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夫為妻綱”的“綱”本為表率和責任之意涵，強調了男人的社會責任與擔當。遠古先秦時期並沒有男尊女卑，強調二者合之為夫婦，甚至以浪漫的積極思維視父為天，視母為地。中國文化自古便有“地母情結”，以乾（男）為天，以坤（女）為地，《易》中提出天地交媾則生萬物是為“泰”，周敦頤的《太極·圖說》裡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天地之間是和諧共生的關係。
在傳統中國，天人合一，陰陽互補，共同創造了有著東方特色的男耕女織的農耕文明。以古代賦稅來說，往往以“一床”(一對夫妻)為單位，不但要交糧食，還要交布絹、絲麻。正因為如此才促進“女織”與“男耕”並駕齊驅，成為古代中國社會自然經濟存在的模式。《白虎通·嫁娶》裡說“妻者，齊也，與夫齊體”，提倡一夫一妻，共生共存，生死相隨。我們古代傳統的中華文化，正逐漸為世界上許多政治家所稱道，提出要吸取孔子的智慧來維護人類生存，重視人與自然的和諧，物質與精神的和諧，首先還是兩性之間的和諧。
漢儒本著文人、士大夫兼濟天下憂國憂民的情感，實現“仁治”和“養生”是他們最為關切的政治理想，中國人家國同構的觀念決定了當時所提倡的禮教用意十分明確，期待在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之中貫徹“仁”和“禮”的道德秩序。所謂道德特徵、自覺意志、心理形式是人類長期歷史由文化積澱而成的“理性的凝聚”。它不同於“理性內化”，它不是理解、知性、邏輯、思想，而是一種由理知參入的確認，即執著於某種觀念或規則。
這種“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對人類生存延續具有根本的價值，它不依附更不低於任何外在的功過利害、成敗榮辱，而可以與宇宙自然對峙並美，“直與日月爭光也可”。孔子和儒家的由“禮”（人文）歸“仁”（人性），便顯示著這個由文化（“禮”）而積澱為人性（“仁”）的轉換完成。雖其形態表現為“仁”先“禮”後，似乎“仁”（心理結構）是根本。“夫為妻綱”、“男尊女卑”都是在以“仁”（人性）為先的前提下，構築“禮”（人文）的秩序，強調家庭的穩定性，以達到和諧、自然、穩定的社會秩序。
封建社會後期，隨著君主集權政治的發展，夫綱、三從，男尊女卑，作為一種性別制度，日益成為迫害束縛女性的枷鎖，並在滄海桑田的歷史進程中，滲透和溶入人們的社會生活，規範著人們的生活行為、心理情操，雖然是需要剔除的女性觀念，但如果歸咎於最初出於仁、禮追求而建立的道德秩序本身，實在是有失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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