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津幫”史話
趙學仁
津幫成氣候
清政府為悍衛祖國領土，驅逐外國侵略者阿古柏勢力，於1875年(清光緒元年)授任陝甘總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宗棠於1876年(清光緒二年3月)進抵肅州，湘軍劉錦棠率部隊二十餘營西進，同年六月劉錦棠抵達吉木薩爾。至此西征各軍大體上全部進入新疆，共計七、八十營，連同整編之後新疆原有的清軍竟至百營，人數達六萬人之多。因為西征軍路途近萬里之遙，軍需供應困難，於是由一批貨郎備置了一些日用雜貨和常用成藥，挑著貨郎擔跟在軍隊後面，一邊前進，一邊售貨，所以稱他們為“趕大營”。
清兵收復新疆後，這批“趕大營”的貨郎就定居在各地，有的就落戶於古城子（現在的奇台）。其中一部分人搭棚設攤繼續從事商業活動，一部分人在城北開闢菜地種菜。因為“趕大營”來到這裡的小商販大都是靠苦力謀生的勞動者，所以他們落戶後都能勤奮專心勞動，因此資本積累日益增加。有的開設商店，有的開醬園，有的從京津等地行商運貨，往來傳遞著西域信息。這時，天津的一些富戶鉅商見新疆有利可圖，有的出錢給古城商號作東家，有的出貨合夥。直到清末民初古城“津幫”的商業發展到了鼎盛時期。
清宣統二年，天津人溫世霖(字子英)因創辦天津普育女子學校，並辦報紙鼓吹新政，聯合各省學生赴京請願，被直隸總督陳夔龍誣捏罪名，參奏問罪，發配新疆。溫世霖由天津起程，經河南、陝西、甘肅次年四月到古城住了五天。他雖為遣犯，卻受到古城津幫商人的熱情接待。在他所著《崑崙旅行日記》記載：“該處(指古城)為通商大埠，商賈雲集，尤以直省商人為最優，會館、義園具備，山陝次之。”書中記載，當時參加歡迎會的“津幫”商號和商界人士有“文豐泰”貨棧的張潤田、“成利順”京貨號的張蘭軒、“瑞生祥”京貨號劉錦波、“德興隆燒鍋”(燒坊)劉浚川諸君，皆該地商界之領袖。還有“德泰成”商棧張潤生、“同威和”商號李祥圃、“興泰和”商號郭雨村、“文義厚”商號曹仲三、“義成厚”商號宋厚甫、“德潤源”商號李潤滋，“德泰裕”商號喬如山，“義泰恆”商號楊春圃、“怡和永”商號韓瑞堂、“玉興隆”商號王顯洲、“振豐恆”商號高霞軒、“義春堂”商號趙君，“德泰昌”商號劉捷三、“品隆當”張蘭坡及“榮興和”京貨莊。還有商界人士劉久安、宋厚齋等。這些人基本上都是楊柳青的大營客。他還參觀了當時奇臺縣官立第一初等小學堂。在律商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發表了演說：“餘遠戍塞外，受此歡迎，殊出意料之外。當先答謝歡迎之厚義，復演說列強侵凌我國之政策，之各國之所以強盛，皆以教育發達之效果，我國圖強之要務，必先求教育普及，將來學生之責任甚大，應努力求學，以救國圖強為職責……”
成立於民國元年的“古城商會”第一至三任會長為津商楊柳青人喬長福。可見當時津商在古城的實力和地位。此時承平已久，邊疆的安定，經濟的繁榮，各族人民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吸引著關內各省人民。天津楊柳青人受水災破產的災民和貧苦農民也蜂擁沿著草地駝道，千里迢迢上西大營謀生路。河北籍的人在古城已有相當規模。於民國二年在皇渠沿購地建起了“直隸會館”，會館旁邊又修建了’理門公所”。會館供觀音菩薩，會館大門口高懸“直隸會館”藍底金字大匾一塊，十分耀眼。該匾為直隸河間人，曾任北京國民政府代總統的馮國璋親筆所題 (解放後1951年被毀) 。
會館名為“直隸會館”(當時河北省稱直隸省)。為什麼社會上稱這個幫為“津幫”而不呼其為“直隸幫”呢?儘管這個“幫口”內有河間人、滄州人、大名府人、獻縣人、東光人，但他們所佔人數較少，天津人尤其是楊柳青人佔了絕大多數。社會上其它幫稱它為“津幫”，他們也自稱為“津幫”，一直延續了大半個世紀。
會館建立後，第一任會首為“品隆當”的經理張蘭坡。“品隆當”是當時古城第一大當鋪，以資金雄厚著稱，是經營銀票匯兌、存貸款業務錢莊式的金融企業。有這樣的財主作會首，極大的凝聚了“津幫”的人心。處處維護“津幫”人的利益，凡來奇台謀生的鄉親，首先投奔會館，為其安身謀職業。會做賣買的，由“津幫”貨棧賒銷貨物作貨郎立業謀生；有手藝的為其尋找門面開業；缺乏資金的給與低息貸款作資本；有文化的介紹給本幫商號作夥計店員，能打工的為本幫各作坊傭工；能務農的介紹給本幫萊農家幹活或賒給蔬菜零售。總而言之，來奇台的鄉親都能各得其所，安身立命，共謀發展。聞訊有鄉親自老家來古城，會館根據來信內容中的人口、特長情況，預先做出安置辦法，以後得知到達古城的“準信”後，會館即派出代表去東大橋迎接。一俟落腳，一切都安排妥當，真如到自己家裡一樣。
“津幫”人的這些舉動，深深打動了當時各幫人士。雖然那時古城大地會館林立，各行各業競爭激烈，但比“津幫”人士對本幫鄉親周到的安排，熱情的接待，無微不至的關懷，都自感不如，競相誇獎 “津幫”人“戶熱”、“護群”。
就是在這種氛圍中，天津楊柳青人在古城這個旱碼頭上，早來的已發家致富，後來的也各有營生，有飯吃。比起家鄉吃了上頓愁下頓，每日吃不飽的日子，這裡真是“天天過大年”。古城商機無限，勞動力缺乏，懷有—技之長的，兩個肩膀扛一個腦袋的壯年漢子，在“要想掙銀子，來一趟新疆古城子”的誘人描繪下，成幫結夥，紛紛西行，或投親靠友或靠會館，落籍於古城。那一時期，以古城子西大街經營京貨批發業務的南、北二店為龍頭，圍繞犁鏵尖一圈，然後向北門一條街直到北菜園子，幾乎都是天津楊柳青人的生意店鋪和聚居區。
