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嶽麓書院"為代表,說說南宋中後期創新性的官立書院

導語: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始於秦漢,在趙宋達到了鼎盛,此後逐漸走向了"盛極而衰"的道路。在宋代繁榮的社會背景下,教育事業也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盛況。但是宋代教育的發展也並非是一蹴而就的也經歷了兩次創新的變革:一次是以北宋中期"慶曆興學"為標誌,官立州、縣學從無到有,開創中國教育史地方教育的先河一次是以南宋中期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復興為標誌,官、私立書院如雨後春筍般迸發,創造了歷史上難得的文化盛宴。

第二次教育改革的興起有其特殊背景:南宋中期,傳統州、縣學已弊端叢生,教育改革勢在必行,此時官立書院應運而生,尤其是得到中央承認的官立書院,一開始就以改革者的形象出現,而且相當高調,目的就是要全面超越不久前的地方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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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慶曆興學"

官立書院的繁榮發展推動了新價值觀的塑造,有利於新型人才的培養以及教育的普及,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革新,這次的教育改革成果更為中國現代大學的建立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經驗。

一、傳統官學雖亟需變革卻牽涉甚多難以撼動

1、傳統官學逐漸僵化

從北宋時期的"慶曆興學"開始,官立州、縣學進入一個持續且快速的發展期,極大地促進了當時人才的勃興和文化的繁榮。但在百餘年的發展後,到了南宋中期,傳統官學已弊端叢生。其最大的弊端就是"唯科舉考試論",教師只教科舉考試的課目,學生只學科舉考試的內容,正如朱熹所言,"今郡縣之學官","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這就導致培養的人才不僅知識結構單一,而且價值觀庸俗,已經不能適應統治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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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舉考試

任何時代的教育事業都為社會重視,因為教育直接影響新興一代的價值觀,從而影響整個社會風貌。因此,既然教育都以科舉考試為重,整個社會出現"父所以詔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師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學,舍科舉之業則無為也"的現狀也就不足為怪了。"因此,到南宋中期,教育改革已勢在必行。

2、創辦官立書院的偉大變革

那麼,該如何進行這場教育改革呢?當時的教育存在兩種模式:一是官立州、縣學以及中央的太學;二是私立書院。私立書院在"慶曆興學"之前佔據教育的主導地位,但"慶曆興學"之後就逐漸淡出了教育的視野,到南宋前期雖有復興的趨勢,但已經不足以引領教育改革的潮流。官立州、縣學已弊端叢生,迫切需要改革,這樣看來,對州、縣學甚至太學的辦學模式作出調整是最直接的辦法,

但教育改革會如此簡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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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學平面圖

一種根深蒂固的制度背後往往存在著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者,任何改革都會遭到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和阻撓,成千上萬的為官者都已經在傳統的教育中找到了謀生的手段,想要觸動這批人的利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儘管朝野都深知州、縣學的弊端,他們卻不敢也不願意去推動州、縣學展開大規模的改革。改革需要另闢蹊徑,尋找第三條道路。

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則是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張栻和朱熹,他們尋找的第三條道路就是在州、縣學之外開創新的官方教育空間和教育模式,即官立書院

張栻,號南軒,湖湘學派集大成者。乾道元年,在張栻的幕後主導下,潭州知州劉珙重建了嶽麓書院,這是南宋的第一所官立書院,也正式開啟了這場歷史性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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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麓書院

朱熹,號晦庵,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淳熙六年,朱熹到南康軍上任,親自主導重建了白鹿洞書院,並親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學規。白鹿洞書院是南宋第二所官立書院,且成為官立書院的典範,影響甚至超過了嶽麓書院

官立書院是一項偉大的創設,立即被納入官學體系,但遊離於傳統州、縣學之外,從而使得教育改革可以在新的教育空間以新的教育模式來展開,避開了傳統太學這塊壁壘。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的重建起到了相當好的示範作用,到南宋後期,各地爭相效仿興建官立書院。據統計,宋代辦學主體明確的書院有610所,其中官辦108所,民辦502所。儘管官立書院的數量不及同期的私立書院,但卻引領了當時教育改革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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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書院

二、新興官立書院的創辦特點及模式

1、得到中央承認的官立書院

這類書院具備如下特徵:一是得到朝廷賜額,這意味著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認,其中少數地位崇高者還可能得賜御書,即皇帝的親筆題名,即"其得請於朝,或賜額,或賜御書"。賜額對於官立書院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一旦獲得賜額,書院的持續發展就有了制度保障,"官吏有所遵守,久遠不至堙沒"。得到中央承認的官立書院只佔少數,南宋中後期官立書院得到賜額的僅有32所,但著名的書院皆名列其中,如嶽麓、白鹿洞、石鼓、明道等書院。

二是設施較為完備,一般書院需要具備教室、宿舍、祠堂、藏書、師資、學田等教育要素。以建康府明道書院為例,其硬件設施有堂(十四間)、廊(三十間)、閣(五間)、齋(十四間)、公廚、米敖、錢庫、蔬園、門屋(六間)等;其學田有近5000畝,每年可得糧食5000餘石;其師資設有山長、堂長、堂錄、講書等,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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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院課堂內景

