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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古時代起，華夏先民們就自認身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國”。至於生在中國周邊地區的那些傢伙，則皆為蠻夷。這種看法雖然有認識上的侷限，但也不無道理，原因就在於華夏文明的先進性。
凡是使人類脫離野蠻狀態的行為以及物質、精神的留存皆可視為文明，而古老的華夏文明無疑是東方文明之集大成者，故而有此自信並不為過。不過文明是依靠漫長的時間沉澱和積累下來的，也是一個不斷試錯並推陳出新的過程，故此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都具有頑強的環境適應和自我進化能力。所以華夏文明才能歷經數千年、遭遇無數劫難而直到今天仍能譜寫出璀璨的華章，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因為同樣的道理，哪怕現代科學已經證明了所謂的上帝是子虛烏有，卻仍然可以屹立不倒。
我們今天要說的中國古代選官制度也是如此——從夏商周時期的世卿世祿制、也就是貴族世襲制，到秦朝的軍功授爵制，再到兩漢時期的察舉制和徵辟制以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都是適應時代發展需要而破舊立新進行的制度變革。直到隋唐以後出現了科舉制，官員選拔標準由重視家世、財產轉向了注重才學，選拔的形式日益嚴密，象徵著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最終成熟和完善。
如果將選官制度看作一個試錯的過程，從漢到隋唐無疑就是那個“錯”
科舉制萌發於南北朝，誕生於隋，發展於唐，在兩宋時期趨於完善，在明清兩朝達到鼎盛。這一發展歷程看似一帆風順，其實不然——在元朝統治華夏的近百年時間裡，出於風俗習慣的不同以及落後文明徵服先進文明產生的優越感，蒙古統治者對於科舉這一漢人制度經常不屑一顧，不但考試時興時廢，登選的進士不多，也基本得不到重用。
元朝不足百年而亡，根本原因就在於其國家治理能力的低下。蒙古人上馬可以平天下，下馬之後卻對如何治天下一頭霧水，這固然與他們的文明程度較低有關，更重要的是因為武力的征服導致他們妄自尊大，排斥和抗拒先進文明現成的制度和經驗。比如元朝的選官制度就可以用隨心所欲甚至是倒行逆施來形容，導致的結果就是這些胡亂選拔出的官員中有大部分是不合格的，自然把天下治理得一塌糊塗。
蒙古人的治理能力有多糟糕？這裡可以舉兩個例子。
其一：歷來改朝換代都避免不了殺戮，哪朝哪代都不能例外。但新朝建立之後大都會收斂，改為懷柔，唯獨蒙古人是個例外——無論在別人還是自己的國家，都無法改變他們對於殺戮的嗜好：
“北兵之禍，殺戮無人理，甚至縛童稚於高竿，射中其竅者賭羊酒。亂後檢骨十餘萬，葬於桃塢西北周書橋，題墓碑曰萬忠。鼎革後，編二十家為甲，以北人（指蒙古人及色目人）為甲主，衣服飲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盡者又不知凡幾。”（《燼餘錄·乙編·卷二》，元·徐大焯）
其二：凡是大一統王朝好歹都能搞出個“治世”來裝點門面，只有秦與元例外。秦歷14年即亡，搞不出來也沒啥可說，可元朝呢？從立國到滅國就從未休止過各種叛亂和民變，使得他們無論如何也裝點不出個像點模樣的“治世”來。叛亂先不說，至於民變，大家可能對以朱元璋為首的元末義軍很熟悉，其實元朝的民變從立國之初就層出不窮，在歷朝歷代堪稱罕見（詳見下表），不過是在元末達到了高潮而已。
元朝民變實在太多，不算元末大起義都查得我頭暈眼花，以上只是部分
蒙元為自己的愚蠢與自大付出了代價，但也算沒有白交學費，只不過便宜了後來人而已——滿清入關之後，一點都不挑的幾乎全盤繼承了明朝的各項制度，堅定的跟蒙元劃清了界限。
蒙元治國能力的低下，原因是系統性的。我們今天要說的選官制度的混亂只是其中之一，但卻是非常致命的。
背景：中國古代選官制度的發展衍變。
1、世卿世祿制——“外向型”華夏先民開疆拓土的主要驅動力。
在上古時代華夏文明尚蜷縮於黃河流域一隅的時候，被我們今天稱之為“國內”的絕大部分地區，在當時都被林莽、野獸、疾病和蠻夷所充斥。這樣的地方既危險也不適於耕種——在天生自帶種地天賦的中國人眼中，任何不能耕種的土地都是“樂色”（垃圾），自然棄之如敝履。
