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如果說玉璽是古代中國君權最具代表性的器物，那古代歐洲君權的標誌似乎非權杖莫屬——無論是丕平三世的肖像、奧托大帝的雕塑還是繪有路易十四的油畫，權杖都是必不可少的器物，連同君主們華麗的輿服與璀璨的冠冕一道，成為歐洲封建體制下權力巔峰的絕佳體現。
與此同時，基督教的教皇、牧首們，也沒有忘記用權杖來凸顯自身的權威。在描繪歷任皇帝、國王接受羅馬教皇加冕的作品中，都不乏象徵神權的牧杖；甚至如雅克·路易·大衛的名作《拿破崙一世加冕大典》中，拿破崙雖然奪過了皇冠，教皇手中卻依然緊握著飾有十字架的牧杖，用複雜而堅定的表情維護著教會在過去數百年間積累下來的尊嚴。
拿破崙一世加冕大典（上圖分為為丕平、路易十四、查理曼）
權杖與權勢的隱喻關係並非僅流傳於貴族階層的傳統，而早已融入到歐洲的大眾文化中。最直接的例證之一是塔羅牌：包括維斯康提牌在內的各版本塔羅牌中，“皇帝”“教皇”“女祭司”等的牌面往往會有一根長短不一的權杖，而不同的頂飾——十字架或是王冠、寶石等，則將權力分別指向世俗世界與宗教世界。文學作品中的例證便不勝枚舉，如愛默生《日子》（Day）中的“她們單行排列，無始也無終，手託皇冠和一根根權杖（They are arranged in a single row, there is no beginning or end, Holding the crown and root of a wand）”或是拜倫《海盜生涯》中的“我們的旗幟就是王笏，誰碰到都得服從（Our flag the sceptre all who meet obey）”，所謂“權杖”，似乎完全可以視為“代表至高權力的杖”。
與古代中國玉璽“秦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的明確起源不同，歐洲權杖雖然明白無誤地指向最高王權或教權，其起源卻早已湮滅在歷史之中。歐洲兵器極多，為何獨“杖”能冠以“權”名？究竟是因為掌權者們鍾愛於杖因而將其打造成權力的代名詞，還是因為杖在歐洲人心裡本與權力相關，因此掌權者們紛紛以權申權呢？如果杖中的權力屬性要早於歐洲林林總總的皇帝、國王、教皇、牧首，那它的文化淵源又來自何方呢？
韋特塔羅牌的教皇與維斯康提塔羅牌的女祭司
荷馬時代：從“杖”到“權杖”
可以確定的是，在歐洲歷史佔有重要地位的權杖，有著比古希臘文明更悠久的歷史。早在埃及早王朝時期，埃及王室就已經利用名為“沃斯（Was）”的權杖來指代其權威了。沃斯杖形制細長，約一人高，杖首為古埃及神話中戰神賽特動物形態的頭部，杖尾為叉形。“沃斯”在古埃及語中本意為“權力、統治”，故而沃斯杖也完全擔得起“權杖”之名。在古埃及的莎草紙和壁畫中，沃斯杖在神、王室成員、祭司階層手中極為常見，幾乎達到“人手一根”的程度。從中可以看出，沃斯杖一方面混雜了神權與君權，另一方面又不同於雙冠冕（Pschent）那樣只屬於法老王，而是整個貴族階層的集體圖騰。
在古埃及文明之後，《聖經》也出現了關於權杖的記錄，如《舊約·以斯帖記》中波斯王的權杖：“王見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內，就施恩於她，向她伸出手中的金權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頭。（5：2）”《以斯帖記》大約覆蓋了公元前5世紀早期，如果其記載無誤，可以反推出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已經通過權杖代表其國王權威。
沃斯杖
與此相比，《出埃及記》中“摩西劈開紅海”的典故更為家喻戶曉：
