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潰》是作者系統研究鴉片戰爭十餘年所得的成果。作者詳盡考訂了與戰爭相關的一系列重要史實，力圖以當時的道德觀念、思維方式與行為規範去理解歷史，使許多在今人看來是荒謬的現象得以顯示其在當時環境中的“合理性”。同時，通過對有關人物及其言行活動分析，觀察清王朝在歷史轉折關頭的作為，揭示歷史進程中的偶然與必然。
1、由於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國最先進的事物，經過儒家教義的折光，頓時變為最荒謬不堪的東西。君主立憲，在皇權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權；經商貿易，在農本主義面前，顯為捨本求末；追逐利潤，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舉；至於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雞司晨之類的“夷俗”；即便令人興嘆的西方器物（鐘錶、玻璃、呢羽等），享用賞玩收藏之餘，仍可斥之為“壞人心術”的“奇技淫巧”。無怪乎海通200餘年後，中土的官僚士子們並未折服於西方，反堅信於中華文物制度遠勝於“西夷”，儘管他們在一個事實方面已經達成了共識：西方“船堅炮利”。
2、在皇權至上的社會中，天子被說成至聖至明，不容許也不“應該”犯任何錯誤。儘管皇帝握有近乎無限的權力，因而對一切事件均應該負有程度不一的責任；但是，當時的人們對政治的批判，最多隻能到大臣一級。由此而產生了中國傳統史學、哲學中的“奸臣模式”：“奸臣”欺矇君主，濫用職權，結黨營私，施橫作惡，致使國運敗落；一旦除去“奸臣”，聖明重開，萬眾歡騰。這一類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擔壞事的責任，至多不過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讓“奸臣”去承擔責任，充當替罪羊。若非如此，將會直接批判到皇帝。這就衝犯了儒家的“禮”，是士人學子們不會也不願去做的。
3、忠奸的理論所能得出的直接結論是，中國欲取得戰爭的勝利，只需罷免琦善及其同黨、重用林則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觸動中國的現狀。也就是說，只要換幾個人就行，無須進行改革。忠奸的理論所能得出的最終結論是，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須加強中國的綱紀倫常，強化中國的傳統。也就是說，鴉片戰爭所暴露出來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華的落伍；反而是證明了中國的聖賢經典、天朝制度的正確性，壞就壞在一部分“奸臣”並沒有照此辦理。於是，中國此時的任務，不是改革舊體制，而是加強舊體制。
4、忠奸理論和“奸臣模式”，並非是鴉片戰爭史獨有的現象，而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常用方法。正是它具有掩護君主、掩護道統的特殊功能，因而屢屢被官僚士子們用來解釋那些他們不能解釋或不願解釋的歷史現象。這種理論和模式，經過他們長久的宣教，成為老百姓耳熟能詳、最易接受的歷史分析法，並在今天仍有其影響力。正是在這麼一個基礎上，琦善的“奸臣”形象很快得到了公眾的認可。
5、一個民族對自己歷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堅實保證。
6、當權力與金錢一樣上市流通之後，即刻產生威力無比的社會腐蝕劑，當軍隊將財神像奉為戰旗時，腐敗已不可逆轉。世界上可以有一萬種罪惡而安然無事，唯有一種足以致命：執法犯法。曾任福建汀漳龍道的張集馨向以“整頓”出名的林則徐討教，如何改變福建水師兵匪一家的局面，林對曰：雖諸葛武侯來，亦只是束手無策。而後來督練湘軍的曾國藩，更是一針見血：國藩數年以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
我為了研究結論的公允，曾千百度地尋找光明，但光明始終遠我而去。我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鴉片戰爭時期的清軍，本是一個難得見到光明的黑暗世界。
7、在一切都上軌道的社會中，無所作為是中國傳統政治學的最高境界；而在戰後中國面臨西方威逼的險惡環境中，無所作為是一種最壞的政治。時代變了，道光帝渾然不覺，結果腳隨之跟入新時代，而頭腦卻依舊留在舊時代。
8、在專制社會中，旨意決定一切。道光帝由此斷送了機會。
9、除了自殺的裕謙，以上12人均是鴉片戰爭中負有重大責任的頂級人物。他們對戰敗體會最深，理應有猛烈的反省，有復仇的慾望。可從這12人戰後的經歷來看，琦善、伊里布、楊芳、奕山、顏伯燾、牛鑑幾乎是沒有反應，剩下的5人又可分3類：一是耆英、黃恩彤的“柔夷”；二是劉韻珂的陰制；三是林則徐的對抗（假定福州反入城事件能代表其全部思想），道光帝則在三者間遊移。作出反應的人，大多在通商口岸。我不知道耆、黃、劉等人若放缺雲貴川或陝甘新，會否像琦善等人一樣麻木？
10、一個民族戰敗了並不可怕，但戰敗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順夷”時，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當時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於他們不敢“制夷”。
11、而林則徐呢？這個問題可分開談。我以為，作為一名士紳、一位民眾，戰後無論以何種形式抗英（包括反入城）都不應受到指摘，這是他們關心國家命運、民族前程的表現。他們的思想落後、手段陳舊、目標錯誤，應當由當時社會的思想家、政治家來負責。但是，林則徐作為一名富有思想的政治家，應當有更高的眼光，應當有負責任的態度，善於將自發的鬥爭納入正確的軌道。我這裡不是對林格外苛求，而是歷史提出了這一標準。鴉片戰爭給中國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離這一軌道就不可能真正的“制夷”，反有可能僨事。林則徐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是他的錯誤，儘管他那對抗的姿態是可以表揚的。