上世紀三十年代，由於蒙古駝道不通，大量俄貨傾銷，首府烏魯木齊的崛起，再加上馬仲英佔領奇台後，古城商人受馬仲英“流通卷”的坑害，損失慘重。古城的天津大財東紛紛抽回資金，或向烏魯木齊、伊犁等新興城市謀商機，或回家鄉，使古城商業失色，莊鋪字號由戰亂前四百七十家，銳減至不足三百家了。前述的津商大字號逐漸消失，津商最大的南、北二店批發棧也轉營變成了汽車棧。
漫漫西行路
地處祖國東端渤海灣的天津楊柳青人，從跟著左宗棠西征大軍一路來新疆開始。沿張家口蒙古草地駝道一路西行，陸續來新疆的人不絕於途，商賈們可乘“駝轎”、騎駱駝，坐馬車，大多數貧苦之眾，只能靠一雙腳板趕路。有的人挑個貨郎擔，沿途買賣；有的給人幫工，掙些銀子作為盤纏，且幹且行，維持路途開支。還有一部份人，靠一路行乞維持生活。避開炎熱酷暑和野獸襲擊，爬山涉水，你攙我扶，一步一步地趕路，兩腳磨出水泡，用隨身帶來的“馬尾”穿泡放水，再用鹽水沖洗—下，此時人已疲憊不堪，躺倒便沉睡過去。夜晚睡上四、五個小時，便要乘涼趕路。到驛站後，吃得也非常簡單，向飯館討碗水或麵湯，嚼著自帶的乾糧，能吃飽就很滿足。途中病倒的，留在店中將養，病癒後，隨後來者結伴再行。病死的，暫時埋路旁顯眼處，標個記號，以後有人回家時，將骨殖捎回家安葬。途中如果有人吃了西瓜，必須將瓜碗朝下扣著，以備後面來的人解渴。古城北菜園子的吳煥章，是用獨輪小車，推著妻子來到奇台古城子的，這真是奇蹟。
艱難而漫長的西行路，最快也得大半年。有的人邊走邊打工，經過兩年的時間才到達古城子。經過艱苦卓絕磨練的考驗，楊柳青的大營客個個成了“鐵漢子”，再加上老家地處沿海發達地區，見識廣、素質高，在奇台的發展史中，他們以創業、敬業的實幹精神著稱。在奇台的開發中，開創了不少前所未有的行業，精心研製出不少名優產品。
“津幫”楊柳青菜農
古城北門外，最早是陝西風翔、邰陽兩會館“廟公地”。天津菜農來到古城後，發揮他們的特長，開始開荒種菜，給廟方納租。他們用家鄉帶來的菜種，精耕細作收穫各種蔬菜，供應著日益繁榮的古城市場，也改變了邊陲地區蔬菜單一和吃不到新鮮蔬菜的局面。最早他們從附近墾民家借來工具，施足糞肥，修渠種菜。沒有房子住，用油布和樹梢搭個窩棚，幾個人擠在裡面睡覺，用蔬菜換些米麵，幾個人用一個碗輪換著吃。經過幾年的辛勞，各家才蓋起了土坯房。
隨著城鎮人口的增加，蔬菜供不應求，菜地逐年擴大，菜農也不斷增加。到民國三十五年，菜地由原來的五畝已發展到九十餘畝，蔬菜品種也逐漸豐富起來。根據邊疆氣候特點，他們創造了用芨芨或蘆葦在畦埂上栽“擋風牆”(亦叫風搭兒)，以抵禦冷風和增強返光幅射來提高地溫，使蔬菜提早成熟供應市場。他們用馬糞、麥草壓韭黃、芹黃。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亦能吃到反季節的新鮮蔬菜。他們從家鄉楊柳青引來當時著名的夏菜有：“條羹白小白菜”、“綠條長江豆”、“燈籠紅圓茄子”，冬菜品種有“大青棒大白菜”和“探頭青”、“絆倒驢”、“紅心脆”冬蘿蔔。多年生的山藥、百合也在邊疆種植成功。稍後來的菜農把家鄉的榆木大車也牛拉馬拽地走進古城，為積肥、運輸節省了不少勞力，生產效率大為提高。這種榆木車輪小，車身低，輪寬、做工精細，堅固耐用。冬季，他們在城內掏大糞積馬糞，用車運至地頭，夏季運送蔬菜。直至解放後還能見到這種車的身影。
菜園子按渠系分為西園子、北園子。1935年奇臺縣漢文會成立，原來廟方的地租改由漢文會收取。解放後，l952年土地改革時，菜農按人口分得了土地，成為土地的主人，結束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世代佃農的日子。合作化運動中，48家菜農組織起來，成立了紅星蔬菜合作社。如今，菜農們已繁衍五、六代人，他們中的子孫們，有的仍然耕耘在祖先開闢的這片風水寶地上。
“津幫”楊柳青瓜農
西出嘉峪關的“津幫”楊柳青瓜農們，迎著古城商貿發展的大潮來到這裡，用他們辛勤的汗水給這個興起的商埠奉獻著前所未有的西瓜、梨瓜等家鄉品種，供人們品嚐。“三結義”的大黑西瓜(黑皮、白籽、紅瓤喻劉、關、張)，鮮紅多汁而沙甜，是人們消暑解渴的佳品。深秋後，人們買來幾個大黑西瓜，擺在桌上當藝術品欣賞，又圓又大的個頭，黑亮如釉的瓜皮、越擦越亮，一直襬到春節，作為宴請賓客解酒佳品。花皮黃瓤西瓜，皮黃色綠，圓形有黑紋，瓜瓤金黃色。此瓜的特點是瓜瓤含糖高，口感特甜，甜中帶沙，爽口多汁。是當時人們喜愛的品種。綠梨瓜皮呈橄欖綠色，綠肉紅籽，以沙甜著稱，掰開後，撲鼻的香味，適中的甜度，連皮吃起來，皮嫩瓤沙，深受老年人的喜愛。白梨瓜皮瓤皆白，有香梨的香味和酥脆，連皮吃一口，確實可與庫爾勒香梨媲美。菜瓜形似黃瓜而大，綠皮白紋，味酸甜，撒上白糖吃，可消暑下火。還有早熟的黃蛋子甜瓜、大白皮甜瓜等。經瓜農們的精心選種，使這些品種流行近半個世紀而不走味。如今，老一輩的人們吃著現在的西瓜，總不忘懷當年楊柳青瓜農們的那瓜、那味。梨瓜更是難覓蹤跡了。
當年靠世代租地種瓜的瓜農，如喬玉成、劉結子、張德玉、小馮、餘戶郎等，在解放後的土地改革運動中都分得了土地，從事大田農業生產，不再專業種瓜。品種雜化，產量也下降，不得不由新引來的品種供應市場。但老一輩瓜農們的種瓜技術，從整地、開溝、板窩子，掐條壓蔓、留瓜等流程和操作方法，給當地農民種西瓜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津式糕點與醬坊
