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爾登何許人也？我試著在網上搜了一下：“海內中文論壇才氣第一”、“1977年後北大中文系出品的最優秀的三個學生之一”、“當代大隱”、“古代竹林七賢之劉伶”、“中國雜文，魯迅、王小波之後，幸好還有刀爾登”。夸人誇成這樣的，無外乎有兩種情形，一是利益攸關方，比如出版社，招攬讀者的幌子，與廣告無異，總會誇張一些；二是，粉絲的崇拜，自己喜歡的代表了自己的品味，夸人等於誇自己。刀爾登本人也頗多無奈，說自己讀了這些評價都臉紅。刀爾登的那些盛名，還是有跡可循的，比如他半隱居在石家莊，比如他每篇文章不長，字字珠璣，但一氣呵成並無刻意雕琢之感。撇開那些模糊以及簡單類比式的標籤，我作為一個普通讀者的觀感，他的文字算得上一流；再加上他胸無大志的氣質，也讓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心有慼慼。
“事不宜以是非論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惡論者，十居八九”，這是刀爾登在《中國好人》這本歷史隨筆集裡的點睛之筆。這句話有其具體的語境，在以泛道德治國的古代歷史，刀爾登提出了自己衡量那些歷史上已經有定論了的中國好人以及壞人。這把尺子，並沒有刻度，稍顯隨意大膽，但足以穿透歷史一脈，打量出歷史人物的不同面向。
試舉書中寫到的兩位歷史人物，嚴嵩、阮大鋮。
《中國好人》，作者：刀爾登，版本：漢唐陽光|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6月
先說嚴嵩，在戲曲《打嚴嵩》裡，嚴是“謀朝篡位”、“賣國奸賊”這樣十惡不赦的形象。嚴嵩談不上有多好，俗語說無風不起浪，但確實也談不上有多壞，要知道他所侍奉的君主是嘉靖，“好惡無常，威福自操”。嚴嵩能夠把持朝政二十年，秘訣是“小心敬慎，柔媚奉承”，所以，嚴嵩很是懼怕嘉靖，謀朝談不上，賣國更是無稽之談。
其實嚴嵩活著的時候，名聲還沒有那麼壞，他是怎麼成為明朝第一奸相了呢？刀爾登說其實這是因為一種觀念和兩個人，一種觀念是泛德論，認為道德衝突是社會衝突的主要矛盾，我們的失敗，不是自己無能，而是有壞人在作祟，“明朝政治一塌糊塗，抓壞蛋運動便格外蓬勃”，嘉靖後期政治失敗，就把嚴嵩作為替罪羊。兩個人是徐階和王世貞。徐階是嚴嵩政敵，主修世宗實錄，多有篡改；王世貞的父親被嘉靖處死，不敢恨皇帝，遷怒於嚴嵩，王世貞寫的《明史·嚴嵩傳》，各種詆譭。至此，嚴嵩的形象就已經被嚴重歪曲了，輿論的操縱，不從此始，也不從此終，道理大於真實，我們所見太多了。
再說阮大鋮，他本來是明末東林黨一員，但卻入了《明史》的奸臣傳，這其中的曲折，刀爾登用了一個題目叫“製造小人”。在刀爾登看來，阮大鋮成為輿論公敵，一半是他自己的原因，熱衷權勢，行徑自然卑汙；另一半是他的對手也就是東林黨諸公，左右著輿論。與東林黨交惡，起因是一個官位的爭奪，阮大鋮是個官迷，東林黨要人左光斗通知阮來京遞補吏科都給事中。但東林黨另外兩位領袖更中意魏大中，等到阮大鋮興沖沖趕到京城時，東林黨主事的人覺得哄騙下也無所謂，就建議他暫補工科。阮大鋮知道實情後，暗中結交了魏忠賢的外甥，最終得到了吏科都給事中一職。這之後還發生了別的事情，從此阮大鋮就被視為叛徒。
刀爾登說，“中國正統的好人主義，擅長幹兩種事，一種是逼娼為良，另一種是逼良為娼。” 阮與東林交惡，等到東林黨東山再起，仕途斷絕，一直想修復和東林黨的關係，但東林不給他機會，爭相痛打落水狗，以博高名。因為“團體需要公敵，來把集體凝聚起來，更重要的是，好人主義需要壞人，來做制度性失敗的替罪羊”。將阮逼得太急，好人做不成，乾脆就徹底做壞人，最後，阮降了清，值得玩味的是，他入的奸臣傳正是清朝主修。
刀爾登的《中國好人》一書，皆是在歷史的縫隙中，灑掃出一條短促的路徑，以供讀者，另眼探尋，書中常有如，“道德下降的第一個跡象，就是不關心事實”這樣精妙的論斷，讓人忍不住拍案叫絕。但似乎並沒有建立一整套體系，我所說他胸無大志即在於此。也正因為此，他的歷史散文才有這般灑脫與自由。
作者丨高貴賓
校對丨翟永軍
閱讀更多 新京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