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然而縱觀歷史，又有幾人能如春秋時的范蠡，在高光時刻放下權力、富貴與名望呢？東晉名將陶侃就是這樣的人物。
陶侃畫像
賢 母 教 子
東晉名將、政治家陶侃（259—334年，字士行），豫章郡鄱陽縣（今江西都昌）人，出身貧寒，其父為三國末期的吳國低級軍官，在陶侃幼時便已去世，全家靠母親湛氏紡紗織布維持生計。然而貧窮並沒有限制孤兒寡母的進取心，湛氏鼓勵陶侃努力上進，結交優秀人物。之後，由於陶侃的非凡事功，湛氏被認為是優秀母親的代表，《晉書·列女傳》記載了她的兩則故事。
其一，陶侃早年曾被安排看管一處捕魚設施。他將一陶罐醃魚寄送給母親，湛氏卻將醃魚密封送還，回信說：“你在官家當差，卻拿官家的物品送我，這不但對我沒有好處，反而讓我更加憂心忡忡啊！”陶侃此後終身公私分明，絕不貪汙。
其二，鄱陽孝廉範逵曾到陶侃家借宿，湛氏為兒子能與範逵結交而欣喜，然而家中卻窮得叮噹響，她就偷偷將一頭齊身長髮鉸下賣掉，換來酒菜招待客人，又把床下鋪的稻草撤下給客人當馬飼料。次日範逵離去，陶侃送出百多里地。範逵深為陶氏母子的厚誼所感動，在廬江太守張夔等官紳名流中廣為推薦，使陶侃“大獲美譽”。
明 陳元素編 《註釋評點古今名將傳》（明天啟三年刊本）中卷六關於陶侃的記載
因範逵的推薦，陶侃被張夔召為督郵，負責監督屬縣官吏違法亂紀行為。一次，張夔的妻子在大雪天生病，需前往數百里外請醫診治，郡府屬吏中只有陶侃主動前往，說：“《孝經》上說，對待君上要像對待父親一樣，那太守的妻子不就像是母親嗎？父母生了病，怎能不盡心盡力呢。”陶侃此後有“忠能”“忠順”之名，無疑也是母親教育的結果。
湛氏對陶侃的教育自然不止這幾件事，陶侃後來成為主持一方軍政的重臣，每次宴聚“飲酒有定限”。每當旁人勸他多喝點，他都會愧疚很久：“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逾。”其喝酒“定限”無疑是母親在陶侃某次醉酒犯渾後定下的規矩，他此後終身不敢違犯。
“小 人” 陶 侃
30餘歲時，陶侃被廬江郡推薦為孝廉，這是他長期砥礪名行、孜孜追求的夢想。“舉孝廉”是漢代以來地方政府向朝廷推薦人才的一種方法，西晉時成為寒士進入朝廷的重要途徑。當陶侃興奮地來到洛陽城，卻發現夢想被現實擊得粉碎——在那些出身名門的朝廷官僚眼中，他不過是一個來自偏地的“寒宦”和“小人”。
東漢後期以來，各地都出現了名門望族，其子弟壟斷了州郡的主要屬吏。他們還控制著州郡向朝廷推薦的人才，少數家族甚至世代擔任朝廷要職。曹魏代漢、司馬氏代魏之所以能以“禪讓”的方式“和平”進行，原因是獲得了舊政權多數官員的支持，這就使得那些主動與新政權合作的家族，積累了深厚的政治資本。
為了維護這批顯貴家族的政治特權，曹魏時期選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到西晉時已嚴重異化，家族官爵日益成為選拔官員的首要標準。在實際評選人才時，“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即當途之昆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
《列女傳》卷六中陶母截髮延客插圖
除政治氛圍之外，文化上的差異也使江南人士相形見絀。作為東漢、魏、晉的首都，洛陽話是西晉政壇的標準語音，說吳語的江東士人屢被嘲戲，陶侃的江西話就更被輕視了。另外，魏晉以來玄學流行，上流社會研讀《老》《莊》《易》，談論虛玄，崇尚擺脫禮教束縛的“放達”人生；而南方人士仍沿襲東漢以來的士人傳統，誦讀“五經”、恪守禮儀，在上層社會看來，不免謹小慎微，毫無品位。
以上種種，使得在洛陽任職的江南人士基本不受重視，即便是陸機、顧榮這樣出身江南顯貴家族的名士，仍不免被冷落、譏否，更何況陶侃這樣的寒士。陶侃在洛陽時曾與人同車，掌管官吏任免的尚書郎溫雅竟指責其同乘之人：“奈何與小人共載！”可想而知，陶侃只謀得了一個低賤的職位，後來又任武岡縣縣令，因與郡太守發生矛盾，只得棄官歸家。
亂 世 能 臣
西晉末年，司馬家宗室子弟為爭奪皇權而引發內亂，史稱“八王之亂”，進入黃河流域的匈奴、羯人等少數民族趁機建立割據政權。北方大規模的社會動盪，迫使民眾紛紛南遷。西晉宗王、揚州刺史司馬睿在一批從北方流亡南下的名門子弟擁戴下，在建康（今南京）建立臨時政府，經過十年的征戰，消滅了長江中下游以及嶺南地區的反叛武裝與異己勢力。317年，司馬睿稱帝，建立東晉政權，華夏文明得以在江南繼續發展。
動盪的時代為陶侃提供了施展才華的機會，長江中下游及嶺南都留下了他征戰的足跡，可說為東晉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然而，陶侃的軍功也引來了掌控政權的琅琊王氏的忌憚，王敦曾一度打算將陶侃處死。324年，野心勃勃的王敦舉兵東下建康，試圖取司馬氏而代之，不久病逝。陶侃這才得以都督荊、雍、益、梁諸州軍事，領南蠻校尉、徵西大將軍、荊州刺史，直至病逝。作為封疆大吏，其高風亮節頗為可貴。
