮軍、綠營之類的種種非法收入，已經進入了崩潰區間，錢糧只勉強夠夫婦二人的生存需要，子女一多就貧困不堪。據當時日本人的記錄，八旗旗人飢寒貧窮者佔十之七八，不少八旗兵丁將家中“所有物件變賣餬口”，“衣敝履穿，形同乞丐”，據《清實錄》記載，有的八旗兵無傢什可賣，只能“男婦赴鄉乞食，死者甚多”（同治二年）。事實上，一個八旗馬兵的收入，即便不打一絲折扣，也不過是晚清一個自耕農的水平，這還沒有考慮八旗祿米廣泛存在的“典錢糧”之類的借債，也沒有考慮禁旅八旗自康熙年間即開始蔓延的“奢靡之風”。事實上，剛剛到雍正年間，八旗高官“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內，頗有家計艱窘之人”（《清世宗實錄》，雍正元年八月），都統為從一品，前鋒統領為正二品，基本相當於“大軍區正副職”……竟然過不下去日子了……到了嘉慶朝，八旗的生計問題甚至造就了一個“奇蹟”，那就是八旗漢軍出身的四品官，竟然參與了攻打紫禁城的“天理教起義”。紫禁城隆宗門的匾額中間的箭頭，還是天理教攻城時留下的這位奇蹟的主角叫曹綸，出身於正黃旗漢軍，曾祖父官至驍騎校，伯祖父曹瑛任工部侍郎，祖父曹城任雲南順寧府知府，父曹廷奎任貴州安順府同知，曹綸為廷奎第三子。這個曹氏家族也算是累世官宦，曹綸本人在嘉慶八年也以閒散充整儀尉，兩年後任公中佐領，嘉慶十六年外授獨石營都司，正四品。一個旅、團級別的武官，在嘉慶十八年卻因參與謀反而被處以極刑，為啥？因為“窮”！曹綸之父曹廷奎是一個廉吏，身後毫無積蓄，死於任上後，曹綸萬里扶棺回京歸葬，蕩盡家財，到京城後居住在宣武門內報子街，妻子衣衫襤褸，曹綸出外當差只有一件破舊長袍，在家則衣不蔽體……所謂全家只有一條褲子，也不過如此了。而天理教的領袖林清早早就開始結交曹綸，不停地給他送錢送物，也告知了他天理教的最終目標就是攻打紫禁城，不過曹綸本人因為“出差”護送土爾扈特人到熱河，錯過了起義的大舉，他的兒子曹福昌則已經頭纏白布參加了對紫禁城的進攻。當然，曹綸這還算是“窮報恩”，另外一群人就純粹是奇葩了。 
大清朝的宗室、奉恩將軍（正四品）慶遙，宗室舉人慶豐，宗室海康都是天理教外圍組織紅陽教的成員，天理教進攻紫禁城的計劃早早通知了他們，這幾位也欣然決定參加，以便在起義成功後當上被許諾的大官……指望這些人打仗，當然是不太現實的。5另外，滿漢大軍的衰落和訓練方式也有關係。清朝打天下的核心武力是“八旗”，在明末清初，“真滿洲”基本已經成為無法抗拒的武力神話，在清軍南下的過程中，凡遇苦戰焦灼，前方的漢軍將領就會請旨派遣"真滿洲"出戰。 
清郎世寧畫瑪瑺斫陣圖卷，取材自乾隆朝平準戰爭中的功臣瑪瑺三箭斃敵酋，展示了當時典型的八旗騎射武士形象因此，自入主中原開始，清廷就對八旗戰鬥力的保持無比重視，專門訂立訓練制度，勤加訓練。除了各部單獨訓練之外，還要集中操練，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會諸營大操一次。然而八旗訓練並沒有陣型，是後來才加入了“鴛鴦陣”和“三才陣”，火器增加後開始練習“十進九連環”陣法，也就是交替使用火器轟打的方陣，不過“所演陣圖，則年年皆循舊式，毫無改進。”換句話說，“分操”、“大操”，北京的禁旅八旗“表演”的陣法沿用了至少200年沒變，直到清末編練新軍為止。除了陣法陳舊，八旗訓練時態度也極其敷衍——乾隆十二年，命在八旗前鋒護軍內選體壯勇猛者千人習練雲梯技藝，戰事結束以後，乾隆皇帝就命令雲梯兵別立為營。可以說，登雲梯爬樓是他們的看家本事，但是，後來官兵為圖省力，已不奮力訓練，而是從容登梯，一副登高遊戲的樣子。至於火器訓練，每年打靶1人10發子彈，全部中靶者全無，他們的騎射訓練，作為“國本”按規定是每月4次，卻是“十人上馬半數落，呲牙裂嘴腿骨折”。最有意思的是，哪怕是這樣的訓練，到嘉慶之後，也已經廢棄不用。