14:21 摩西向海伸杖，耶和華便用大東風，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開，海就成了乾地。
14:26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並他們的車輛、馬兵身上。”
14:27 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舊復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時候，耶和華把他們推翻在海中，
14:28 水就回流，淹沒了車輛和馬兵，那些跟著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軍，連一個也沒有剩下。
在《出埃及記》中，摩西所用之杖雖然不直接與權力相關，卻因承載了上帝之力而隱指向神權。從這一點來看，縱然《以斯帖記》中關於“金權杖”的記載未必能作為信史，也足以看出“權”這一意象在西方人眼中的特殊性。杖天然與神權、君權相聯的文化慣性，至少在“摩西五經”成書的時代就已經形成；而這種文化慣性，至晚於荷馬時代（Homeric Age）就在歐洲開始發芽。
摩西劈開紅海
荷馬時代又被稱為英雄時代（Heroic Age），因期間歷史主要由詩人荷馬所著的《伊利亞特》及《奧德賽》兩部史詩所記錄而得名。荷馬時代大約從前12世紀至前9世紀，前承邁錫尼文明的沒落，後啟希臘諸城邦的崛起，大名鼎鼎的“特洛伊木馬圍城”典故便發生於這一時期。
作為古希臘口述文學的集大成之作，荷馬史詩的確不能全然以信史對待，但其所包含的歷史、地理、考古和民俗等方面的細節，卻有極大的研究意義。從兩部荷馬史詩中，基本能給權杖確定一個不算清晰的起源：荷馬所處的時代，希臘君主幾乎沒有象徵其權威的器物，冠冕、長袍和王座等“輿服”均需要在未來的歲月中慢慢演進——然而，作為權威象徵器物的杖卻已經出現了，雖然史詩中的杖並不僅僅與王權相關。
荷馬
荷馬史詩中的權杖出鏡次數不多，但大多指向明確。一是作為權力或身份的代表，如“他（克律塞斯）手握黃金杖，杖上繫著遠射神阿波羅的頭帶”“特拜城的士兵的統帥特瑞西阿斯來了，他手握權杖，認出了我”“以後，廣大的特洛亞將歸埃涅阿斯所有，神聖的權杖會一代一代地繼承下去”；二是發誓、演講時所用的器物，如“我（阿基琉斯）以這支權杖發誓……說罷，佩琉斯之子把鑲嵌著金釘的權杖擲於地上”“特勒馬科斯振奮不已，他躍躍欲式，準備開始講話。他站了起來，走到會場中央，將傳令官佩塞諾爾遞來的手杖握在手中……說罷，他仍然難以抑制憤激的心情。淚水橫流，擲杖於地，大家寄予默默的同情”；三是審判權的代表，如“裁決者都端坐在石凳上組成一個神聖的圓圈，手中握住傳令官交予的權杖”“在那裡，我還見到了宙斯之子彌諾斯。在哈得斯高大的宮門前，他手握黃金權杖端坐著的，大聲宣判，在他面前有許多死人，或站，或坐”。
顯然在荷馬時代，杖已經成為權力的重要指代物，而這一權力可能是統治權、繼承權、審判權，也可能是具體如發誓和演講權，在歐洲人的視野中，“杖”已經開始向“權杖”過渡。至羅馬帝國時期，已經出現了專屬於最高統治者使用的奧古斯都權杖，這背後或許能看出希臘文化、羅馬文明之間的傳承與演進。
阿基琉斯
奧古斯都權杖：中世紀的權力範本
如果說荷馬史詩中的權杖還有一絲縹緲色彩，那奧古斯都權杖則為後世權杖提供了範本。奧古斯都權杖的杖首通常雕刻有球體或雄鷹，這一權杖之所以被銘記，是因為它常常出現在羅馬皇帝的半身像中。鑑於羅馬帝國在歐洲歷史的特殊地位，後世君主在標榜自身權力時自然而然會聯想到權杖，正如同中國唐朝皇帝李世民在未尋到玉璽的情況下，試圖刻相似的“受命寶”“定命寶”以明其天命一樣。