既然官立書院的創辦獲得了成功,那為何其數量遠不如同時的私立書院呢?原因有三點。一是由於朝廷對於官立書院的審批有著嚴格的程序:1)地方官向朝廷申報;2)朝廷將申報書下發到禮部討論;3)禮部將討論決議提交給政事堂高層會議;4)以丞相為首的政事堂高層會議通過,申報成功,如此流程費時費力。

二是

因為對設施和規模有較高的要求,相應地投入也就大,如此龐大的投入並不是所有州府都能負擔的。三是出於反官立書院派的輿論壓力。儘管官立書院不與州、縣學直接衝突,但還是遭到了相當一部分官員的反對,如白鹿洞書院申報賜額時,"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朝廷不能不在成立官辦書院的過程中兼顧所有大臣的意見,這也使得很多書院"出師未捷身先死"。

2、未得到中央承認的官立書院

與得到中央承認的書院相對的,就是那些未能得到中央承認的官立書院。這類書院具有如下特徵:首先,未得到朝廷的賜額,也就意味著未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認。在有部分官立書院得到賜額的情況下,未得到賜額的書院,其社會聲譽會出現天壤之別。"使其有屋廬而無敕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流俗所輕",就是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廢壞無日",就是隨時都有可能荒廢。足可見其在社會輿論中風評中人們對其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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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書院匾額

未得到中央承認的官立書院,儘管運用了官方資源,但嚴格說來,它們的建設屬於地方官員的個人行為,屬於"自為建置者",隨著地方官員的更迭,書院的命運有可能隨時發生變化,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新上任的官員很可能就不給書院撥款,轉而支持其他書院。也正因得不到朝廷的資金支持,它們大多設施不全,且規模較小,難以獨立生存,多附屬於州、縣學,與州、縣學共享資源。

不過,在當時未獲中央承認與得到中央承認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線。所有的官立書院都會像白鹿洞書院、清湘書院那樣全力以赴地申請賜額,但只有極少數官立書院像白鹿洞書院那樣一次性申請成功,也只有少數官立書院像清湘書院那樣在經過長期不懈地努力之後終獲成功。多數官立書院的命運停留在清湘書院的早期,反覆申報,反覆失敗,直至南宋滅亡。

三、官立書院的辦學特點

無論私立還是官立,書院辦學最顯著的特色是開放和自由,這已是人們的共識。在此我主要想探討官立書院辦學的另一特色:"高調"。自誕生之日起,官立書院就以改革先鋒的身份出現,而且相當高調。

1、崇高的辦學理念

在官立書院興起之前,科舉之學已經完全佔據了州、縣學教育,"州縣庠序之教沉迷俗學,而科舉利誘之習蠱惑士心"。嶽麓書院是南宋第一所官立書院,張栻在所寫書院記文中就高調錶明瞭書院的辦學宗旨:"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不再"但為決科利祿",即

要超越科舉之學,追求性理之學,培養新型人才,這種辦學理念超越了時代的限制,如今看來依然具有借鑑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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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麓書院裡的張栻像

但超越科舉之學,並不意味著排斥科舉之學。儘管科舉制度弊端重重,但畢竟是維繫天下士人的根本制度,其存在的合理性是不容否認的,"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

即使興辦新學,也必須在科舉制度這個範圍內創新,斷不可離經叛道。

鑑於此,官立書院儘管高調批判,但教育實踐卻包含科舉之學。如明道書院,"每月三課,上旬經疑,中旬史疑,下旬舉業"。朱熹說:"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卻。"明道書院舉業佔總課時的三分之一,也是大致遵從三七分的比例。

2、高標準的師資和學員

教師是學校的靈魂工程師,學校的辦學理念能否付諸實踐,關鍵在教師的信念和水平,因此,官立書院對所聘請的師資一般都有相當高的要求,"非名足以厭時論,學足以任師道者,弗與是選"。

因為有崇高的辦學理念,官立書院也足以吸引真正有學問而又熱衷教育的名家,這裡以"山長"舉例。山長是官立書院的最高負責人,要求自然也最高。

"山長之稱,人以為非有實行粹學者,莫宜居。"實際結果也確實如此,比如嶽麓書院的首任山長彪居正,是理學家胡宏的弟子,學問僅次於張栻,時稱彪夫子,是當時儒生的"一流人才"。

山長的重要地位甚至吸引了一批中央下野高官,如前參知政事楊棟、王爚先後出任過台州上蔡書院山長,這也能說明官立書院也得到了大批傳統士大夫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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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湖之會

正式師資之外,官立書院還隨時歡迎社會名流來院講學。嶽麓書院復建後,劉珙特邀張栻"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張栻講學期間,朱熹慕名而來,二人會講於嶽麓書院,成為當時一件盛事。白鹿洞書院落成後,朱熹特邀陸九淵前往講學。陸九淵即興講演了《論語》中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聽者莫不竦然動心"。來官立書院講學的社會名流中,最多的當數現任地方官員。朱熹知南康軍和潭州時,就很喜歡到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講學。