在夏商時期，疆域只有巴掌大，而且還不固定，經常被“蠻夷”們攆得滿地跑，美其名曰“遷都”
可是如此狹小的疆土既不安全也不利於發展，所以從夏商（也有觀點認為是從三皇五帝時期）開始，當時的統治者就想以分封解決這一問題。至周克商，周武王和周公先後兩次大規模的分封諸國（詳見 ），尤其是後一次徹底奠定了西周的基本國家形態，那就是將王室子弟（姬姓之國）和功臣、姻親分封到那些尚未開拓的蠻夷地區：
“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篇》）
這些姬姓諸侯國被以周室兩都為中心，散佈於其四面八方，除了拱衛王室以外，更重要的使命就是披荊斬棘、開闢方國，征服或是驅趕蠻夷。
讓我們想象一下，如果周國不將諸姬派去佔領、開拓那些地方，山東和江蘇將成為東夷人的樂土；荊楚、吳越之地的土著將會一直以“我蠻夷也”自居，當然不會因為仰慕華夏文明而主動融入；西北和遼東的戎狄人可能會搶在匈奴人之前強大……
這樣的後果實在太過於可怕，卻反襯出分封制巨大而且無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從周初到戰國時期疆域的巨大變化，就能看出分封制的好處
光靠在封國為公侯的諸姬解決不了全部問題，還得有供其驅使的官員協助治理，這就出現了世卿世祿制這一選官制度：
“在周王國和各諸侯國裡，世襲的卿大夫便按照聲望和資歷來擔任官職，並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這就是世卿世祿制度。”（《戰國史·第六章》楊寬著）
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這些世襲而且享受采邑收入的卿大夫們與諸姬利益一致，自然瘋狂的開疆拓土，所以我們才能在上圖中看到周初到戰國時期在疆域上的巨大變化。
2、軍功授爵制——作為一種戰時體制，註定無法長久。
周人的瘋狂擴張，在當時的經濟和技術條件下，必然是有極限的。隨著向外擴張越來越得不償失而且周王室的權威每況愈下，諸侯國在利益的驅使下選擇了向內兼併，於是“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矣”（《後漢書·郡國志一》劉昭補註引《帝王世紀》）最終就剩下了戰國七雄。
而曾在世卿世祿制的刺激下驍勇無比的貴族們，經過幾百年時光的沉澱下變得腐化無能，已經不能適應大國競爭下的時代環境，於是諸侯國紛紛選擇變法圖存、圖強。
這其中最成功的當然是秦國的商鞅變法，而其中的軍功授爵制對於大幅增強秦軍的戰力並最終橫掃六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有軍功授爵的刺激，秦軍“聞戰則喜”，天下無敵就不奇怪了
軍功授爵製造就了一批爵祿及身而止，不再傳給子孫的新官僚和軍功地主，也促使秦人具有強烈侵略性和戰鬥慾望。但是當秦朝一統天下之後，這一制度很快就面臨無以為繼的尷尬局面，為了維持軍隊的戰鬥力，秦朝先後遣重兵北擊匈奴、南征百越，不但造成了中腹兵力空虛，而且也成為暴政苛民的催化劑。
所以秦二世而亡，不再合時宜卻堅決不改的軍功授爵制也算得上“功不可沒”。
3、察舉制、徵辟制和九品中正制——不管初衷如何，最終統統走回世襲制的老路。
察舉制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拔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考核通過後任用為官的選官制度；徵辟制，就是徵召名望顯赫的人士出來做官，皇帝徵召稱“徵”，官府徵召稱“闢”；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州府設置中正官，按照士人的家世和行狀來定品（共分九品），並以此作為選官的依據。
察舉制和徵辟制是兩漢選拔官員的制度，一個自下而上的選拔新鮮出爐的“素人”，一個自上而下的徵召名望顯赫的“達人”，看似形成了一個完美無缺的選材閉環，實際上在選拔的依據上主觀大於客觀，這樣一來操作空間可就大了——到了東漢後期，選拔人才的渠道基本被權貴望族所壟斷，推薦的往往只是自家子弟，於是出現了“四世五公”、“累世公卿”這樣的官僚門閥集團，事實上又倒退回了世襲制。
