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銳參考 | 美國大法官提名戰的背後，是分裂還是陰謀？
參考消息網10月12日報道（文/徐劍梅）9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正式迎來第114位大法官——剛剛經歷性侵指控風暴、以137年來最微弱的優勢通過參議院任命投票的佈雷特·卡瓦諾。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人數終於呈現5：4格局，共和黨人實現自上世紀80年代裡根執政時期起就孜孜追求的目標。
未來十幾年內，聯邦最高法院將由保守派大法官佔據上風，這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這意味著，特朗普上臺帶來的美國這一輪向右回擺風向，許多具體內容或將通過美國最高司法機構以一錘定音的方式加固，進而呈現某種長期化趨勢，而不是隨兩黨輪流坐莊白宮而輕易逆轉。
美國長期徘徊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兩大社會力量之間，還能夠維持平衡嗎？
“共和黨的阿甘”
卡瓦諾不是特朗普提名的第一位保守派大法官，也不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提名時遭遇性侵指控的大法官，但他很可能是迄今蒙受爭議最大的大法官。在提名聽證過程中，他自己已經創造了不少第一，比如第一位上電視和寫評論為自己辯護，第一位在聽證會上聲淚俱下和採取具有黨派色彩的“戰鬥”路線……參議院全體投票時，全美各地逾2400名大學法學院教授簽署公開信反對卡瓦諾的任命，認為他在聽證會上展露的品性不適合擔任大法官；美國律師協會也表示擬就卡瓦諾的法律品性展開調查，民主黨則向選民承諾一旦奪回眾議院主導權，將重啟對卡瓦諾的性侵指控調查，並且還會擴大範圍，包括他是否在性侵聽證會上就自己飲酒習慣撒謊。這些在美國曆史上，都極為罕見。
時代的風雲際會，常常說不準在什麼時刻，各種左奔右突的力量，就忽然交匯到某一個點，某一個人，比如卡瓦諾。
卡瓦諾及其提名戰，有這樣幾個特點：
第一，他本人的履歷，不是一名普通法律精英的履歷，而烙有深度捲入黨派政治的印記。有民主黨參議員形容他是“共和黨的阿甘”，意為他像電影《阿甘正傳》主人公那樣，總能出現在近幾十年美國各種重大政治事件的現場。
上世紀90年代，時任民主黨總統克林頓因白水案和萊溫斯基性醜聞案受到調查，卡瓦諾是主持調查的獨立檢察官肯·斯塔爾的得力助手，據說還是建議彈劾克林頓的斯塔爾報告的主筆之一。2000年大選，共和黨候選人小布什和民主黨候選人戈爾在佛羅里達州得票數過於接近，重新計票的官司打到聯邦最高法院，卡瓦諾作為小布什律師團隊骨幹，為最高法院阻止佛州重新計票、宣佈小布什勝選立下大功。其後，他在小布什的白宮高就，參與諸多核心決策。倘若是政治精英，這些無疑是資本；但作為法律精英，未免被疑慮捲入黨派政治過深。
第二，他的提名和提名保衛戰，不僅進一步綁定特朗普和共和黨，也“團結”了讓共和黨建制派和標榜“反建制”的另類右翼。眾所周知，共和黨籍前總統小布什與奧巴馬關係融洽，而和特朗普關係冷淡，並且自比為“最後的共和黨人”。但特朗普提名卡瓦諾，獲得小布什力挺。可以說，美國保守派不分溫和還是激進、建制派還是反建制派、喜歡特朗普還是討厭，右翼還是“另類右翼”，態度高度一致：不計任何政治代價要把卡瓦諾送進最高法院。
曾經有媒體說，在爭取大法官提名上，卡瓦諾當初的唯一短板是和特朗普沒交情。而換個角度看，這也體現出特朗普的精明之處：提名的兩名大法官都廣受保守選民與共和黨傳統政客認可。他能在短短一兩年內，就把共和黨變成“特朗普黨”，有自己一套又打又拉的策略。
第三，卡瓦諾獲提名，恰逢中期選舉之年，而他擬接替的安東尼·肯尼迪大法官，則是維繫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大法官4：4平衡的關鍵搖擺票。提名成敗，不僅關係到聯邦最高法院會否由保守派佔據上風，也對兩黨中期選舉選情有重要影響。
時與勢，交織在卡瓦諾身上，這是共和、民主兩黨都不遺餘力的關鍵原因，也使得卡瓦諾提名戰背後兩黨的對立和爭鬥空前激烈。
第四，卡瓦諾提名戰與“我也是”反性騷擾社會運動“短兵相接”。圍繞加州教授福特等數名女性對卡瓦諾性侵或不當性行為的實名指控，反性騷擾運動與兩黨極化的政治較量深度糾纏，加上社交媒體時代，除卻媒體報道中各帶傾向的事實與另類事實比拼，還有專為抹黑另一方的形形色色“爆料”，一池水被攪得渾濁而寒涼。