“楊柳青點心”在奇台有名。當時的糕點製作業幾乎全為天津楊柳青人所經營。他們從家鄉帶來製作糕點的技術，在古城大放異采。當時製作糕點的作坊字號(那時叫茶食店)賈氏的“祥泰和”、李氏的“同和泉”、潘氏“慶豐號”、段氏“萬順湧”、郝氏“錦華泰”、安氏“恩泉湧”等等。京式八件、各類月餅、套餅，恭果、壽桃、槽子糕、芙蓉糕、綠豆糕，大薄脆，應時元宵等令人眼花隙亂的花樣品種，吸引著八方顧客。考究的原料，精益求精的技術操作，獨具特色的包裝，用鮮紅的商標貼襯在茯鬥形白紙包上，再紮上紅色的小繩，是當時饋贈親友最時興的禮包。產品除滿足本縣城鄉外，還遠銷阿爾泰、巴里坤和蒙古。這些老店一直維持經營至社會主義改造，加入食品廠。他們精心製作的糕點，味道美，造型精，品嚐過的人總是念念不忘“恩泉湧”的大薄脆、“慶豐號”製作的夏季消暑的綠豆糕和“萬順湧”用胡麻油炸制的槽子糕這些久違了的爽口美味。
大凡經營糕點的字號，都兼營醋醬業。除了上述茶食店外，還有單獨從事醋醬釀造的作坊字號。高明超的“隆興泉”，趙鴻禧兄弟經營的“德立成”、劉氏經營的“和合醬園”，還有滿城楊家(佟八)；西大街的李保山家；韓金髮家、北門孫家等，都是古城有名的醬園。作坊多，自然產量大，當時“古城醬油”是全疆的名牌，產品除滿足本縣城鄉，還遠銷烏市、阿山、巴里坤、哈密等地。以黃豆為原料的醬油遵從傳統工藝，榨淋的產品分為“頭油”、“套油”、“醬油”、“清醬”，依次分上、中、下檔次。其中“套油”是烏市及本地各大飯店烹調用的專用調味品。那時人們到外縣或烏市探親訪友都喜歡用條簍裝十斤醬油作為特產禮品贈送，可見其精貴。除醬油外，還生產“黑麵醬”、“甜麵醬”(黃醬)、“芝麻醬”、“豆瓣醬”以滿足群眾的需求，有的還兼營鹹菜、醬菜、小磨香油。醋醬作坊到解放前夕已增至二十五家之多。
“津幫”能人與百藝進疆
在古城大地傳播現代文明和先進技術方面，原居渤海之濱的天津楊柳青人有獨到之處。他們身懷絕技服務於社會者很多。
鐘錶李，(壽昌)：在家鄉學修理鐘錶出師，來奇台落戶。是奇台從事鐘錶修理業的第一人。店設兔爾橋巷口，高家木樓下。那時各類座、掛鐘及懷錶已很流行，獨行賣買，生意紅火。他還經營汽燈出租業務，購置的各種型號汽燈，為各族人民的喜慶聚會和戲院演出服務，為邊城送來了前所未有的光明。東三縣獨此一家，一直經營到四十年代，李壽昌下世，後人遷居吉木薩爾。
王鳳義(人稱劁豬紅)：在家學得一手閹割牲畜技術。民國九年來奇台，因人生地不熟，技藝無法施展，遂改學演唱“河北梆子”戲。劇團散夥後，始為鄉親熟人免費劁豬，其高超的閹割技術漸漸為人所知。某次為盧家燒坊用兩個鐘頭時間，劁豬一百二十頭，圍觀者上百人，從此聲名大噪、群眾送綽號“劁豬紅”。他逐漸成為東三縣城鄉各地的專業劁豬者，獨來獨往半個世紀，名揚東三縣城鄉。
王鳳義故於上世紀七十年代。
張家鏡子鋪：張廣俊弟兄經營的制鏡業，是當時東三縣唯一能用塗水銀製鏡的獨一家，為顧客訂製各種穿衣鏡、照面鏡，兼營劃玻璃、照像生意。解放後，加入五一修配廠。
“好漢子”條帚：“好漢子”是群眾根據他精益求精的幹勁而送的綽號，本名李樹芬，以善扎各種條帚出名。他的產品外觀漂亮，使用稱手，經久耐用。他自扎自售，雖然價錢比別人貴，人們仍都願意買他的條帚，產品供不應求。他始終堅持“以質取勝，從不馬虎”。雖然條帚是件小商品，“好漢子”卻成為人民難忘的大“品牌”。
手工切面：北門李家(李樹廣的爺爺)因製作手工切面出名，得名“二切面”。他從家鄉帶來了製作手工切面的手藝，機器切面未出現時，是當時獨一家。從和麵、擀麵、切面全系手工操作，做出的麵條色澤晶亮，煮熟後勁道耐嚼，是天津人打滷麵、炸醬麵的專用麵條，也深受各幫人士的喜愛。手工切面盛行到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天津人王德利的父親安裝了機器壓面機，手工切面便退出了市場。李家改營糧米加工作坊，生產的棒子麵特別受同鄉的歡迎。因為其中加入30％的黃豆，作成窩頭，純香適口。還有玉米渣子，雜糧炒麵都獨具特色。
慶華池塘：位於北門巷口，是天津人趙永泰(綽號趙小手)開設的一家澡堂子，也是漢、滿族人唯一一家潔身沐浴之所。雖說一池溫水洗一天，很不符合衛生要求，在那時來說已經是“別無分號”了。人們為了洗個清水澡，天剛一亮就得起身去進澡堂子。還有搓澡，擦背服務，“慶華池”經營到解放時停業。
津人“槓房”：金、賀二家開設的“槓房”專為奇台人婚、喪事服務。迎親的花轎，抬埋死人轎子一應俱全。賀友嵩的槓房因不善經營而冷落。金家槓房則不斷更新設備，生意興隆。槓房還備有蓬布，椽子供事主家租用。盛世才上臺後，提倡“文明結婚”，取締了花轎迎親。金家又適時購置了俄式皮包車和兩匹洋馬。新郎新婦手捧鮮花，並肩坐在皮包車裡，招搖過市，確實“文明”了—個時期。四十年代初，皮包車改為“玻璃車”，較前更為華麗氣派。為事主家料理喪事，從打坑到入葬全包。抬靈柩的大轎有八抬、十六拾、三十二臺之分，轎子的“官罩”也分為“龍罩”與“花布罩”，還備有開道鑼，飛虎旗之類儀仗，供事主家選用，分等論價，各取所需。為奇臺縣各幫人士提供服務大半個世紀，於六十年代後，因後繼乏人而消失。
彈棉花：這一行業在解放前只有楊柳青人從事。西街的李慶有兄弟、陳寶俊、金家，東街的王家、楊小格等數家。那時人們用的棉花都是從吐魯番、鄯善、托克遜馱運而來。大包的棉花(脫籽棉)謂之“生花”，人們做被子用的棉絮(網套)絮衣服用棉花，都必須經過“彈”的加工才能使用。手工彈棉花既是技術活亦是力氣活。彈小塊卷卷花(絮衣用)使用吊弓，彈制面積較大的棉絮(網套)則用背弓將弓架固定在腿背上，圍著案子轉著彈。特製的彈花木槌有節奏地敲擊在弓弦上，發出悅耳的彈撥樂聲，音傳數十米。合作化後，他們都加入了棉花社，機器彈花替代了人工，再也聽不到那彈棉花特有的奏鳴曲了。