不過出於特殊的歷史機緣，第一個接過羅馬帝國奧古斯都權杖的卻不是任何一個國王或皇帝，而是羅馬教會的主教們。奧古斯都權杖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成為遺蹟，牧杖卻隨著羅馬教會的涅槃而成為新時代的權威象徵。
梵蒂岡博物館裡的奧古斯都像，不知為何將權杖收起了
牧杖，即基督教各級主教所持權杖，在執行宗教儀式或是出席公眾場合時時常常會手執此物以代表其神權與教權。基督教在何時引入權杖已難以考證。教皇英諾森三世在著作《祭壇聖史》（
牧杖在形制上也彰顯著等級。教皇的權牧杖杖首大多雕有“教宗十字架”，在教會紋章學中，“教宗十字架”的形制由一豎槓及三橫槓組成，三道橫槓逐漸靠近頂端並依次縮短，象徵著教皇的三重身份，即羅馬教會的主教、西方教會的宗主教以及宗徒之長、伯多祿的繼任者。“總主教十字架”由一豎槓及兩橫槓組成，而一般主教牧杖的杖首則多為十字架造型及牧羊人圓弧牧杖造型——《聖經》中，耶穌多次將自己比為牧羊人，牧羊人之杖由此也帶上了濃濃的宗教寓意。
思維一世雕像，執傳統教宗十字架
西羅馬帝國的崩潰帶來了整個西歐的“禮崩樂壞”，羅馬教會在亂世中藉助其碩果僅存的先進政治、經濟、教育系統生存壯大，在幾個世紀的苦心經營後擁有了對西歐新興諸國的巨大影響力，這一影響力最終在英諾森三世任職期間達到巔峰。各國國王的加冕儀式需要由教皇主持，而作為王權的代表之王，各國國王的權杖自然也開始宗教化。最明顯的例子來自英格蘭，自理查德一世時代起就開始使用雕刻有十字架和鴿子的兩種權杖。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徵，而鴿子則常被視為聖靈的象徵——這一意象同樣來自《聖經》，如《新約·路加福音》3：22“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彿鴿子。”
當然相較於牧杖，王杖畢竟還是多了些世俗色彩。國王們為了彰顯其權力與財富，對於其權杖通常極盡求奢本能，通常會以金、銀等貴金屬打造並鑲嵌有寶石，國王的權杖不僅僅是一張“權力證書”，更是一個個藝術品。
英王權杖
束棒：另類的“法西斯”之杖
不過，關於權杖的故事，還沒有講完。希臘文明中的權杖或許是羅馬帝國奧古斯都權杖乃至後世歐洲權杖的淵源，但荷馬史詩中的權杖無論從形制還是內涵與古埃及的沃斯權相距甚遠，那為什麼是權杖而非其它的器物扮演了這個角色呢？
古希臘崇尚雄辯，權杖作為演講器物得到推崇甚至神話似乎是個合理的解釋，然而這依然是個未完的回答：為什麼權杖又能象徵演說的權威呢？通過荷馬史詩中對於權杖另外一種用法，似乎可以找出答案：奧德修斯曾拿著權杖對士兵行刑，以重整軍隊秩序；當特爾希特反抗奧德修斯時，權杖再一次露出猙獰的面孔：“說著，奧德修斯用權杖擊打特爾西特斯的肩背。特爾西特斯者彎下身子，大顆的淚珠往下掉，金杖打得他肩上露出血痕，他倦縮坐下，忍著疼痛，嚇得兩眼發呆，光忙著抹去湧出的淚水。”
古希臘崇尚雄辯，盛產雄辯家
可以看出權杖事實上是一種刑具，故而能夠在使用與被使用者之間構建出“統治——被統治”“管理——被管理”的關係，而這才是權杖與權力相關的深層含義。刑罰權屬於統治階層，向上能追溯至君權與神權，在這樣的邏輯結構下，權杖代表權力的模型也便建立了。
而這一模型最顯著的代表，正是肇始於羅馬文明、歷經千年演變依然在人類歷史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另類”權杖：束棒，也就是法西斯（fasces）。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法西斯”一詞成為罪惡與極權的代名詞，然而在羅馬文明中，束棒只是兼具著權杖與刑具於一體的法律器物。