形勢終比人強
縱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歷史，其權力、地位、聲望，甚至屬於自己的辦公樓，都是依靠對具體案件的裁決而逐漸提升。就連聯邦最高法院作為美國憲法最終解釋者的地位、對國會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權力等，也都是經由對具體案件的裁決得以確認。從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到高校招生應否考慮種族因素；從女性是否擁有墮胎權利，到如何限制政黨根據自己利益重新劃分選區，過去半個世紀裡，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往往涉及最為震盪和分裂美國的爭議問題。大法官們的裁決意見，不僅直接影響千家萬戶的生活，重塑美國社會風氣，而且“定訟止爭”，對最令美國社會分裂的問題一錘定音，使美國人能夠共同生活在法律的框架內。
凡事皆有兩面。既然大法官秉持自由主義抑或保守主義法律理念，對兩黨、社會和民眾個人生活有著如此重大的影響，總統所擁有的大法官提名權，也就越來越成為兩黨爭取選民支持的利器。幾十年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政治化傾向其實一直存在，出現投票僵局的可能性不斷增加，於今更形成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5：4的格局，很多人因此擔憂持中間溫和立場的大法官是否將成絕響，擔憂政治爭鬥無止無休的侵蝕，將持續削弱民眾對最高法院超然黨派政治、“法律面前司法平等”的信任。
英國《經濟學人》週刊一篇文章談到，20世紀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中，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首推厄爾·沃倫。他擔任了將近16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在此期間，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違憲；各州必須為貧困的犯罪嫌疑人提供律師；警察必須告知嫌疑人他們保持沉默和聘用律師的權利（即所謂米蘭達警告），各州州內選區劃分必須人口大致相等。這些裁決深刻改變美國社會面貌，但當時都曾引發巨大爭議。
如此看來，沃倫必然是一名自由派大法官。但實際上，他是作為持溫和立場的保守派大法官、終生共和黨人，獲得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威爾的提名，經由共和黨掌控的參議院聽證，在參議院全體投票時幾乎全票通過。不僅如此，美國《大西洋》月刊載文說，當年聯邦最高法院關於公立學校種族隔離違憲的裁決，並非沃倫一人之功，而由9名大法官一致投票贊成作出。
沃倫從保守派大法官轉變成自由派大法官，或許存在艾森豪威爾“看走眼”的偶然，但9名大法官意見一致，只能說理有必然。有人解釋說，大法官們不願意背離社會共識，但或許也可以說明：形勢比人強。法律無法擺脫政治，但更關乎世道人心，關乎社會共識。
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卡瓦諾說，針對他的性侵指控，是“一場經過計算和協調的政治打擊，是出於對2016年選舉和特朗普總統被壓抑的憤怒，是代表克林頓夫婦的復仇。這次行動，是外圍左翼反對團體投入數以百萬美元計的金錢的果實”。
在很多人看來，這段話不僅具有黨派色彩，而且在提出一種陰謀論，無論如何不應出自理應超越黨派政治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口。不過，卡瓦諾正當53歲盛年，他還有幾十年時間證明自己，而他未來作為大法官寫下的每一份裁決意見書，都會匯入最後的判詞——面對不斷擴大的政治和社會裂痕，鐫刻在美國國徽上的立國原則“合眾為一”，是否還能經由法律之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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