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駕崩；皇四子弘曆繼皇帝位，是為乾隆帝。
同年十二月，才剛剛繼位四個月的乾隆帝下詔讓清世宗生前信任的大臣，河東總督王士俊解任赴京，署理兵部侍郎。
乾隆帝之所以會下達這樣一道看似平調，實際是貶官的人事任命，起因源自雍正十三年三月發生在河南的一起案件。
這件案子看上去平平無奇：河南上蔡縣一名武秀才王作孚與其他十一名文武秀才一塊到上蔡縣衙，要求知縣貴金馬降低官鹽價格，被知縣拒絕後，以王作孚為首的十一名文武秀才以及百餘名鄉民又跑到縣城內的專門售賣官鹽的商店，強行以十六文錢一斤的價格買走了一千多斤食鹽，並且放話，不管知縣同不同意降價，以後他們就按照這個價格購買官鹽。
劣紳“曲斷鄉里”、“魚肉百姓”的案子上報到雍正帝案頭，結果可想而知，雍正帝當即就在王士俊的奏摺上硃批“此風不可長，當研究以懲刁頑”，而最後的結果是為首鬧事的武秀才王作孚論死，其餘生員均遭重罰。
然而，這卻是一件由雍正帝信任大臣，河東總督（主管河南與山東）王士俊親自導演的徹頭徹尾的“冤案”。
“冤案”？！到底怎麼回事？
這就要從雍正帝繼位後的治國說起了，說起雍正帝，大家都知道他做皇帝期間做了三件大事：
“攤丁入畝”、“耗羨歸公”、“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
然而雍正帝另外做的一些事情，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除了這三件事以外，雍正帝還做了一件事就是“鼓勵墾荒”。
《雍正王朝》裡的田文鏡
其實這件事也非常重要，但是由於這件事基本上是在河南境內展開，所以知道的人不多，相信看過二月河小說《雍正王朝》的朋友應該還有印象。
說實話，鼓勵墾荒肯定是一件好事，畢竟康熙朝中葉中國人口就已經突破2億，要想養活2億人，不多種地肯定是不行的。
而且雍正帝一朝，墾荒也確實效果顯著，根據《河南通志》記載，河南從“康熙九年至六十一年”通過開墾荒地，增加了十二萬六千九百零七頃可以徵收田稅的熟地，而從“雍正元年至雍正八年”，僅八年時間，河南就開墾出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九頃可以徵稅的熟地，雍正朝河南每年開墾荒地數量是康熙朝的三倍。
正因為田文鏡政績卓著，所以雍正帝才會專門為他設一個“河東總督”。
而雍正帝覺得田文鏡在河南墾荒成績這麼好，應該全國推廣，而且雍正帝又是一個特別喜歡用KPI考核官員的皇帝，結果兩者一結合，好事就變成壞事，地方官員不想騙雍正帝也不行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事實上康熙四十年以後，內地經過長期的和平，人口大量增長，而北方地區地力又薄，南方耕種10畝既可以獲得溫飽，北方如河南等地，非要耕種50畝、100畝不可。
所以事實上在康熙朝末年，北方地區容易開墾的荒地已經被開墾的差不多了，尤其是河南地區，用雍正末期的戶部尚書史貽直奏摺所說“河南地勢平衍，沃野千里，民性淳樸，勤於力穡，自來無寸土不耕……安得如許荒田之多？”
因此，從田文鏡開始，河南官員們就習慣把許多不符合開墾條件的土地，如鹽鹼地、山地等當做墾荒成績上報；當然，這既有取悅雍正帝的心思，也有害怕墾荒數據下降被雍正帝責罰的擔心。
如果只是虛報墾荒田畝數還好，更要命的是，雖然清朝對墾荒有一定時限的免稅優惠，但一般不超過三年，過了三年，這些荒地就會按照熟地徵收田稅。