官立書院正式學員名額極少,少者一二十人,多者也不過三四十人。如嶽麓書院,乾道元年,定養士額20人,淳熙十五年,增加10人,紹熙五年,"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經過兩次擴招,嶽麓書院正式學員也才40人

3、高遠的目標

相對於私立書院,官立書院有著絕對的優勢。儘管私立書院在數量上遠多於官立書院,但代表教育改革方向和時代精神的卻是官立書院。嶽麓書院復建後,第二任山長王炎稱嶽麓書院為"今日湘中九郡惟一書院"。這裡的"惟一",指的是惟一的官立書院。當時湖南私立書院已經不少,僅王炎的老師張栻就創辦兩所:南軒書院、城南書院。王炎對自己老師的書院都避而不提,說明當時私立書院根本比不過官立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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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辦學模式的創新讓改革者對官立書院充滿了信心。官立書院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張栻、朱熹等人對州、縣學極為不滿,因此,自誕生之日起,官立書院就高調宣稱要超越州、縣之學。"回視州縣之學,不過世俗之文、進取之策,其相去豈直千百驛而已哉!"這個評價雖然誇張,但也表明了官立書院的定位目標。

元初程鉅夫在回顧宋代書院時,也說"書院昉近代,視郡縣之學在昔為尤重"。官立書院超越州、縣學也有一些外在的表現,如朝廷賜額和皇帝親筆題名,這都是州、縣學很少享有過的。再如中央下野高官出任書院山長,這也是州、縣學從未有過的,這些新出現的特徵無不表現了這一新生事物的活力。

四、官立書院對社會的積極作用

1、服務地方教育

宋代教師的地位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魏晉隋唐時期,門閥士族佔據主導地位,社會對教師的需求量極少,導致教師地位低下,"公卿大夫恥為人師,至使鄉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則勃然動色"。宋代隨著平民社會的興起,加之社會經濟的發展極大的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越來越多的人渴望受到良好的教育,從而使得教師這一職業一躍成為社會的熱門行業。

到了南宋中期,隨著官、私立書院的興盛,士人從事地方教育的空間陡然增大,從而得以從地方教育活動中獲取成就感和人生價值。官立書院為眾多儒學大家提供了傳承自己學說的一條新路經,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興的官立書院是對地方教育制度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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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十八學士圖》

2、服務地方社會事業

宋代官員總數一般維持在三萬人左右,對於士人來說,不是所有人都有進入權力中心指點天下的機會,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一生都只能服務於地方社會,只是在傳統州、縣學教育理念下,他們心有不甘,覺得人生沒有價值。而在官立書院新的教育理念下,他們變得心甘情願,覺得服務地方社會同樣是在實現自我價值,同樣能獲得成就感,從而更加積極主動地去服務地方社會。

3、推動教育普及化

宋代州學名額從幾十人到三百人不等,縣學名額更少,"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而到南宋時期,全國準備應舉的士人已達百萬人左右,具體到各州,"大郡至萬餘人,小郡亦不下數千人",因此,到南宋時期,教育資源存在著相當大的缺口,全國存在幾十萬的士子無法接受正規教育。

這不僅是人才的極大浪費,更容易滋生民眾的不滿情緒,影響社會的穩定。

官立書院興起的重要緣由之一就是為了"佐學校之不及",彌補教育資源之不足。官立書院中的非正式學員與正式學員在待遇上有著巨大的差別,嶽麓書院正式學員的待遇完全按照州學標準,"依州學則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明道書院正式學員每月有五貫的月俸;非正式學員則最多隻享受免費食宿而已,如白鹿洞書院所辦短期學習班,書院只是"致食以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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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儒生服

但正是因為非正式學員的待遇低,甚至不享受待遇,官立書院才有能力接納儘可能多的學員。一所大型官立書院所容納的學員數幾乎與大州州、縣學的學生總數相當,如嶽麓書院高峰時"學者多至千人",甚至越過福州州、縣學的學生總數。這無疑是對教育普及事業的極大貢獻。

結束語:

科舉制度自隋唐興起,發展到南宋時已經初顯僵硬,社會文人皆以科舉為最高目標,嚴重影響了社會的文化創造力,亟需進行有效的教育體制改革。然而任何一次的改革必然會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如何在阻力重重的情況下有效革新教育體制,成為南宋中後期的一大難題。

在這種困境下,張栻、朱熹等思想家在現有體制外開闢了"官立書院"這樣一塊自由的土地。他們規定了"追求性理之學"的新的辦學目標,聘請優秀的師資力量,嚴格規定正式生資格的同時向社會大眾敞開懷抱,造就了人才濟濟的教育盛況。其時創辦的四大書院更是流芳千古,影響至今。他們的教育理念不僅在當時引起了熱烈反響,更能為後世興辦教育事業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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