從察舉制到九品中正制，合力催生的一個怪胎就是士族門閥
那麼這些被選拔出來的權貴望族子弟的本事怎麼樣呢？有童謠為證：
“舉秀才，不知書。
舉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
高第良將怯如雞。”
漢亡之後，察舉和徵辟也搞不下去了，於是曹魏的吏部尚書陳群又搞出來個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的初衷一方面在於將選拔官員的權力從權貴望族手中收歸中央，另一方面在於通過德才名兼備的中正官把關，選拔家世、品德和才能並重的人才為官，杜絕門閥世襲。
結果呢？不但然並卵，而且繼察舉之後成為催生士族門閥橫行於世的又一推手，最終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尷尬局面——還不如察舉和徵辟那時候呢。
說白了，如果選官制度沒有客觀的選拔依據，改來改去最終都得改回到世襲制去。
4、科舉制——或許在今天看來科舉毛病一堆，卻是解決古代王朝選官難題的終極答案。
科舉制是通過系統性的考試體系選拔官吏的制度。與察舉、徵辟和九品中正制相比，科舉制是“一張考卷定終身”，最大限度的杜絕了人為因素的干擾；而且士子應舉原則上是遵循自己的意願，權貴望族失去了推薦權而無法再行壟斷，插手干預的可能性被降到了最低。
這樣一來，除非權貴望族的子弟代代都出天才，否則基本無法通過科舉實現家族子弟世襲為官的目的。所以自兩宋之後，“累世公卿”完全絕跡，“一朝天子一朝臣”成為普遍現象，這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政權的穩定。
在兩宋之前，權臣（還包括軍閥、外戚、宦官等）擅權凌君，發動叛亂、妄行廢立之事乃至以“禪讓”之名篡國奪位的事例數不勝數。可是自科舉制成熟以後，哪怕是像王安石、嚴嵩、張居正這樣權傾朝野的權臣以及像劉瑾、魏忠賢這樣敢自稱“立皇帝”、“九千歲”的權閹，皇帝想要奪走他們的權力，也不過是一紙詔書的事兒。
王莽、曹丕、司馬炎、楊堅等人要是生在兩宋之後，基本上可以死了當皇帝的心
所以在科舉制下，皇帝只需要操心“外夷”入侵和內部民變即可，至於那些在朝中掌權的傢伙，根本鬧不出什麼么蛾子來。
所以對於古代王朝來說，這樣的選官制度，簡直再完美不過。至於科舉考試選拔出一大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傻蛋，對皇帝來說根本就不算事——三條腿的蛤蟆不好找，兩條腿的人才有的是，咱們“天朝上國”最不缺的就是人……才。
可是這麼好的制度，以赫赫武功橫掃天下併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卻偏偏沒看上。
蒙古的選官制度往好了說叫“多途出身”，實際上就是胡來。
13世紀的蒙古人幾乎是這個世界上無敵的存在，見誰揍誰差點把歐亞大陸打通關，這在人類歷史上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存在。可是與其強大的武力不相適應的是蒙古人落後的文明，說其在當時尚處於原始部族向奴隸制過渡的階段也不為過。因此發展進程嚴重“偏科”導致制度性“瘸腿”的蒙古人，一方面妄自尊大，將被其武力征服的民族視為劣等民族，對他們的先進文明不屑一顧；另一方面，即便是如忽必烈之類的開明君主想要學習、吸收華夏文明的精髓，也往往根本就搞不懂那些對於他們來說過於嚴密繁複的東西，弄不好還會把自己的腦子搞成一團漿糊，最後把李逵學成了李鬼，結果自然是面目全非。
論打仗，蒙古人讓人沒話說。論治國，蒙古人還是讓人無話可說
不過對於耿直質樸的蒙古人來說，這都不是問題——搞不懂，那就瞎搞唄！
比如對於歷朝歷代來說都極度重視的選官制度，蒙古人就表現得很隨意。
想必當年鐵木真在斡難河畔統一蒙古諸部落時，恐怕做夢也沒想到後來的蒙古會成為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龐大帝國。所以在其迅速擴張的階段，絕大多數制度性的保障都是缺位的。而且他面臨的另一個困境是，既要保持蒙古的傳統習俗，又要與無數截然不同的文明發生接觸和碰撞，同時受困於帝國龐大的疆域無法實行有效的統治，所以我想用當前在網絡上很流行的一個梗來形容當時鐵木真的心情，是比較合適的——
我能怎麼辦？我也很絕望啊！