花農王思：在直隸會館路南邊，有會館廟產土地一塊。王恩辛勤勞動，將這塊地開闢為菜地和花窖，以養花、種菜維持全家生活。當時奇臺縣只有王恩一家是種花的“花農”。他種植了從家鄉帶來的各種花卉，有多年生的各色“大理花”、“洋石竹子”、“蝴蝶梅”、“九月菊”、“老虎大張嘴”，一年生的“鳳鮮花”、“香蕉菊”、“各色菊花等。花卉長成後，王恩挑著一付擔筐，沿街叫賣。擔筐的一頭挑著帶根培土的“大鳳鮮”(當時人稱洋海納)、“蝴蝶梅”、“洋石竹子”，供養花者移栽。還有捆成小把的“海納”把兒，專供婦女兒童包紅指甲用。另一頭擔筐內，用大水盆漂著帶枝帶葉的各色菊花、“大理花”、“萬壽菊”，供人們瓶插觀賞。王恩門前有葡萄架、桑樹，蔭濃涼快，花圃內有奼紫嫣紅的各色花卉。夏秋之際的傍晚，各族群眾紛至沓來，觀花者、買花者絡繹不絕，是當時縣城內的一大景觀。解放後，這塊土地分給了他，一直經營到70年代王恩病逝，承傳無人，這塊地收歸國有。
利順染坊：也是古城的獨家生意，為各族人民染制各種布料。六十年代歇業。
鐵皮加工鋪(俗稱砸洋鐵)：鐵鋪曾在古城興盛了一段時期，那時，原蘇聯的各型鐵皮進疆，原料充足，鐵皮加工的各種產品行銷不衰。鐵皮水桶、鐵皮火爐、爐筒，改變了過去的土取暖設備。尤其是能燒柴禾的“火車頭洋爐”，深受農牧民的歡迎。
加工腸衣：奇臺縣城每日有宰殺羊的羊腸子，須加工後出口。津幫人劉照生、高雲漢、範玉海專門從事羊腸的收購與加工。加工後的腸衣用木桶裝好，完稅後貼上桐油封條，由“文豐泰”商號馱運至天津出口。
津味小吃
“金瞎貓”(金寶珍)的鍋貼、餡兒餅：位於犁鏵尖大廟旁的“金瞎貓”鍋貼、餡兒餅曾名噪一時。受到各幫食客的讚揚。金寶珍所做的鍋貼餡兒肉多菜少，輔以海味，手工擀皮包餡，形如新月，折似虎爪，皮柔軟油亮，底黃脆噴香。餡餅是肥瘦肉各半，配以大蔥時令菜為餡，現包現烙，隨吃隨續，皮薄餡多，隔皮見餡上下金黃一色，加之餐桌上備有醋醬、蒜瓣、油潑辣子任顧客調用，很受人歡迎。一條長桌，四條長凳，經常是顧客如雲，生意紅火。一直經營到解放前夕。
葛六豬肉包子：座落在北門巷澡堂旁的葛六大肉包子鋪，有肥肉餡、瘦肉餡兩種，從早到晚專賣包子，任顧客選用。其風味仿天津“狗不理”包子製作工藝，吃起來另有風味。肥肉餡包子咬一口兩嘴角流油，是解饞者的理想食品，既經濟又實惠。經營到上世紀三十年代，遷往烏魯木齊市。
孫連凱的豆腐腦：位於北門街的“連和泉”是孫連凱於民國12年開設的豆腐加工作坊。他以祖傳手藝製做的豆腐腦兒，講究質量，工藝嚴格，點出的豆腐細嫩爽口，澆以精心配製的滷汁，色澤紅亮。每碗內先放人適量的豆腐腦，澆上滷汁，上面撒少許醬菜丁，淋入幾滴小磨香油。食用者用小勺輕輕攪拌、頓感濃香四溢，入口後滑潤清香，回味無窮。孫連凱每日擔挑一罈豆腐腦、一鍋滷汁放到犁鏵尖”德立成”醬園門前，不到中午就銷售一空，想喝者明日再來。“連和泉”還製作豆腐塊、五香豆腐皮、五香豆腐乾，獨佔古城市場。
津味滷肉：有字號者當屬孫氏“寶順和”，另有郭祥起、張桂桐、韓寶忠(大韓)幾家出攤滷肉銷售點。每家一輛手推車，上置玻璃貨櫃，內擺各種滷製品，供客選購。他們的共同特點是用料地道、滷湯考究。滷製的滷雞、滷肉肥而不膩，爛而帶脆，老少適口。滷製下雜前，先用白礬、食鹽清洗，除去腥臭味，然後下鍋。產品出鍋後，再用糖炒薰烤，使其表面上色，外皮紅面透亮，以達到色味俱佳的效果。郭祥起的燒餅夾滷肉，張桂桐的滷粉腸，韓寶忠的滷豬頭肉在古城市場上很有名氣。其中經營時間最長的當屬郭祥起。他家從民國九年開始從事滷肉生涯，直至解放後公私合營的1956年。合營後，繼續在國營食堂從事滷肉工作，在奇台城鄉知名度較高，被收入(奇臺縣志)。
楊福榮的香油呆子，江米炸糕：楊福榮原籍河北滄州，後入贅天津楊柳青李家，因家鄉自然災害嚴重，無法維生度日，遂與家人趕馬車來奇台。後學得油炸食品手藝，在城鎮北門街專門從事香油果子(油條)和江米炸糕製作生意。果子的品種有“五刀三眼的梯形呆子”、“糖面果子”、“油圈”和豆沙餡的江米炸糕。所炸的產品脆酥爽口，老少皆宜，很快佔領市場。產品以批發為主，各小販進貨後，沿街叫賣，每日售馨。楊福榮也因手藝出眾，奇台城內獨此一家，人們送他雅號“楊(羊)頭”。1953年因病辭世後，其子楊生華繼承父業，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後，楊生華成為國營飯店的專職廚師，從事油炸食品的工作30年。直至退休時，“楊麻子油糕”譽滿城鄉。楊福榮的第三代傳人現在仍繼承先輩技藝，個體從事油炸食品生意。從楊福榮的津味果子到現在已達幾十個年頭，可謂經久不衰的著名楊柳青津味小吃。
津味元宵：大凡在古城經營糕點的作坊都製作元宵，尤其正月十五前，各糕點店都有元宵出售。楊柳青人郭祥起亦是製作元宵的高手。為滿足人們的不同需求，他在犁鏵尖專門開設一家元宵店，既賣生元宵，也賣煮熟的元宵。店內設鍋灶，現煮現賣，大大方便了顧客，吃多少盛多少，按個計價，食者舒心，生意紅火。元宵亦可用油炸著吃，“油煎元宵”成了宴席上的一道甜味菜。公私合營後，郭祥起成為國營食堂廚師，專司滷肉。當時國營食品廠也生產過元宵，但供不應求，且不正常。改革開放以來，郭祥起的後人郭秉鈞及三代傳人郭錦章、郭玉章以“郭記元宵”品牌生產的元宵行銷烏魯木齊、昌吉。楊柳青人賈殿元的傳人賈國才，以賈氏老號“祥泰和”為品牌生產的元宵，在奇台銷售很旺。他們兩家制作的“桂花元宵”、“豆沙元宵”、“蜜餞元宵”仍保持著當年的製作工藝和風味。如今市場上有各種包裝精美，冠以名牌的各種元宵出售，但當地人仍認準古城老產品更適合自己的口味。