12、“天朝”在戰爭中慘敗，但由此引起的震盪，還不如東京灣中出現的那4艘“黑船”。今天的人們對兩國的差異已作了種種敘述和分析。而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戰後沒有振作沒有革新使清軍將士的鮮血白流了。也因為如此，我在上面對負有責任的12名政治家一一進行清算。
13、日本的維新力量並非來自幕府，而是來自社會，倒幕又成為改革的前提。
14、鴉片戰爭結束後的14年，1856年，戰火又起。英法聯軍次第攻佔廣州、大沽，進入天津、北京。清朝又與英、法、美、俄四國簽訂了11個不平等條約。與前次戰爭相比，清朝沒有絲毫的進步，完全是重複錯誤。戰後，新興起的地方軍政集團——湘、淮系首領做了一些“師夷”的工夫，導致後來的洋務運動（自強運動）。可是，一查來歷，其原動力不是來自戰敗的刺激，其最初目標也非為“制夷”，而是為了對付那些造反的“長毛”。
15、19世紀是中國人屈辱的世紀。20世紀是中國人飽嘗人世間一切艱難困苦的世紀。21世紀呢？
16、人們說，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21世紀呢？
17、也有一些黑頭髮黃皮膚的人宣稱，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可是，真正的要害在於中國人應以什麼樣的姿態進入21世紀？中國人怎樣才能贏得這一稱號——中國人的世紀？
18、不管歷史將作何種選擇，我以為，鴉片戰爭留給我們首要的問題是，中國大陸與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鴉片戰爭時，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
19、道光帝是一位信奉“保守療法”的社會病理學家，追求調補療效。他堅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已經盡善盡美，認定當時社會的病因在於官員們的翫忽職守。因此，他特別看重官員們的“德”，在用人方面，特別是危難關頭，偏愛皇親國威、貴族子弟。他以為，這批人世受國恩，遺傳的血液中具有多量的天良”和“忠誠”，絕不會放任國運衰落。
20、儘管今天的人們對廣州反入城鬥爭有著不同的看法，但我以為，它確實不代表中國前進的真方向。儘管今天許多人對民眾鬥爭有著很高的評價，但我以為，它難阻西方列強軍事、經濟、政治的攻勢。中國欲抵禦西方，須自身強大，其必由之途在於學習西方，如同日本樣。那種強烈的與西方勢不兩立的情緒，自然有其產生和發展的充分理由，但由此產生的對抗，至多也只是低級形式的鬥爭，且易使當時的人們看不清真正的歷史使命和民族前程。
21、劉韻珂對僱勇滋事的恐懼甚於正肆虐於浙東的英軍，正是出於對王朝命運深層次考慮。以割地、賠款、通商為目的的英軍，並無滅清之意；而一旦民眾造反，將是皇冠落地。清朝統治者們儘管在諸多事務上糊塗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
22、在官、民、“夷”三者之中，力量最大的是民，力量最弱者亦為民。有組織的充分覺悟了的民眾，幾乎是不可戰勝的。而渙散的民眾，則對最微小的暴力也無法抵抗。不能說清王朝中無人認識到民眾的力量，相反，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利用民眾的言論，也作了一些實際的事情。但是，他們在本質上對民眾的恐懼，使得他們同時又在極力瓦解、破壞民眾的組織。
23、知識給人以力量，愚昧也給人以力量，有時甚至是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強大，仍只是妄動，妄動能產生一種強大的破壞力，使國家和民族蒙難，但卻不能戰勝近代化的敵人。
24、對於列強的入侵，武力抵抗無疑是正確的;但這種抵抗註定要失敗，另作選擇也是明智的。前者是道德層面的，後者是政治層面的。負責任的政治家可以選擇對其民族更為有利的策略。對此不能簡單地以“愛國”或“賣國”的道德觀念概括之。
25、日本的事例已經證明：避免交戰，減少損失，也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即使訂立了不平等條約，也不見得必然一味沉淪。失敗的民族仍有機會再度輝煌，關鍵在於戰後的奮發。
26、可是，清朝與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個自信的“天朝”，儘管事實上已百病纏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敵區區島“夷”，因而在當時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
27、“天朝”是一個夢，一個難以驚醒的夢。
28、琦善也異、伊里布也罷，其和平計劃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戰策略更不能為“天朝”容忍。戰爭不可避免。清軍將士註定要在戰場上流血。以鮮血而贏得勝利，自是其價值的充分體現。以鮮血而換來失敗，也可能不是無謂的，即所謂“血的教訓”。一個失敗的民族在戰後認真思過，幡然變計，是對殉國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紀念。
29、然而，鴉片戰爭雖然擊碎了“天朝" 威嚴，但“天朝”的觀念卻不能隨之更換。清朝似乎仍未從“天朝”的迷夢中醒來，勇敢地進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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