所以當時的蒙古人給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幾乎就剩下了征服與殺戮。至於統治與治理，蒙古人還幹過這種事？
其實他們還真幹過，只不過乾的比較隨性和佛系而已。就拿本文所講的選官任官制度來說，蒙古人在打天下的時候，就從來沒有確立過一種固定而且統一的制度，完全就地取材、隨意任用——對那些敢於反抗或是看不順眼的，就統統殺光換成蒙古人來管；如果是表現恭順聽話的，就可能會原封不動的保留其原有的統治體系，除了認蒙古人當老大，其餘一概不變。
當然這還是常規操作。要是當時的蒙古征服者腦洞大開或是根本懶得動腦子，什麼樣的奇葩他們都能搞出來。
因為文明的落後導致缺乏長遠的眼光和認識，所以蒙古人的統治手段低劣而且短視
不過正常情況下，蒙古人所謂的“多途出身”主要包括世襲、“不次”、“納粟”、“保舉”等，當然還有更多的是想一出是一出。
因為文明程度的落後，所以世襲制才最合蒙古人的口味。除了宗王貴族都是世襲之外，如“怯薛”（皇家禁衛軍）、“達魯花赤”（軍政一體的地方最高長官）等顯要重職也多為世襲。蒙古人是如此的喜愛世襲，以至於在元初之時連地方州縣的知州、縣令都可以世襲——這種情況要是持續下去，蒙古人非得在2千多年後再造出一個春秋戰國似的大亂鬥不可。幸虧忽必烈腦子還算夠用，上臺之後趕緊取消了州縣主官的世襲之權。
世襲製成為元朝尤其是元初之前普遍的制度，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祖宗太懶：
“元太祖（鐵木真）、太宗（窩闊臺）用兵沙漠，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屬來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襲。及取中原，亦以此法行之，故官多世襲。”（《廿二史札記·卷三十·元史》清·趙翼）
所謂“不次”，就是不依尋常次序破格提拔官員。在蒙元之前的歷代王朝中，官員的提拔程序是非常嚴謹而且嚴肅的事情，越品跳級升官這種事雖然不是沒有，但極其少見。不僅如此，官與吏、吏與民（士人除外）之間，在身份地位上有著天然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可這在蒙古人看來全都不是事兒。
比如蒙元從建立之初起就因為持續不斷的征戰，尤其是高層叛亂和底層民變始終不絕，導致在財政上始終壓力山大。故而凡是掌管財賦而又能政績卓然者（就是能給蒙古統治者撈錢，而且不管以什麼方式撈錢），比如出身賤奴的阿合馬、罪官出身的盧世榮等人都能搖身一變成為忽必烈的宰相（詳見 ）。再比如屬於從事“賤業”、在蒙元之前連子孫後代都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的捕快、工匠、吏胥等等，只要工作幹得好，當然更主要的是讓上官看著順眼，都能當官。
這似乎……不像是個壞事，只不過蒙古人做得太隨意了一點。
蒙古人隨意亂搞的另一個例子——在元之前無一朝敢用紙鈔全面取代貴金屬貨幣
至於“納粟”，在印象中好像是明清時候的專利：
“例監始於景泰元年，以邊事孔棘，令天下納粟納馬者入監讀書，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罷。成化二年，南京大飢，守臣建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禮部尚書姚夔言：‘太學乃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陋。’帝以為然，為卻守臣之議。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訖不能止。此舉、貢、蔭、例諸色監生，前後始末之大凡也。”（《明史·卷六十九·志第四十五》）
其實這個花樣還是跟蒙古人學的，原因還是財政危機。相比於明清時期“寸板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元朝上承兩宋的重商風氣，更重要的是人窮志短，所以對對外商貿極其熱衷——都恨不能將自家婆娘扔到船上去賣掉換銀子了，何況賣掉幾個不值錢的官？
至於“保舉”就更亂套了。下至各省、道的肅政廉訪使，上至諸王、駙馬，只要是個官都有保舉之權，只要有點渠道的傢伙都可以被保舉為官，簡直是亂成一鍋粥。
