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扁擔》這篇課文，筆者上小學時就印象深刻。不過，那畢竟是小學生學習的文章，深層次背景沒法交代清楚。等長大後查閱史料並赴實地考察，筆者才明白，
1929年1月中旬，毛主席、朱總司令率紅4軍主力及包括兵工廠在內的“罈罈罐罐”向贛南突圍而去，實是歷史的必然。
去過井岡山的人都清楚，當地地形非常險要。哪怕形勢再不利，只要卡住幾個“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咽喉要地，任憑敵軍人馬再多，只要沒當地人引路，都只能對井岡核心區域望洋興嘆。所以，1927毛主席率秋收起義軍餘部上井岡，收服袁文才、王佐這兩股當地武裝，獲得了個寶貴的立足之地，這才得以喘息，並逐漸恢復元氣。
不過，喘息可以，恢復元氣也行，但要老窩在這裡，時間一長，別說讓部隊發展壯大了，就連起碼的生存都成問題。
井岡山當年常住人口不足2000人，年產谷不滿萬擔。如果遇上風調雨順，當地人勉強可以維持溫飽。1927年10月27日，毛主席率部來到位於井岡山頂的茨坪。當時秋糧剛剛歸倉，王佐很大方地送給起義軍餘部500擔稻穀。按出米率70%算，合35000斤大米。當時部隊的定量是每人每天1斤半大米，按600人算，每天需要大米900斤，這些稻穀可讓部隊食用39天。此外，袁文才也積極幫助部隊籌糧。不過，他也向毛主席坦誠了井岡地區的現狀。毛主席體諒袁、王的難處，便決定將打土豪作為解決部隊溫飽問題的主要途徑。
山下的寧岡縣盛產大米，也出產木頭、茶油、花生和大豆。寧岡縣周邊的遂川、永新、茶陵、酃縣條件較寧岡縣還稍好一些。由於土地大都掌握在少數地主手裡，因此每到夏收、秋收季節，都會有大量糧食匯聚到地主居住的縣城和鎮裡。這些地主，家中囤糧少則幾百擔，多至上千擔。因此，部隊時不時下山打打土豪，所得一部分分給當地貧民，剩下的以充軍資，聊以度日。
不過，部隊要生存，不光得有糧食，也得有菜和鹽。
井岡山上頗多竹筍，曬乾了可以留著過冬，也可以拿到山下換油、換鹽、換零花錢。但毛主席卻號令全軍：竹筍是當地群眾一大生活來源，絕對不允許與民爭利。於是，大家就只能去河裡、溪裡摸螺螄、捉泥鰍和小魚打牙祭。
井岡山及其周邊並不產鹽。無論是四川的井鹽，還是來自瀕海省份的海鹽，運到交通閉塞的井岡山地區後，已漲到1塊銀元只能賣到6、7斤鹽。秋收起義軍餘部上井岡山後，當地對食鹽的需求量暴增。因為不僅起義軍指戰員要吃鹽，而且傷病員們的傷口清洗及消毒也需要用鹽。於是，井岡山地區的食鹽價格開始瘋漲。
沒法子，毛主席只能帶人用土法制硝鹽。具體辦法是在老房子的牆根處，挖出老土，在水中浸泡半天，然後過濾，將汁水用小火熬幹。最後剩下的結晶體，上面是硝，下面是鹽。可是，井岡山上常住人口不滿2000人，又能有多少老房子？又能熬出多少硝鹽呢？而且這個辦法也存在與民爭利的問題。應急可以，但無法持續。
秋收起義軍餘部自三灣改編後，已廢除軍餉制度，軍官沒有任何特權。指戰員們口糧平均分配，油鹽菜金標準每人每天5分錢。剛上山時，這5分錢可以買2兩肉，或者1個小南瓜。士兵委員會對資源分配嚴格把關，管理得井井有條，經常還略有節餘。這個節餘，大夥兒稱之為“伙食尾子”。這點錢也是平均分配，大夥兒可以拿它理髮、買菸，甚至還可以幾個人把錢湊在一起，下山時找個館子打打牙祭。
在1928年4月朱毛會師前，毛主席率領的秋收起義軍餘部，日子雖然過得清苦，但溫飽還是不愁的。但會師以後，上井岡的不僅有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農軍，還拖家帶口帶來了男女老少眾多家屬。井岡山上的力量空前壯大固然讓人欣喜，可又添了近萬張嘴，算下來每月需要消耗40多萬斤大米，這就讓管軍需的同志愁白了頭。
由於井岡山上可用的耕地資源極為有限，因此紅4軍根本不可能通過屯田的辦法解決上萬人的溫飽問題。當時，雖然在山下諸縣開始建立基層組織，但由於湘贛兩省的敵軍頻頻發起“進剿”“會剿”，紅4軍實際控制區非常不穩定，沒法通過建立稅收制度的辦法解決經濟問題。
於是，會師後新成立的紅4軍，在井岡周邊縣打土豪的頻繁越發高了。不僅朱總司令親自下山挑糧，而且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也儘可能抽空加入到挑糧的隊伍中去。但誰都知道，這種“吃大戶”的辦法，壓根不是長久之計。但受條件所限，全軍上下只得飢一頓、飽一頓地頑強堅持著。
至於部隊菜金，會師後不久，就降至每人每天3分錢。由於敵軍開始對井岡山實施封鎖，當地物價飛漲，3分錢就只能買到些南瓜皮了。於是，鹹菜、酸蘿蔔、茄子、芋頭，能找到啥就吃啥。
【張子清】
至於食鹽，就更困難了。紅4軍後來發展到不得不熬製“白硝”的地步。說白了，就是在糞坑壁上刮泥提煉食鹽。當時，戰士們給愛戴的張子清師長留了一小包繳獲的食鹽，不過幾錢的分量。就這，還被張子清視若珍寶，無論如何捨不得自己用。他後來還動用師長職權，強令小井紅軍醫院的傷員們用這一點點鹽化成的鹽水擦洗一遍傷口，留下了一段“師長獻鹽”的佳話。
會師後不久，紅4軍不得不將湘南農軍中的大部分，以及幾乎全部隨軍家屬遣返湘南，主要原因就是經濟困境。後來，紅29團執意要回湘南導致潰敗，除了農民的鄉土觀念及士兵委員會權利大到可以否決上級決定外，井岡山上生存艱難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在這種困境下，有人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個問題，不僅代表他個人，而且是替絕大多數人說出了心中的疑惑。
1928年底，彭老總率紅5軍上井岡山，恰逢根據地最為艱難的時刻。外有敵軍層層包圍和嚴密經濟封鎖，內無土豪可打。寒冬臘月，山上物資奇缺，不僅是物價飛漲，而且是有價無市。在這種情況下，紅4軍主力棄守井岡，向外突圍，到遠處去打土豪，就成了歷史的必然。
那麼，為什麼留下紅5軍和紅32團守井岡呢？因為紅5軍長途轉戰，疲憊不堪，急需喘息，不宜立即參加遠征。而紅32團是袁文才、王佐部隊改編的，屬於“坐地虎”，而且故土難離。所以，在紅4軍主力傾巢而出的情況下，有必要留下它們守住一個基本盤和落腳點，萬一紅4軍外線出擊遭遇不利，多少還有個轉寰的空間。
紅4軍此一去，如龍入大海，在敵軍力量相對薄弱的贛南、閩西縱橫馳騁，創建了中央蘇區。如果他們仍然蝸居在井岡山上，只怕歷史就將改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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