津味米黃，華糕：天津人黃某(佚名)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奇台街上自制自賣的“華糕”、“米黃”，是人們難以忘懷的津味小吃。“米黃”是以黃米為原料，磨成粉發酵蒸制而成，外形似玉米發糕。面貼紅棗，厚約五公分，切成菱形小塊，論塊出售，入口綿軟，甜香適口。“華糕”是麥粉發酵面為皮，內包豆沙餡，外形成長條狀。每日自產自銷，沿街提籃叫賣這兩種食品，新老顧客不斷增多。尤其是那“米黃”誘人的香味和綿軟的口感，人人愛吃，曾紅火了近20年。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米黃”、“華糕”的叫賣聲消失了。據說此人遷住到烏魯木齊去了，在三角地仍操舊業，生意紅火。
張寶忠(張老寶)的炒貨和自制水果糖：張老寶的乾貨擔在奇臺縣城很有名。他潛心鑽研出一套炒制黑瓜籽和“五香鹹花生”的獨特工藝，儘管操作程序複雜，但不馬虎，終於在古城成了名牌。他炒制的黑瓜籽火候適中，香味濃郁，燜製得法，外表晶亮，嗑開皮叼出仁後，皮殼上張下臺，形似花朵。他炒制的“五香鹹花生”與眾不同，先下佐料將花生煮泡入味，涼乾透再入炒鍋，溫火翻炒。其特點是入口酥脆耐嚼，鹹中透香，餘味悠長。自制的“香蕉糖”、“薄荷糖”和“核桃仁蜜餞”在奇台老一輩人中留下了津津有味的回憶。
理門公所
民國二年，“津幫”人士集資修建“直隸會館”的同時，在會館左側修建了理門公所。理門公所的創始人是楊萊如，系山東墨縣人，清朝進士，著有《楊祖遺訓》。他看到清軍人關後大批屠殺漢族民眾，十分痛恨，意欲恢復明朝，所以創立了理門公所。此組織聚集革命志士與武術家等秘密聯絡，舉行起義，意在推翻滿清統治。所傳五字真言是“復明滅滿清”， 對外則說“同心保大清”，形式上是說“觀世音菩薩”。並宣誓嚴守秘密，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清廷偵知他們收徒傳道，恐有不軌，經查詢結果是“同心保大清”，於是再未追究。楊傳的戒律是破除迷信，不動菸酒。理門公所的信徒遍及山東、河南、河北等省，流傳至清末民初，仍然盛行。
津幫楊柳青人士大量聚居古城，他們絕大多數人中，在老家就是理門信徒，所以在建會館的同時就修建了“理門公所”。奇台理門公所的當家人先是姓梁，人們尊稱梁爺，繼為李希晉(李爺)和蔣爺。梁、李兩位當家人“圓寂”於奇台，蔣姓當家人回了老家。
奇台建公所時已是民國年間，“復明滅滿清”的五字真言即取消，而專以“觀世音菩薩”佛號為真言，門徒專以誦經、拜佛、戒菸酒、練功為主，於是再無政治性活動。當時新疆督軍楊增新還讚譽理門公所為“保健門”。民國十七年時，南京中央政府正式承認理門公所為宗教組織。
理門公所信徒集會時間是按觀世音菩薩紀念日集會，每年二月十九日是觀世音菩薩誕辰，六月十九日是觀世音菩薩成道日，九月十九日是觀世音菩薩出家日。是時，信徒到會先上佈施名曰“齋份”面、肉、錢等，不限多少。上貢拜佛後，當家人傳理即講《楊祖遺傳訓》戒菸、戒酒，行善施捨以及為初在理者傳“五字真言”等。信徒以能多勸進幾人傳理入會，即是勸德。集會後信徒們會餐，在理者每年大年初一要吃素一天。公所內還備有擔子石(舉重)、鎖子石等健身器材，有義務教練指導鍛練。潘慶祖就是一名專練鎖子石的教練。他練功有年，能耍出很多套路，曾在“七星廟”廟會期間當眾表演。連貫的套路為“左右掰腕花”、“黃鷹落架”、“張飛蹁馬”、“蘇秦背劍”、“二仙傳道”、“三指頂天”等，把50斤重的鎖子石玩得呼呼生風，輕若拋球，功夫十分了得。
理門信徒在初一、十五也集會過“齋口”會餐。“理門公所”購置的成套炊具和桌凳，可供信徒們借用，方便大家。一九三五年以後，盛世才實行恐怖政策之時，理門信徒不敢再集會，公所處於破敗不堪的境地。1944年以後，吳忠信主政新疆。理門信徒又將公所遷至北門(現農機公司家屬院處)，聘胡姓人為當家人，開展活動。在那吸食大煙成風的社會，人們得到了“在理’’者忌吸大煙，戒酒戒菸，從而身強體健的好處。許多外幫人士經理門信徒的相勸，紛紛被引進“理門”，成為“在理”者。在參加社會各種宴席上，逢敬酒敬菸，本人只要說聲“在理兒”，對方就不再給敬菸酒，以示尊重，成為一種社會新風尚。
理門公所在城北(現蔬菜隊與二屯交接處)建公墓一處，是專門埋葬公所當家人墓地，名曰：梁爺公地。四周青磚砌的圍牆，坐北向南開門，內有專人看管，內植鑽天楊樹，肅穆清幽，可惜今已無存。
“理門法鼓會”是隸屬於理門的一個帶有宗教色彩的打擊樂演奏組織。由趙永泰、孫金鏊、於愛棠、韓金髮、郭祥起、李樹鵬、張之久、李壽昌等人為主要演奏者。主要樂器為鼓、鈸、鐃、小鈸、小鐃、九音鑼等，演奏曲牌為“對聯”、“龍鬚”、“鬼叫門”、“老河西”、“上擂”、“獅子”、“二龍出水”等。各曲牌聯奏時，由慢而快，節節緊扣，轉換銜接，自然流暢，綜錯而明快，富有燕趙悲壯激昂的雄風和韻味。每到理門齋口，理佛、會餐之後，法鼓演奏便是整個活動的高潮。屆時，引來無數群眾聚集在公所門口，圍觀欣賞法鼓演奏。“法鼓會”也為理門信徒家的喪事服務。出殯前一天，法鼓會全體人員到事主家。晚上，法鼓演奏全套曲牌，同時焚燒門前的懸掛的紙束和紙牛、紙馬，是為亡者“送路”。次早出殯時，法鼓隊隨送殯者走在靈轎前，敲擊著行進速度的“長行點”，一直送到墓地。棺材下葬前，法鼓演奏全套曲牌，與亡人作最後訣別，然後掩土安葬。“法鼓會”應當地政府或商會的邀請，也參加社會上的重大的追悼和公祭活動。
