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遲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酷刑。大眾耳聞目見，產生了古代統治者殘忍至極的觀念；學者研讀文史，亦多以凌遲為中國古代刑罰之最。其對肉體的殘忍折磨，讓聞者無不畏懼。
一、凌遲的起源
凌遲，亦稱"陵遲""臠割"，民間稱其為"殺千刀""千刀萬剮"。它是一種肢解的懲罰，即將身體的各個部分切割，分離。
凌遲發端於何時？在中國，關於凌遲的文字記錄，最早出現在唐朝。在房玄齡、魏徵、長孫無忌總撰的《五代史志·刑法志》中有"輕刀腐割"一句，說的就是凌遲。事實上，凌遲早在秦漢時期就有了，但並沒有寫在法典之上，沒有從法律上得以正式確認過，所以應該算是一種私行，一直到五代時期才合法。
凌遲正式定為刑名是在遼。 "凌遲"二字最早出現在《遼史· 刑法志》中： "死刑有紋、 斬、 凌遲之屬"， 所以我們一般認為，"陵遲"在遼代最早被作為正式的死刑之名，載入律令，成為與絞刑並列的公刑。北宋初年，凌遲刑並沒有入律，但它實際應用在生活中。這主要是因為北宋建國後，為了鞏固新建立的政權，緩和階級矛盾，取得民心，故禁止了凌遲之刑。例如，宋太祖時頒行的《刑經》，就規定了重罪應使用斬或紋，而沒有出現凌遲。
從宋仁宗時起，在紋、斬兩種刑罰之外，重新開始採用五代時出現的凌遲刑，用以制裁"口語狂悖致罪者"，並以詔的形式確定下來。神宗時，開始廣泛用於鎮壓危害封建國家統治的反逆大罪。
後來，《元史·刑法志》將凌遲明確寫於法典刑律之中，"死刑：斬、凌遲處死"。元代戲劇《竇娥冤》中就反映了凌遲這種刑罰，即把犯人割了 120 刀。到了明朝時期，凌遲一般比較精細，大多數凌遲甚至都超過了千刀。
清朝時期，基本上延用了明朝的法律，不過刑罰程度有所減輕。例如，文字獄案件經常判處凌遲刑罰，但事實上並不是所有的罪犯真正地遭受支解之刑。《大清律》雖然只記載有絞斬二種，但對於那些對反動統治危害最大的人，仍處以凌遲。
二、歷史上的凌遲案例
南北朝時期，東魏元帥高澄攻打梁朝時，活捉了徐州總督蘭欽子京。期間，高澄不斷強迫欽子京做他的廚師，但蘭欽子京不從，後來，實在忍受不了高澄的打罵，把高澄殺死了。之後，高澄的弟弟高洋抓住了蘭欽子京，殘忍地將他"輕刀臠割"以洩憤，甚至把頭顱做成了一套精美的酒具。
明朝崇禎三年，崇禎下詔將袁崇煥下獄。後來長達九個月的時間裡，袁崇煥都呆在昭獄裡，這九個月的時間充分說明了，皇帝一開始可能並不打算把這位久經沙場的名將處死，更沒想到用凌遲之刑。但最終我們都知道，袁崇煥不僅被處死，而且是酷刑之最的凌遲，可見崇禎對袁崇煥的看法發生改變，取而代之的是仇恨，甚至是仇恨達極點。所以，只有通過凌遲這種慘絕人寰的刑罰，才能消解君王的心頭之恨。
當凌遲袁崇煥的消息不脛而走後，百姓們無不歡呼雀躍，他們多次遭受後金軍隊的騷擾。他們大概都認為袁崇煥是個大漢奸，這時候的他終於要受到應有的懲罰了。
《明季北略》中記載了袁崇煥受刑過程中的兩個小細節。一個是袁崇煥被凌遲割肉到皮肉已盡時，還是沒有斷氣，心肺之間仍然能聽到喘息聲。另一個是百姓們紛紛用銀錢購買袁崇煥的皮肉來吃，不過須臾，就將肉買完了。這位在遼東為百姓們嘔心瀝血的英雄，最終竟然被他所保衛的同胞們吃掉了。
明朝還有一個大太監叫劉瑾。明孝宗在位時，劉瑾侍奉太子朱厚照，後來，太子登基成為武宗皇帝后，劉瑾自然而然成為了權傾一時的司禮監掌印太監。他平日裡帶著年幼的武宗皇帝到處遊樂，不僅使得皇帝耽誤朝政，自己還利用權勢，迫害忠臣，肆意貪汙，最終，落得了一個凌遲的結果。
第一天，劊子手先從劉瑾的胸膛動手，割了 10 刀後，劉瑾昏死過去，等到劉瑾再醒過來，繼續割 10刀，如此反覆，割劉瑾 357 刀。第一天結束後，劉瑾被押回牢裡，胃口居然很好，還喝了兩碗粥。第二天，依舊是割 10 刀，歇一次，幾個來回之後，劉瑾終於熬不住了，血流盡死了。但儘管死了也沒有被放過，劉瑾依然被割足了 3357 刀。
三、歷史上非常酷刑長存的原因
歷代君王期盼的無不是簡政輕刑，凸顯仁君之道，從而實現王道大治。因此，至少在律典之中，我們幾乎很難看到酷刑的影子。這種表面的規範是為了表達輕刑薄賦的治理願景，不過王在法上，外儒內法的統治之道時刻提醒君王有時不可心慈手軟，尤其是涉及帝業的大事。帝王手中必須掌握非常之法應對非常之需。
在中國古代，凌遲作為一種刑罰，具有極端殘忍性，達到了封建社會酷刑的極點，充分體現了封建專制統治的黑暗、野蠻、兇殘。封建統治者之所以要採用這種極不人道的酷刑，主要是封建君主為維護其專制統治，利用凌遲刑來震懾那些敢於反抗的民眾和企圖取而代之的政敵。
再加上當時遊牧民族的刑法習慣，不斷影響到漢人的刑法觀，均為宋代君王適用凌遲提供了理所當然的依據。一旦非常酷刑變為經常，勢必導致凌遲適用範圍的擴大，其對百姓的震懾威力也將驟減，背後所代表的至高無上之皇權就會一落千丈，須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歷代並沒有將凌遲列入五刑，正是基於這一考慮：非常酷刑只能在法外。宣稱篤信儒家教化的君王自然不會明目張膽地將酷刑入律，只能是作為例外偶爾為之。這完全符合國人所看重和接受的"特殊情況特殊對待"，與"刑罰世輕世重"無異。因此，作為法外酷刑的凌遲一直在皇帝的手中延續到清末，1904 年初,王維勤成為最後一個凌遲處死的犯人，1905 年光緒終於下詔廢除凌遲、梟首及戮屍。
令他們遺憾的是，嚴刑峻法絲毫也未能收到消弭統治階級內部政爭、 減少人民群眾反抗的效果。刑制是法治文明的重要標誌，凌遲酷刑的法定化，不僅有違歷史發展的潮流，也與統治者重法、明法的主張相悖，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和發展，這種毫無人性的刑罰也就退出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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