束棒，也就是法西斯（fasces）
相較於荷馬史詩中的權杖，束棒持握比較特殊：前者由使用者本人持有，而束棒則由使用者的侍衛官所持有。羅馬人通過束棒的數量來區分官員職級的高低：獨裁官可以配有24名持束棒的侍衛官，領事與保民官則分別為12名和6名。皇帝（Emperor）通常兼任領事，因此也配有12名侍衛官，這一數字在圖密善皇帝統治之後變成24名。在羅馬傳統中，官員進入羅馬城後必須將束棒的斧頭摘下來，只有獨裁官才允許全副束棒入城，其中的尊榮，倒與古代中國漢晉時期劍履上殿的特權有異曲同工之妙。
作為權杖，束棒刑具的一面更為明顯，因為它本身就是由一柄斧頭和多根綁在斧頭外圍的樺木竿組成的。斧頭對應著死刑，而樺木竿束（birch rod）本身也是一種歷史悠久的刑具：它由樺木或其它堅固而光滑的樹枝製成，直到20世紀，在英國還被用於針對男性青少年的輕微犯罪和盜竊罪。毫無疑問，斧頭與樺木竿的結合，代表了羅馬官員掌握羅馬公民生死的權力。
羅馬執政官與手持束棒的侍衛官
不過，束棒內涵尚不只於此。斧子象徵著主宰生死的權力，而緊緊圍繞在斧頭周圍的樺木竿除了象徵服從中心外，從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它以近乎直白的意象表達了“團結造就力量”——這一源歸納自《伊索寓言》“老人與他的兒子”故事中的著名諺語曾被後世眾多國家奉為國家格言，束棒形制如此別緻而富有深意，羅馬人對它束的青睞可以說順理成章。
如果說在羅馬文明之前，人們完成了權杖與刑具的合一，那束棒則在此基礎之上加入了團結與權力的象徵，使其成為羅馬精神的象徵。羅馬帝國滅亡後，數不清的國家、城鎮、團體將束棒作為紋章與標誌，而束棒所蘊含著的精神，也的確見證了大量勢力的強勢崛起。只是在漫長的歷史中，太多人將束棒而非奧古斯都權杖作為羅馬帝國繼承者身份的代表，這卻饒有深意了。
美國參議院徽章，注意下方的束棒。拉丁文：合眾為一。
結語
羅馬帝國為後世留下了一個大一統的霸業傳說，同時也為後世留下了兩柄權杖：奧古斯都權杖與束棒。奧古斯都權杖勾勒出了中世紀的君權與神權，而束棒則通過另一種極端的方式影響了歷史進程。
1919年，意大利墨索里尼選擇用“法西斯”命名自己的黨派，先後成立“戰鬥的法西斯”和“意大利國家法西斯黨”，隨後德國和日本先後建立了法西斯性質的政黨，從此“法西斯”這個詞淪為了極端恐怖和獨裁的代名詞。不過，與德國“萬字符（swastika）”被釘上恥辱柱不同，二戰之後世界各國並沒有因為墨索里尼而惡其胥餘，經典撲克牌的“方塊K”中，凱撒依然與束棒站在一起。
凱撒與束棒
法國、古巴、南非的國徽上有束棒，羅馬尼亞警察徽章、西班牙憲兵隊隊徽、俄羅斯聯邦法警局的標誌上有束棒，最典型的當數美國，林肯像兩側、最高法院的牆壁上、參議院的公章裡都有束棒。究其原因，大約是萬字符畢竟出自希特勒之手，而束棒則經歷了太多風雨，其意蘊遠非墨索里尼一人所能左右，只是聯想到美國是二戰時期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力之一，倒不由得讓人感嘆起歷史的黑色幽默了。
更值得一提的大約是美國眾議院權杖結合了奧古斯都權杖與束棒的形制，將斧頭變成了“雄鷹踩踏地球”的雕塑。這一設計的內涵已難深究，不過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如果沒有羅馬帝國往昔的輝煌，權杖也一定不會有如此奪目的光輝。
林肯座像兩側的束棒
美國眾議院的束棒標誌
美國眾議院的權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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