外國人筆下中國藤牌兵的滾地刀法操演 至於清朝的另一支“國家武裝”——綠營，哪怕是紙面上的訓練計劃也要比八旗還要差得多。綠營兵最大的特點就是訓練舊制沿襲自明朝，傳承達400多年。這種訓練方式極重陣法，然而實用性卻不強。清朝大將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就曾痛罵：向來綠營陣勢，止系兩儀、四象、方圓各式，此皆傳自前朝，相沿舊樣，平時校閱，雖屬可觀，臨敵打仗，竟無實用。在各營演試之時，明知所習非所用，不免視同具文，飾觀塞責。綠營的這副德行，一方面是訓練的問題，更根本的則是清政府對這支“軍隊”定位，我們姑且稱之為軍隊，除了“打仗”之外，還有承擔護送銀餉、押解犯人、解送錢糧、緝捕盜賊、緝查走私、守護、察奸、承催等等差役，除小部分兵守省城外，大部分兵力需要分駐全省要地、塘汛。據乾隆朝的統計，全國綠營兵64萬人，集中駐防標營只有336個，分散駐防的營有763個，守汛之兵，有的駐地只有十幾個人，到了後來，更是隻剩下1、2個人，這種佈局方式，就算是想訓練也沒法訓。綜上所述，雖然大清朝的編制表上有90萬大軍，真正進行軍事訓練，拉出去還能打打仗的，可能連1/10都不到，只能不斷零散抽調，短期合營訓練，在朝廷財力充裕時，這種野戰軍的戰鬥力還能對付一下“治安戰”，等到朝廷財力窘迫時，就是一群毫無訓練的“叫花子”跌跌撞撞地上戰場。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清代受僱於英國的“中國軍團”（也稱“華勇營”）。我們絲毫沒有理會頭頂上呼嘯而過的子彈，排槍射擊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運的是，敵方持有許多種不同顏色、不同形狀的旗幟，這有助於我方準確的選取射擊目標。這些士兵們表現得完全像一個老兵……而且他們的群射技術非常好，槍槍命中目標，冷靜得如同在打靶場練習射擊時一樣。——《與中國軍團在一起的活躍日子》，華勇營第二連連長[英]巴恩斯中尉著，1902年出版於倫敦。這是在評論庚子國變期間，受僱於英國的“華勇營”在天津東局子攻防戰中的表現。事實上，“華勇營”招募的不少都是中國退伍士兵。這支軍隊的所有軍官和士官都是英國人，但他們都會說簡單的中文。也正是這群軍官，他們對華勇營採取與英國軍隊一樣的訓練，同時，“和士兵生活在一起，並像在英國訓練軍士一樣對他們進行一對一的教導，不管在訓練場還是在軍營地，他們無時無刻不保持著與士兵的交流和溝通”。華勇營的英國軍官教練中國士兵使用馬克沁重機槍，要知道，八國聯軍中的澳大利亞軍團的該款機槍都是在香港“借”的。英國隨軍記者阿諾德·亨利·薩維奇·蘭道爾在《中國與八國聯軍》裡對華勇營的訓練結果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士兵們每天訓練達四、五個小時，軍事素質迅速提升，尤其六百碼（548.64米）射擊成績十分優秀。所以帶兵軍官對他們讚不絕口：“他們非常遵守紀律，而且十分自律；他們非常強壯，而且十分堅忍；而且，他們個個都是射擊高手，幾乎環環擊中。” 閱讀更多 永樂1979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