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正處於思想變革的活躍期。激流湧動的新文化運動，造就了一大批國學大師，或者是他們引導了這場變革。
其中有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其開創性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影響深遠。這種開先河的創舉，甚至於高出他的學術觀點內容本身，此人就是胡適。
胡適1891年出生於松江府（上海），出生時其父胡傳年已五十，四年後去世。
19歲時胡適考取“庚子生”，保送留洋。學成歸國後，入北大任教。學貫中西的他，後來成為新文化運動引領者。
他致力於改變國人舊觀念、舊思想，無疑有積極進步的一面，但對於他的評價卻褒貶不一。他與樹人先生的交往，恰是兩種截然相反評價的有趣結合體：
恰逢白話文取代文言文應用的年代，樹人先生也是堅決擁護白話文的，讀過胡適寫的著作後，讚不絕口：“警闢之至，大快人心！”兩位大才子一見如故，大是傾心。然而，隨著一系列分歧，兩人背道而馳。
樹人先生對胡的態度由大加讚賞，轉變為譏諷排斥。連那本原認為“警闢之至”的《白話文學史》，在周先生眼中“也不見得好”了。
倒是胡適初衷不改，仍有讚語：“五四白話文的貢獻，成績最大者是託名魯迅那位”。
魯迅眼中“揉不得沙子”，對胡適教學生“只管讀書莫問國事”以及同高官往來甚為鄙夷。反而胡適對此不以為意，依然故我。在蘇雪林惡意攻擊魯迅時，他還曾出面維護，告誡蘇“不必攻擊私人行為”。
如此大度，和胡適率性自然的性格有關，更是與其思想觀點有關。
他曾對“生氣”做過一番很精彩的描述：
世間最可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胡適的好脾氣，也因他是個理性之人。他的理性甚至有些過頭，過分強調客觀卻忽略了主觀的重要。
面對日軍對中國的威脅，胡適認為，以中國孱弱的軍力，絕不具備對付倭寇的能力，倘若與日本衝突，無異於以卵擊石，希望微茫。
他的觀點是：一個國家真正覆亡不在軍事失敗，而在文化學術滅亡，應致力於文化學術事業。
正是因為他過於理性的觀點，蔣曾斥他為“文化買辦”。
胡適作為文化人，某些觀點還是有著狹隘性的。如果一個國家軍事失敗，無法保持民族獨立，入侵者定會以另一種文化予以改造替代，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種情況事實發生過，日本在佔領區強行推進日語教育，企圖改造敵佔區民眾的思想。
他僅以“不具備對日作戰能力”之由一味避戰，恰恰是忽視了信念所能誘發的巨大能量。
胡適反對暴力，堅持漸進的改革。在文化上他是破舊立新的先驅者，但在改變當時混亂現狀的方式上，是站在“改良者”一方的。
胡適詼諧幽默，曾發生過很多趣事。
胡適、江冬秀
為取悅夫人江冬秀，竟獨闢蹊徑創出“新三從四德”：
太太出門要跟從，太太命令要服從，太太說錯要盲從；太太化妝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記得，太太打罵要忍得，太太花錢要捨得。
讀來令人捧腹，放在今日，胡適堪稱“模範丈夫”。
可能是由於精神世界太過豐富，他對錢的態度很無所謂。
胡適收入高，時局困難身邊不乏窮朋友，沒飯吃了就去他家蹭。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胡夫人對此也很寬容，總是傾盡全力招待這些囊中羞澀的客人。
李敖在成名前經濟窘迫，給胡適去信，稱三條褲子都送給了當鋪。胡適對李敖的滿腹才華還是很愛惜的，趕緊寄了一千元過去，解其燃眉之急。
有人說為了這份情義，李大師一輩子沒把誰放在眼中，但對胡適卻能另眼相待。
也不盡然。李敖一貫直言不諱，不能因為這個就不抨擊：
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麼不相稱的事！
唉，真是文人相輕啊。
胡適一輩子醉心學問，為中國古典文化到現代文化的轉變，開闢了一條新的道路，影響和培養了羅爾綱、傅斯年等大批新文化生力軍，功不可沒。他是一位成功的學者，並非聖人，瑕瑜互見。歸根結底，他終究是一個好人。
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評價：
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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