“理門公所轎會”是另一道靚麗的風景。上世紀三十年代前，古城每年三月清明和七月十五(中元節)，城隍爺出府是一項重大的敬神祭祀活動。屆時，將城隍廟供奉的木製城隍爺神像放置在一頂特製的“八抬綠呢大轎裡”，前呼後擁地遊街巡行。接受城內商家的焚香膜拜後，抬往城南八家戶“行宮”內，以象徵城隍視察全縣農村的農桑，然後打道回府。城隍爺坐的這頂轎子由津幫理門公所保管。因為這頂“官轎”的儀仗完全是仿前清“七品縣官”的派頭，所以，連同轎伕服裝、棍棒全由理門公所負責。為此，就有了“理門公所轎會”這個組織。記得轎伕頭戴紅纓蘑菇形涼帽，身著對襟青蘭長衫、青褲，扎著帶穗的腿帶，青鞋白襪，長衫套馬甲，前後心白圈內寫著一個“轎”字，十分神氣。前面四人，位於右前方的1人為“前把持”，是八轎伕的指揮。如“起轎”、“落轎”、上下坡，路上有泥有水以及行進速度等，都由“前把持”有韻有聲的發號施令，後面的四人，齊聲回以同樣的口令，以求步調一致。楊柳青人為能抬城隍爺而自豪。當看到漂亮的“行頭”和訓練有素的執事人受到各幫人士的一致讚揚時，楊柳青人確實覺得很有面子。
自馬仲英事件後，再沒有舉行過城隍爺出府的活動，這頂官轎和行頭一直保存在理門公所內。1941年春，當時新疆省主席李溶去世，遵從當局的安排，全縣民眾在南門定湘王廟舉行公祭追悼活動，會後遊街。“轎會”出動了那頂官轎，內置李溶的遺像，抬著遊了一次街，“法鼓會”也全體出動表演。1943年8月，中央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當局安排了較為隆重的公祭追悼活動。在王爺廟舉行的公祭追悼儀式後，“轎會”的官轎再次出動，抬著林森遺像參加遊街。經過當局的精心策劃，在遺像轎前，有兩名化妝成武士模樣的壯漢，分左右兩邊牽著一匹全鞍轡的高頭大馬，雄赳赳的緩行在轎前，還出動了幾班道士，吹吹打打，儼如真的發喪出殯。全縣的文武官員胸佩白花，雙手捧著香默默地緩行。城鎮的小學生也排著整齊的隊伍，跟隨在官員們後邊，參加這次遊街。1946年，新道法師由烏魯木齊來奇台，從小西門公路下車後，用“轎會”的官轎抬著這位法師到西門外薛居士家，然後抬至觀音閣。從此，隨著公所活動的淡漠，“轎會”組織也就不存在了。
熱心公益事業
清末民初，古城店鋪林立，各大商棧的貨物堆積如山，防火防盜是大事。各商號雖有看家護院的專人，但火災隱患比比皆是，更沒有統一而強有力的組織。“直隸會館”首先創意成立民間消防組織“清平水會”。民國8年由商家集資，文豐泰經理安錦亭，韓筱圃等牽頭，通過設在天津的“文豐泰”總號，購得德國造滅火水龍兩部。貨物從天津鐵路運至張家口，然後用駱駝經草地馱運到古城子。又由直隸會館牽頭，配置了“水箱”、“雲梯”、“撓勾”、“水桶”、“扁擔”及報警設備，縫製了消防專用服裝及號衣，組織起以楊柳青人為主的消防隊伍。租用西街王家院的上庭房(今棉花社院處)為器材放置地(人稱水龍局)，僱用孫姓楊柳青人為專職保管和維修器材人員。當多種設備到位後，曾舉行了數次仿真演習，並制定了嚴格的規章制度。每年直隸會館過會，把兩臺水龍及消防設備陳列在廂房展出，供人們就近參觀。鑑於當時古城人畜飲水以井水為主，不利於滅火水龍發揮作用，又由直隸會館建議當局在大街上備“太平水桶”以利消防。當局採納了會館的建議，發出指令：縣城東、西主街道，每家商鋪限期必須在門前設置貯水大桶一個，並保證經常貯滿水以利消防。商家遵照執行，很快用木板做的“太平水桶”放置在自家鋪面前，並保證經常儲滿水。每隻桶可儲水20--30擔，上寫“太平水桶”，這是當時古城街面上的一道風景。
1926年位於奇台東大街劉家油房發生火災，直隸會館聞警當即出動滅火水龍。訓練有素的消防隊員各司其職緊密配合，很快把大火撲滅。各族群眾親眼目睹了這場火災的撲救過程，紛紛讚揚滅火水龍的威力和消防隊員的奉獻精神。
1932年，位於滿城北門街王家鋪子半夜起火，消防隊及時趕到奮力滅火。天剛亮時，將大火撲滅，圍觀群眾突然發現有個別消防隊員赤條條一絲不掛地在埋頭奮力工作。原來是消防隊員聞警後，緊急出動未及穿上衣服。津幫人士熱心公益的忘我精神，再次博得了各族群眾的一致讚揚。馬仲英事件後，由於商業蕭條，人員老化，當局的不重視，還經常隨意亂挪用消防器材，這個組織也就名存實亡了。此後，城鎮犁鏵尖、伊明大毛拉商店的火災和東街馮家簍鋪的火災因為沒有滅火水龍參戰，而蔓延殃及鄰家。解放後，人民政府準備重建消防組織，曾派人到原水龍局察看那套滅火器材，發現滅火水龍的輸水帶已經老化朽爛，無法使用了。
1942年，奇台漢文會在原乾州會館處修建了一座磚木結構的“俱樂部”，成為當時全縣集會、演戲、放映電影的較現代化的公用場所。但好景不長，1944年，國民黨四十六師進駐奇台，俱樂部連同山西會館被軍方佔用，作為駐軍的師部。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津幫人士李德仲(綽號李大頭)受各界人士的鼓勵，在東街投資修建了一座土木結構的戲院，院內還帶有三面看戲的木樓，名“中興戲院”(後改名昌盛戲院、現五金公司處)。當時民謠：中興戲院三面樓，中間坐個李大頭即指此事。戲院建成後，解決了各族人民集會、看戲、看電影的需要。之後又請來河北梆子、秦腔、京劇戲班，一年四季演出，豐富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解放後，該戲院仍然是開會、演出的場所。1956年公私合營時，李德仲將戲院連同自己的商店一併公私合營。
1933年，馬仲英事件後，土匪四起，全縣農民不能安居生產，農田廢耕，四方農民紛紛逃進城內避難。入冬後，口糧已盡，許多貧苦農民沿街乞討，大有死於飢餓之勢。津幫人士王玉樹及劉道、石維獄、黃翰書、成錄等慈善人士組織了一個賑濟會，號召全縣各商號、燒坊、水磨戶、旱磨戶向賑濟會捐糧、捐錢，從冬至節開始在娘娘廟“舍飯”。吃飯的人多達兩千餘人。由於捐獻的實物有限，賑濟會曾連續動員數次。旱磨戶商連芳第一次捐獻麵粉一百二十斤和部分現金，第二次捐獻黃米三鬥。北門李家、趙文裕等都數次獻米、面及現金。在全縣各族人民的共同幫助下，沒有餓死一個人。捱到開春，大部分人都回鄉生產。