清代農村
前面說了，從田文鏡到王士俊，這兩任雍正帝最信任的總督都有虛報墾荒業績的惡行，更為要命的是，當這些“荒地”免稅優惠時間已經過了，開始徵收田稅時，為了避免穿幫，田文鏡和王士俊只能採取“田不增而賦日重”的辦法，對河南現有土地田稅進行加徵。
當然，我不否認與此同時，河南依然有士紳因為和官府關係密切而可以逃避賦稅，但是一部分士紳可以逃避賦稅這件事和另一部分士紳被加徵賦稅這件事是可以並行不悖的。
雍正十三年三月發生在河南上蔡這起案件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上蔡縣縣令貴金馬為了取悅王士俊，多次虛報墾荒田畝數，上蔡縣部分士紳，如武秀才王作孚等十一位秀才，他們不堪重負，終於忍無可忍，在王作孚的帶領下去到縣衙找知縣貴金馬理論。事實上，後來經過多次調查，王作孚等十一名生員並沒有咆哮公堂，更沒有威脅縣令，只是一塊哀求知縣貴金馬不要再虛報墾荒田畝數，不要再為不存在的“墾荒”加徵田稅。
上蔡知縣貴金馬把這件事情的原委老老實實彙報給了王士俊，後來新任河南巡撫在公文裡查到了貴金馬的報告。貴金馬最初給王作孚上報的處理結果也只是指責王作孚“聚眾鬨堂”而已。
可王士俊深知這件事決不能讓雍正帝知道，所以在他的指示下，要求上蔡知縣、按察使司按察使等相關經辦官員，不要提墾荒與虛報以及加徵田稅的事情，而給王作孚等人羅織強行要求縣衙降低鹽價、大腦公堂這種雍正皇帝最討厭的劣紳“曲斷鄉里”罪行，果不其然，雍正帝看到王士俊報告後要求王對這些鬧事生員“重處”。
這件案件真相大白後，乾隆帝對於敢於欺騙自己父親的王士俊非常惱怒，但是為了維護雍正帝的形象，乾隆帝沒有立即處理王士俊，只是免去他河東總督職務，短暫署理兵部侍郎後就把他派到四川擔任巡撫去了，只有王士俊發惱騷被革職永不敘用，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唐國強扮演的雍正皇帝
而借這件冤案，乾隆帝在乾隆元年十月發佈上諭，要求各省督撫不得虛報墾荒田畝數，有違者一律嚴懲，就這樣，雍正帝所提倡的“開荒”就在乾隆帝嚴厲上諭下不廢而廢了。
通過雍正十三年清世宗親信大臣王士俊親自羅織的這起“冤案”，我們就可以發現，在封建王朝時代，即使帝王再怎麼察察而明，再怎麼搞“密摺奏事”制度，只要對官員提出政績要求，那麼必然會導致地方官員虛報政績欺騙皇帝的事情。
而且這種事情他們幹起來是肆無忌憚，只會瞞著皇帝一人。
以田文鏡、王士俊為例，他們擔任河東總督期間，不可否認在河南做了一些實事，好事，但是他們虛報墾荒田畝數，使得“荒地”變“熟地”、“下田”變“上田”嚴重增加了河南老百姓的負擔。
雍正帝去世後，大學士朱軾以及戶部尚書史貽直都對新皇帝直言不諱的提到，田文鏡和王士俊在河南虛報墾荒田畝數，導致河南出現了豐年農民賣兒賣女以完加徵田稅的事情。
大學士朱軾以及戶部尚書史貽直這麼直言不諱又帶來了一個新的問題：為什麼這兩個在雍正朝還算是重臣的大臣，不敢告訴雍正帝河南實情，而要等到新皇帝登基後才敢“直言不諱”呢？
《從王士俊開墾案看雍正朝官僚政治》、《從看田文鏡撫豫》、《清史稿》、《中國人口史》、《中國農民負擔史》、《清初墾荒政策分析》、《河南通志》、《清朝的真實耕地面積》、《清代河南地區農業發展》、《清世宗實錄》、《清高宗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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