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懲罰說真話的社會,則需要付更大的代價”

  

“一個懲罰說真話的社會,則需要付更大的代價”

  人還是應該說真話。 在這個世界上,說真話常常要付出代價。 但一個懲罰說真話的社會,則需要付更大的代價。

  《立論》:如果鼓勵說假話,

  這個社會就會腐化

  現代散文基本上是四個潮流,第一個方向是戰鬥的、批判的雜文匕首,魯迅是最好的代表,諷刺或者罵人,非常辛辣。 這個風格在魯迅的雜文裡體現得最好,後人很少能學。

  魯迅的文章確實經久耐讀,他的很多格言都是通過雜文隨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他說人生一是要生存,二是要溫飽,三是要發展,然後還說:“闊的聰明人種種譬如昨日死。 不闊的傻子種種實在昨日死。 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 大抵!”等,這些話當年對我的三觀有很大的影響。

  《立論》是很著名的一篇文章,講一個小孩一百天,來了一個客人說他將來升官,大家很開心;第二個客人說他將來發財,大家感謝;第三個客人跑來說這個小孩將來要死的,當然被大家打了一頓。 魯迅發了一句感慨:說真話的要被打,說謊話的得好報,怎麼辦呢?這話非常深刻。 古今中外,這個現象都存在著,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

  其實,魯迅在這裡偷換概念。 因為魯迅描述的是一個禮節問題。 小孩將來要死的科學事實是不用說的,每個人都會死。 如果碰到任何一個人都說“你會死”,是永遠被人打的,雖然你說的是真理。 就好像魯迅說花是植物的生殖器,送枝玫瑰給人時,也不會有人喜歡聽“送你一個生殖器”,雖然這是真理。 魯迅在這裡偷換概念,他用禮節上的習慣來揭示出一個觸目驚心的社會現象。

  禮節上的話,重要的不是真實,而是真誠。 比如寧波人請客吃飯的話是:“小菜沒有,白飯吃飽。 ”其實準備了一桌子菜,吃都吃不了。 這是一個習慣,客人也不會覺得被騙。 你要說我們虛偽,那日本人更虛偽,他們請吃飯怎麼說?“什麼也沒有,請吃吧。 ”而西方人請你到家裡吃飯,就會說我太太的手藝有多麼好。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禮節,比如美國人一見面:“How are you?”中國人一見面,就問:“吃飯了沒有?”日本人會問你是不是“元氣”,你身體好不好?其實都只是say hello。 魯迅在這裡偷換概念,他用的是一個世俗禮節的場景,在禮節層面上不講真理,講真誠,不講客觀事實,講主觀態度。

  當然,禮節背後可能都有集體無意識。 有人分析中國人老是講“吃”,說明這個民族幾千年的集體無意識是“民以食為天”。 這當然是開玩笑,在人類歷史上,中國人解決糧食問題的能力好過大部分同時期的其他民族,所以人口多。

  但有些事是要真實的,比如牽扯到專業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意見。 比如做老師、做醫生、做公務員時,要打分、寫病例、出報告,這就是專業意見。 不能出於私人的原因而說假話。 在這種時候,說假話是違背道德。 一個社會如果鼓勵說假話,這個社會就會腐化,容易出現專制,因為沒人敢說真話。 這才是魯迅《立論》的立論,今天尤其不能忘卻。

  在社會上,要面對真實與利益,更多是在這兩者之間選擇。 在專業意見和一般禮節的中間地帶—這個地帶我們叫“社交”,就是人與人的關係,不管是面對面的交往,還是在Facebook、微博、微信上,都會大量出現這樣的情況,而這個中間地帶模稜兩可,既要講真實,又要顧人情,怎麼辦?

  有一個觀點叫“犬儒”(Cynic),雖然知道,但不說。 有點像季羨林說的“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 沒辦法說所有的真話,但至少可以不說假話。 還有一個意思:可以有觀點,有鋒芒,但說話不要太露,不要太得罪人。 這和《立論》裡的那個人差不多,說不了真話,但又不想說假話,最好的方法就還是今天天氣哈哈哈。  

“一個懲罰說真話的社會,則需要付更大的代價”

  第歐根尼,犬儒學派代表人物。約翰·威廉·沃特豪斯繪,1882年(圖片來源:wiki)

  順便講相關的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體溫表的寓言。 一個體溫表很老實,量出主人的體溫太高,主人發火,把它摔斷了。 另一個體溫表進化了,不僅能量體溫,更能測量心情,可以根據主人的心情給出讓人滿意的溫度。 這樣一個自動調節的體溫表,暫時讓人舒服,但其實非常危險。 而這恰恰建立在人性的基礎上。

  第二個故事是真實的。 華東師大有個教授叫許傑,是文學研究會的老作家,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可以找到他,茅盾編的《小說一集》選了他的小說《慘霧》。 許傑先生在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後來又平反。 因為他和我父親是同鄉,所以我考研究生時去找他,問他借過書。

  有一次我去他家,看到走出來一個人,大概有六七十歲,有點駝背,衣服也很破。 他從許傑先生家出來,很深地吐了一口痰,用腳踩了踩就走了。 其實那是許傑先生以前的學生。 許傑先生被打成右派時,班上學生都得表態,有些學生沉默,有些學生揭發,也有一些學生寫信說他是好的,不是右派。 後來,一些寫信的學生也被打成右派。 這個學生流放青海時二十歲,二十多年後“文革”結束,他才被調回江南。 可這個學生在二十多年裡,已經結婚、離婚、勞改、坐牢,經歷了無數的事情,變成了我當時看到的那個樣子。

  講這兩個故事,是希望同學們記住,人還是應該說真話。 在這個世界上,說真話常常要付出代價。 但一個懲罰說真話的社會,則需要付更大的代價。  

“一個懲罰說真話的社會,則需要付更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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