抗日戰爭時期，津幫人士在漢文會的資助下，成立業餘京劇團在縣城義演，門票收入全部募捐抗日前線。
津幫文娛
津幫社火——高蹺：在各幫社火於奇台爭奇鬥豔的年代，由直隸會館出資購買了服裝樂器，組織起由家鄉楊柳青帶來的高蹺社火。高蹺表演享譽古城，至今不衰，是民間社火堅持時間最長的一支表演隊伍。演員們繼承三代，歷經八十多年，雖然高蹺表演內容有了新的節目，但傳統的陣容依然如故。兩排演員每一對為一表演單元。為首開場的仍然是額塗金印身著緊身束箍頭陀裝的楊五郎和童兒英哥。楊五郎手舞雙棒，擊節有聲，童兒英哥手舞拂塵對舞。這“頭陀’’手中的一對棒子還是指揮演出的信號，始終由林桂友扮演。依次是“捕蝶”、“捕魚”(俗稱青白杆)、“張三跑馬”、“曹莊砍樵”、“瞎子觀燈”、“傻小子找娘”、“相公遊湖”等，說起來各有典故。其中尤以傻公子撲蝴蝶最為精彩，套路多、表演時間較長，是高蹺隊的重頭戲。當年李慶有扮的耍蝶白衣旦角和韓益隆扮的傻公子最為精彩。韓的二傳弟子高二合更是年輕而富有創造力，表演中的高難動作和多種身段技巧，詼諧而妙趣橫生的誇張形象，不斷贏來各族觀眾的通堂好。老段家兩代人表演的“瞎子觀燈”幽默滑稽，維妙維肖，給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高蹺表演的伴奏，以打擊樂指揮全場表演，行進中節奏深沉而穩健，演員們在舞動中行進。表演時節奏歡快激烈，隨著表演的情節，時而低沉，時而高亢，配合默契，富有立體感，很有韻味。改革開放以來，每年春節的社火表演高蹺隊必出動，在表演上除了傳統的節目外，還增加了“孫悟空三打白骨精”等新的內容。
李觀柱任縣長時，把四川會館開闢為“奇臺縣第二公園”。每當下午，城鎮居民去公園遊園納涼的同時，戲臺上就有“天津時調”的曲藝表演。後由天津商號出資，從家鄉搬請河北梆子“天利班”來奇台演出。因這個班的演員比較年輕，人們稱之謂“小班戲”。後有張維忠的河北梆子劇團來縣演出。當時烏市的“光明戲園”、“天山劇院”也陸續到古城演出，豐富了人們的文化生活。許多名演員如筱雪、曹筱芬、谷月亭、趙富生、小四、達吾提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京劇“票友”表演亦是津幫人士的一項文化娛樂活動。他們從清唱到聘請藝人指導說戲，直至登臺表演，煞費苦心。1935年，奇台漢文會成立，在經費上給予支持，購買了戲裝、樂器、道具，開始為群眾公演，為抗日募捐義演。解放後，擴大吸收了各機關、企業的京劇業餘愛好者，排演了新的劇目。
習俗及軼事擷集
天津義園：民國二年建直隸會館的同時，在東郊建立了“天津義園”(現職教中心處)。四周有土夯圍牆，大門向東開。門內側有看守人的住房兩間。凡津幫人過世，或埋，或厝都在義園內部。大凡家道殷實之家，多采用厝(當地人叫丘)，不挖坑，不掩土。將棺材就地墊起，用土塊圍棺材壘成小室，以候屍體風乾，然後將骨殖運回老家安葬，算是落葉歸根。當時烏市有個天津籍商販潘寶鑫，後改業為駱駝運輸。他鑑於外省富商和官宦人家在新疆亡故後，其後人要把遺骨運回原籍，就專門從事從烏市、古城等地運送屍骨到呼和浩特(歸化城)的生意。對於家境一般的人家，就深埋在義園內，有的還在義園內自建“家墳”圈個小院，就紮根在這裡。上世紀七十年代，修建奇台師範學校，要佔用“義園”地皮。公告貼出，墓主家只好將先人遺骨遷葬他處。“天津義園”也就不存在了。
二眾公所：津幫理門信徒，男性活動場所謂“大眾公所”，女性信徒活動場所為“二眾公所”。上世紀20年代，二眾公所設在滿城西頭道巷口，在當時婦女“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年代，津幫婦女們能走出家門，去到“二眾公所”參加活動，在其它幫還不曾有。公所內首任“當家的”為王三奶奶(王從榮)，後由吐魯番來的天津人張奶奶接任，直到1946年前後結束。“當家的”帶領信眾們焚香禮佛，為信眾釋疑解惑，弘揚理門教義。“奶奶”們對信眾們的家務糾紛，義務進行調解。一旦有婆媳關係不睦、夫妻拌嘴、妯娌不和、虐待老人等情，她們不辭勞苦，義務為其調解，化解了不少家庭矛盾。“奶奶”們還能根據社會進步的形勢，倡導本幫婦女“放足”、“剪髮”、勸送女子入學受教育等。支持推動新鮮事物的發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津商學民語：商人們深知在邊疆經商，少數民族顧客是一個很大的市場，往往因為語言隔閡而坐失商機。為了能使生意作大作強，津幫商人狠下功夫學習維、哈語。儘管當時社會上對天津人學維語編造出不少的笑話，來諷刺、嘲笑他們，卻始終阻擋不住天津人學民語的勁頭。終於一大批天津人用“津腔、津味”的民語能和少數民族溝通了。如經營布疋業的天津楊柳青人安大忠、王廣德、安通文等人，都能用民族語言給顧客介紹商品，在討價還價，結算付款方面對答如流。他們贏得了少數民族顧客的信任，一批老顧客進城購貨，直奔他們的商店，並引進不少新顧客，生意越作越活，很使別的商家羨慕。“高泉湧”青貨店的高振玉，學得一口流利的維語，常年與吐、鄯、託販運青貨的驢腳戶打交道，南來貨的銷售批發，北往貨的置辦料理，全權委託他辦理，雙方誠信經營四十年，直到公私合營。南店的徐九鼎自學精通維、哈語，成為大批發貨棧的中介經營者，專作大宗土特產的收購，大宗貨物的批發生意，在牧區有很高的知名度。