陶侃“恭而近禮，愛好人倫”。雖然政務繁忙，但只要有人來信或拜訪，無論地位高低、關係疏遠，他都要親自回信或接待。有人送他食物，他一定問清來歷，如果是勤勞所獲，即便不值什麼錢，陶侃也會高興地收下並加倍回報；如果不是，陶侃不僅回絕，還要嚴厲批評此人。
明 陳洪綬《陶淵明故事圖》局部 作為陶侃的曾孫，陶淵明一生清高自持，頗有乃祖之風
陶侃主張勤奮工作，反對清談。當時建康的北方人士仍沿襲西晉的玄學之風，陶侃府中的屬吏不免也受到影響。陶侃對此嗤之以鼻，“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屬下酗酒、賭博者，一經發現，陶侃便毀其器具並加以鞭笞。他常稱：“大禹聖者，乃借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為了防止自己在富貴中“優逸”，他訓練自己不要懈怠——每天早上將一百塊磚搬到府外，晚上再搬回府中。
陶侃以節儉著稱。砍伐竹木、建造船隻時，他要求將鋸末及竹頭收貯起來，大家都不以為然；後新年聚會時，府衙前雨雪淋漓，鋸末正好派上用場。一次，陶侃見路上有人手握未成熟的稻穀，便問有何用途，其人稱隨手扯了一把。陶侃大怒，說：“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下令將這人抓起來一頓鞭打。
在動盪的時代中，陶侃不僅以征戰促成了東晉政局的穩定，而且還以卓越的治理能力，實現了屬地的吏治清明、社會安定，“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可謂亂世之能臣。
功 成 身 退
太寧三年（325年），晉明帝司馬紹去世，繼位的晉成帝司馬衍年僅四歲，五位輔政大臣中並無陶侃。這讓陶侃認識到，自己雖功勳卓著，但因出身寒微，仍被名門望族排斥。
此時，北來的流民首領蘇峻在協助朝廷平定王敦之亂後，駐紮在長江北岸，距離首都建康很近。蘇峻出身寒族，與出身名門的公卿重臣並非一路人，這讓晉成帝的舅舅、輔政大臣庾亮頗不放心，於是主張召蘇峻到朝廷任職，意在削其兵權。蘇峻擔心被架空，被迫舉兵攻佔建康，控制晉成帝。庾亮隻身逃出京城，投奔鎮守武昌的另一輔政大臣溫嶠。此時陶侃手握重兵，其動向關係東晉存亡。
溫嶠邀陶侃共同解救京城。由於對蘇峻事變頗感唇亡齒寒，陶侃最初以“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推脫，後稱事由庾亮而起，應“殺庾亮以謝天下”。但最終他還是放下了個人恩怨，率軍誅除蘇峻，光復京城。
進軍途中，庾亮曾小心翼翼地登上陶侃的指揮船，遠遠納頭便拜，陶侃侃連忙扶起。設宴相待時，庾亮主動要坐下席，陶侃拉他坐在一起，完全忘記了先前“殺庾亮以謝天下”的主張。出身名門的庾亮一旦紆尊降貴，陶侃便放下了對名門望族的宿怨，流露出以禮待人的謙和品性。
明 陳洪綬《陶淵明故事圖》局部 作為陶侃的曾孫，陶淵明一生清高自持，頗有乃祖之風
平定蘇峻之亂、保全東晉政權是陶侃一生事業的頂峰。此後，陶侃升任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都督荊、雍、益、梁、交、廣、寧、江諸州軍事，兼江州、荊州刺史，總掌今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的軍事。其後數年間，其轄區內社會安定，“自南陵（今皖南）迄於白帝數千裡中，路不拾遺”。
咸和八年（333年），為國效力30多年後，陶侃決定“遜位歸國”。次年六月，身患重病的陶侃再次上表朝廷，派人奉還所有代表軍政權力的信物，“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留待朝廷處置。啟程次日，一代英豪病逝。時人稱頌他兼具曹操的才能與諸葛亮的忠誠，“機神明鑑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
結 語
劉宋取代東晉後，追認五位“勳濟蒼生”的前朝名臣，陶侃與王導、溫嶠、謝安、謝玄並列。唐代創武成廟，以姜太公為武聖，選擇先秦至唐代的名將64人配祭，東晉一代只有陶侃與淝水之戰的主將謝玄入選；北宋再次遴選武成廟歷代名將72人，陶侃同樣入選。
陳寅恪先生認為，在西晉滅亡後黃河流域長達兩三個世紀的動盪中，東晉政權的建立及穩定，為華夏文明在江南延續一脈，並反哺北朝，成為隋唐制度文化的淵源。從這個角度來說，陶侃不僅是東晉的功臣，也是守護華夏文明的功臣。
何德章，天津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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