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常與共向察網的獨家投稿】
魏巍同志誕辰100週年，網絡上沒有靜悄悄，紀念文章不斷地出，是好事，也是吉兆。紀念一個對人民有益的老人，視角有很多種，不一定非要用一種固化的甚至可以說窄化的口吻，給人感覺，好像這位偉大的老人作為人民之子，似乎已經被某一個群體或者庸俗意義上的學術派別所“獨佔”一樣。效果不好，也不符合歷史的真相。
人們懷念魏老，是在懷念矢志不渝地記錄和書寫了“最可愛的人”的最可愛的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叫做勞動者，或曰勞動人民。曾幾何時，文學家、藝術家的筆下沒有了揮汗如雨的勞動者，只剩下了玩腦殼的聰明人，滿屏都是帶著三農符碼的城市裝幀藝術，讓老農民的視界蒙塵，於是，人們退而求其次，到短視頻平臺去看那些鬍子拉碴、衣裳帶泥、髒話連篇的素人直播，感受真實的“泥土味道”。某種程度上，鄉村的觀眾們是在用如此方式，給文學家、藝術家一個剜心的白眼。
魏老，是人民（的）藝術家。他後期作品的主人公，那些短篇隨筆的支撐者，是普普通通的下崗工人、農民伯伯、城市貧民、小知識分子、離退休基層幹部、失業大學生。他的語言不時尚了、不現代了、不意識流了，更不風花雪月、你儂我儂了，所以，才會讓一般“書讀得少”、苦受得多的人們，讀來聽來那麼親切，如同自家老爺爺，在耳邊娓娓道來，一面撫摩著你的腦瓜子，給你口中一顆珍藏的餅乾。著書只為稻粱謀，古來有之，不足為怪，文章不寫半字空，筆下如有風雷起，讓人民群眾真心喜讀愛看、若有所思，需要靠忠誠信仰，忠實踐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靠耍小聰明、玩技巧，一水的心理活動或者下半身活動的自然主義白描，只會讓有“爹”可啃的偽中產階級感到片刻的歡愉和持久的悵然若失。只會速朽！
偶然讀到魏老十七年前寫的一封信，其中提到詩歌創作的三點意見，還未見有公開發表，抄錄部分於此，或許有益於想要從文藝創作上追尋魏老道路的人們找到一條“終南捷徑”：
第一，靈感一來，為了不致稍縱即逝，匆忙記下來是可以的，但最好作為半成品，繼續醞釀、加工，反覆推敲得更完美一些。
第二，韻律還是要講究，做到大致押韻，讀起來順口。如果有一句不押韻，就會使人像吃到沙子，感到彆扭。這個問題只要多下一點功夫，完全可以解決的。
第三，一般論文中的政治語言，不是不可以用，但不宜多用，還是要用生活的語言來表達。如果政治語言用得過多，就有點像論文了。毛主席要我們多用形象思維是有道理的。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詩也不是用政治語言。
魏老的第一條，強調了靈感一來，動筆記下的必要性，也指出，半成品要有反覆打磨。毛主席的詩文，從初稿到成稿，到見報、到出版，面貌發生過很大的變化，有些考據家非要從這種變化中“嗅”到結論先行的政治意味，多多少少顯得傻氣。
魏老講的第二條，是今天古體詩創作的一個重要方向，韻要不要押，怎麼押，是個問題。是照著基本線的古韻書來摳，還是說按照普通話四聲來押新韻，考驗著創造者的勇氣和定力。整體上，詩詞創作的聲韻和諧是個基本要求，朗朗上口才能有傳播力，鏗鏘共鳴，才能有共情力，老是抽冷子來一韻，或者有意嗚咽喑啞，讓人提不起精神，首先在“聲勢”上就輸了。詩經楚辭、唐詩宋詞、毛主席詩詞，譜曲都能唱，民族的、民謠的、評彈的、評劇的，都可以，為什麼？從押韻從而廣義上的聲韻美，是一個基本質素。
魏老講的第三條，首先是大致押韻，是要押就押到底，不押就全部押，不要有一搭沒一搭地跳著押，不是硬套韻腳。同時也牽涉到一樁眾所周知的學術公案，毛主席1965年給陳毅元帥的信中說到“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還提出，“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
其實，早在1958成都會議上，毛主席講過一段今天諸多學者高頻引用的話：
【“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歌的，內容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
年末，毛主席親自為《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寫的批註中，又表達過類似觀點。比如對《沁園春·雪》，主席的批註寫道：
【“雪，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反動側面。文采，風騷，大雕，只能如是，須知這是寫詩呵！難道可以謾罵一些人們嗎？別的解釋是錯的。末三句指無產階級。”】
毛主席的詩詞，大開大合、不拘繩墨，如歌如詩，鬼斧神工。哪裡是某些掰開韻書詞典小心翼翼地數平仄、湊韻腳的寫匠所能懂得的。今天我們有些語文老師，不管是中學的，還是大學的，似乎講起這首詞來，都不太注意詩家本人的剖白。或許是時代隔膜，有些“中心思想”自己領會不深，或者壓根不信，所以講不透徹，高度上不去，索性，就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亂講一通了。
臧克家同志讀解毛主席詩詞，有別樣的心得體會。他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紀念毛主席逝世三十週年的一次訪談中，以毛主席詩詞為樣本，提出寫詩要有三個新：思想新，感情新、語言新。特別講到一句話“人大，詩才大”。值得對照魏老的上述意見，細細咂摸。郭沫若同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給臧克家等《詩刊》編輯寫過一封信，在毛主席有關談話和論述的指導下，專門論述詩歌的民族化、群眾化問題，指出新體詩向舊體詩詞學習，向民間歌謠學習，舊體詩詞也應該求其解放等問題，提出“要作詩，就要作今天的詩，要用今天的語言寫今天的感情、今天的理想、今天的希望、今天的使命——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為人類進步事業服務”。這些話，和魏老的殷殷囑託是多麼一致呀。
“現代詩中應有鐵”，魏老的詩主張，沒有比郭沫若同志1960年評述過的國外一位領袖人物的詩句更貼切的了。一切有志於為勞動人民寫一點東西的，特別是進行詩歌創作，確需在這方面下點功夫。謾罵代替不了戰鬥。如果本義為同情弱者、弘揚正義而寫的詩歌，發出來卻只剩下滿篇政治口號，或者滿紙的情緒宣洩，那就沒法起到應有的作用，往往還會其副作用、反作用，把基本群眾都嚇跑。近年來，一些農民工、牧羊人、殘障人士的詩歌創作，從自身經歷寫起，天高雲淡到柴米油鹽，有滋有味、苦樂紛紜，讀來別有意味，也寫真著底層勞動者的生活和心靈實況。很值得研究者深度挖掘。我們紀念魏老誕辰100週年，不能不為這些默默無聞地踐行者魏老文學主張的人們鼓與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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