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14天，核酸檢查正常，她前天晚上回家了。
爸媽都是這次疫情的感染者。
媽媽走了，爸爸還在重病監護室。
醫生說，爸爸病情不樂觀。
女孩沒哭。
她說：“我沒媽媽了，希望爸爸平安回來。我不能失去爸爸。”
我說：“不會的，放心，你爸一定能平安回來！”
聽完我的話她反而流淚了。
她目光雖然轉向了別處，盯著不動，
但我看到了她面頰上滾動的淚水。
我問她：“你看什麼呢？”
她反轉鏡頭，我看到陽臺上，她媽洗的衣服還掛在那裡隨風飄動。她媽養的肉肉擺放在陽光下，一盆盆長得真好。
她說：“一個多月沒見到爸媽了，很想他們。爸爸會回來，可我再也見不到媽媽了。我媽就我這一個女兒，她臨走我都沒能送她……”
我沒有安慰她。我說：“孩子，想哭就哭吧。”
她說：“我不哭。我爸還在醫院，流淚不吉利。我爸還不知道我媽走了，等我爸回來，我們一塊哭一場……”
女孩給我講述了疫情期間的一些事情。
她說：“一開始我們並沒有緊張。我在天津讀書，放寒假回到武漢時，疫情雖然開始擴展，但大家還過著有序的生活。爸媽還像平時那樣去上班，爺爺奶奶還讓我去吃飯，人們還像平時那樣去超市準備年貨，大街上還像平時那樣繁華，夜市燈火通明，餐館人頭攢動，春節就要來了，人們喜氣洋洋，完全不知道一場災難正在靠近。1月19日晚上，我還和媽媽去商場，給姥姥姥爺、爺爺奶奶買了過年的衣服。我給媽媽買了一件，媽媽說，‘我沒穿過這麼貴的衣服，謝謝女兒犒勞我’，可是媽媽再也穿不到這件新衣服了。醫院通知我媽媽去世了，我想把這件衣服給媽媽穿上，可因這個病去世的病人，醫院不允許家屬接近……”
說到這裡，女孩哭了。
稍後，她接著說：
“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人們才真正意識到事態的嚴重。隨後，公共交通停了，商超關了，社區封了，小區封了，這個時候誰都不敢出門了，也出不去門了。隨後就是媒體上傳來各種各樣的消息，還有微信裡親朋好友天天在說，誰家一家幾口感染了，哪個小區出現了多少例感染者，今天又死了多少，毛骨悚然。那時有一個感覺，就像整座城的人都被病毒綁架了，大家都是人質，都被困在家裡，暴徒隨便抓人殺人，這一個是他，下一個不知道是誰，也可能就是你、就是我。
“那幾天媽媽天天流淚，爸爸也戰戰兢兢。媽媽那邊的親戚有幾人死了，爸爸這邊的親戚也有幾個住院的。大年三十晚上，我們看到新聞說解放軍醫療隊連夜來武漢了，我們高興極了，看到希望了。所以這個除夕夜，我們一家先悲後喜，過得還不錯，我爸媽互相碰杯，喝了不少酒，沒想到這是我媽與我們過的最後一個春節……
“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大年初三，隨後的幾天，全國各地的醫療隊趕來了，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在緊急興建，方艙醫院也開始改造。1月27號晚上，幾個小區組織晚上8點在家打開窗子唱國歌，我和爸媽都參加了，向來不會唱歌的爸爸也唱得那麼賣力，唱著唱著我們都哭了……
“爸爸是1月29日確診的。進入2月份，尤其中旬以後，每天增長的確診、疑似和死亡數字，讓人膽戰心驚。那是一種絕望，灰色的看不到亮光的絕望。爸爸住院後，我和媽媽的心情可想而知，2月5日媽媽也確診住院了，5天之後我也被集中隔離了。2月15日我接到醫院電話，媽媽走了。接到電話時我沒有哭，我不能哭，我爸爸還生死未卜，我怎麼能哭呢？我很平靜地問打來電話的醫生，‘我能給媽媽送件衣服嗎？’得到的答案是不能……
我沒有打斷女孩，一直聽她訴說。疫情發生以來，武漢這座英雄城市裡的人們吃了太多苦，受了太多罪。但他們的意志沒有坍塌。女孩說：“醫護人員這樣拼命，全國各地的人這樣不遺餘力地支援我們，社區工作人員冒著這麼大的風險照顧我們的生活，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堅持？還是警察、外賣小哥、環衛工人，他們都像往常那樣為這個城市工作著，我們又有什麼理由自暴自棄呢？”
她說：“昨天晚上我去隔壁看了看李爺爺，他也是剛剛解除隔離回家。我進門時，他正捧著老伴和兒子的照片看。這場災難，他老伴走了，唯一的兒子也走了。我陪張爺爺聊了兩個多小時，我們互相鼓勵，互相加油。他打開窗子，空氣裡消毒水的味道越來越淡，窗外長江大橋上的霓虹燈越來越亮，那8個大字那麼醒目，‘武漢加油，中國必勝’。我和爺爺看著那8個字，都流了眼淚……”
最後，我問女孩：“樓下的櫻花開了嗎？”她說：“早櫻已經開了，有春天的味道了，城市也漸漸有了生氣。我希望爸爸早些回來，等疫情結束，我採集一些櫻花，去看看媽媽，送給她，還有那件新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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