姑娘晚婚：舊社會，盛行早婚，“童養媳”。那時，姑娘十五、六歲就出嫁是普遍現象。唯獨“津幫”楊柳青人家把姑娘養到二十歲還不忙談婚嫁。這也是當時社會上公認的“天津人家養老丫頭”的習俗，各幫人士褒貶不一。天津人非常珍視閨女，在家庭中處於尊貴地位，哪能忍心過早出嫁。這與世俗的重男輕女顯得不同。不但婚齡大，還重視女兒受教育。當奇台女子學校剛剛開辦時，津幫女學生就率先入學。其他幫的女學生上到十三、四歲，成了“大姑娘”，不等讀完小學，就輟學回家待嫁。津幫女生一直堅持讀完高小，有的還考入省城女中、女師繼續求學。有一個事實很能說明問題，民國二十八年，省城迪化召開了全疆運動會，奇臺縣根據縣第三屆運動會的成績，選拔了二十名男女運動員去省城參賽。其中女運動員五名，即張素貞、高鳳彩、穆彥蘭、高振英、金鳳英。她們當時年齡十五歲左右，全系津幫女生，證明當時她們是年齡較大的女生，也可證明津幫女學生敢於衝破世俗偏見，拋頭露面，穿著短衣短褲在競技場上一爭高下，並取得了好的成績，入選去省城參加運動會。十四歲的穆彥蘭在這次運動會上短跑、跨欄，田徑項目拿到了獎牌。載譽回縣時，她胸前掛著閃亮的大獎章，為奇臺縣爭得了榮譽，受到各界人士的歡迎。
津幫閨女被視為珍寶，擇婿出嫁首先選津幫內部的門當戶對的主家，再就是嫁給當時有地位的達官顯貴，社會上其它各幫人家想高攀娶津幫女子，乃是可望不可及的事。至於津幫的廣大勞動者或低下生活水平的人家，也無緣娶得本幫閨女為妻，只好在社會上用錢買個媳婦成家。津幫女兒出嫁，必備豐厚的嫁妝，津幫人自己也說“要養上三個閨女，就賠垮了。”這也是那個時代人們公認的現象。
孝裡贖：這是津幫特有的婚俗。男女雙方婚約已訂，在未定迎娶吉日前，男方公婆中如有一人亡故，便三年內不能完婚。男方即託媒人向女方請求以“孝裡贖”的習俗舉辦婚禮。女家按習俗不得拒絕，結婚日即出殯日。當天一大早，按娶親禮儀，迎娶新娘進夫家門，新夫婦換去吉服著孝服，在靈前守靈片刻，起靈出殯。新夫婦哭送靈柩至墓地安葬後，除去孝服換吉服，舉行結婚儀式，然後人洞房。
喪葬習俗：凡有喪事人家，門前不掛樓樓紙，懸掛白紙一大束。按亡者生前輩數，如三代同堂者，紙束剪成三層，四世同堂者為四層，以此類推。大紙束中又按亡人的享年壽數，分成相應的小紙束紀歲。在陪葬冥物紙貨中，亡者系男性，必有紙馬一匹。女性則必有紙牛一頭。在出殯的前一天晚上的焚紙施食時，讓牛或馬馱上門前懸掛的紙束，隨著法鼓的演奏聲一併去焚化，名曰“送路”。問及此俗的原委，老一輩人說：男焚馬，靈魂能很快回到家鄉，落葉歸根。女焚牛，則是因為婦女一生，身子多有不潔，牛飲水不嫌汙濁，能飲去婦女下“血盆獄”之災。牛行速雖慢，緩行到老家，汙物盡除，潔身進塋，相沿成俗。
津幫宴席及食俗：凡有宴請賓客招待，按照老家傳統，四菜，打滷麵，不上菸酒，快捷而實惠。“扒大肉”、“扒雞”、“攤黃菜”、“幹炸丸子”是常見的菜名，最後一道氽丸子湯。客人吃的舒心，主人省心，不像社會上其它幫待客，直鬧到昏天黑地，沒完沒了。至於平時飲食，飯菜味口偏鹹是其特點。以麵食為主，喜食烙餅、打滷麵、炸醬麵、餃子、鍋貼等。老一輩人或吃點棒子麵窩頭，喝點小米粥。置辦津式宴席的廚師有金寶珍、孫連生、張桂桐、郭祥起等人。
其他習俗：天津人以尊老著稱。見長輩說話必首稱“您老”然後敘話。幫內的鰥、寡、孤、獨都能在幫內安置託老。對長子有偏愛，如老大趙鴻禧，老二趙鴻起，老三趙鴻賓。但天津人呼名時，喊老大為“大鴻禧”，老二為“二鴻禧”，老三為“三鴻禧”。因為社會上都這樣叫，還以此引出了“大王玉”……“四王玉”、“大王連”、“二王連”、“大韓金”……“三韓金”之類的稱謂，都以老大的名字為準，以此類推，給古城社會上留下了一個奇特的習俗。
過春節津幫各家必貼家鄉楊柳青的傳統年畫“年年有餘”、“歲歲平安”、“吉慶有餘”、“蓮生貴子”等，以示喜迎新歲，不忘家鄉。
每年正月十五元宵節之夜，大街上燈火通明，各商店開夜市，男女老少擁上街頭，各幫社火輪番表演，商號家爭放焰火。精心製作的各式彩燈懸掛在店門口，爭奇鬥豔，各有玄妙，津幫字號的彩燈更是別出心裁，引人人勝。李德仲家的豪華宮燈，“錦華泰”的走馬燈，“慶豐號”的“雙羊碰頭燈”都各有特色。最妙的要屬“和合醬園”櫃檯上擺放的一盞燈，用白紙糊成狀如方形魚缸，有兩條紅紙精剪的金魚，一大一小，在燭光照耀下，搖頭擺尾，時近時遠，若隱若現，追逐嬉戲不停。圍觀者難解其奧秘，店主人亦笑而不揭其底，遂為奇觀。
解放前，古城興放風箏，是當時一件群眾性的娛樂活動。每年春季，放飛的各式風箏千姿百態，各領風騷。除滿族老人常善扎制的奇特造型各式風箏名揚奇台外，天津人張廣俊家的八十節“大蜈蚣風箏”和一丈高的“大蝴蝶風箏”當屬巨型風箏之冠，每年在大校場用麻繩放飛時，引來無數觀眾。天津人陶大閤家的“大雁風箏”更是奇特，放飛後，一連串五隻大雁凌空一線翱翔藍天，十分逼真。他家放風箏，與眾不同，先關上大門，然後在自家屋頂上放飛，人們只能遙看空中的五隻大雁，無法見到落下來的“雁”，其扎制工藝，放飛原理，更不得其詳。
津幫人士在古城，有明顯的聚居特點，他們遠離家鄉，到邊疆紮了根，至今鄉音不改，習俗相沿。再加上理門公所的凝聚力，戒酒戒菸的良好習慣，得到體健長壽的結果，為社會所公認。但他們也有人自恃清高，瞧不起外幫人；說話嗓門高，愛“罵街”，多少算是部分瑕疵。
此文蒙王作臣、李樹鵬、張欣渚先生提供資料，特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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