所以明人宋濂在著《元史》時，寫到元朝的選官制度都忍不住吐槽：
“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輒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鶚獻計，許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製，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為內官。又蔭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貲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元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一》）
元朝選官制度改革的試水之舉——制舉。
官吏是維護王朝統治的基石，這麼亂搞下去肯定要完蛋。所以從元世祖忽必烈開始，就不斷尋求選官制度的改革。
以武立國的蒙古人可能是出於對戰五渣宋朝的鄙視，所以一直對科舉制興趣不足。不過對於另一個以赫赫武功文明的中原政權——漢朝，蒙古人倒是欣賞不已，因此曾仿效漢朝察舉賢良之法，不時下詔令地方拔舉賢能，希望能選拔出諸如主父偃、桑弘羊那樣的賢臣。
可能是“漢軍威武”讓蒙古人產生了惺惺相惜之情，所以對借鑑漢朝舊例他們倒是沒什麼牴觸情緒
這就是制舉。不過制舉只是一項非常規的制度，蒙元朝廷只是偶一行之：
“世祖中統三月，命宣撫司官舉文學材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以聞。
至元十三年二月，詔凡山林隱逸名士，所在官司，具以名聞。後十八年、二十八年，下詔相同。蓋初平江南，極欲安撫與羅致。至元二十一年以諤爾根撒裡為集賢館學士，以禮遇應詔之士，館穀之飲食供張頗盛。
成宗大德九年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
仁宗延佑元年正月，敕各省平章為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隱逸，先以名聞，而後致之。七年十一月詔舉才德高邁，深明治道之士。
英宗至治三年，命搜訪山林隱逸之士。
泰定帝泰定二年九月，遣使宣撫諸道，有晦跡邱園，才堪輔世者，具以名聞。”（《續通考·卷三十七》明·王圻）
看科舉制橫豎不順眼的蒙古人，繞了一大圈彎路之後還是無奈的選擇了科舉制。
其實早在元太宗窩闊臺在位時，就曾因耶律楚材的建議下詔，令斷事官札哈岱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往各路考試儒生，分“論”、“經義”和“詞賦”三科。考中者除了享有免除賦役的特權之外，還能被分派到本地擔任議事官。
當時蒙古剛剛因為滅金而佔領了北中國，因此應試者眾多，錄取了東平人楊英等上千人（《元史》所載為“若干人”，《新元史》和《續通考》所載均為4030人）。
耶律楚材雖是出身契丹宗室，卻深受儒家思想影響，是最早積極推行漢化的蒙古高層
因為應試得官者多為漢人，自然侵犯到了因選官制度混亂而得利的原蒙古貴族和官吏，所以遭到了強烈的反對，所以蒙古的第一次通過考試選官的嘗試遭到了失敗。
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翰林學士承旨王鶚曾上書建議改革選官制度，並痛陳科舉制度的各種好處，引起了忽必烈的興趣。不過在他下詔令翰林學士與中書左三部議定科舉考試的具體實施辦法時，再次遭到了各級官吏的一致反對，於是復行科舉之事再度不了了之。
直到另一位推崇漢化的皇帝——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位之後，復行科舉才再次提上日程。皇慶元年，仁宗任命王約為集賢大學士，並下詔將後者的興科舉之議“著為令甲”，皇慶二年十月，仁宗再次要求中書省議行科舉，並於當年十一月下詔恢復科舉。延祐元年八月，全國舉行鄉試，一共錄取三百人，次年二月在大都舉行會試，取中選者一百人，次月在大都皇宮舉行殿試，最終錄取護都答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為進士。此次科舉仿唐宋舊制，尊崇朱熹之學，史稱“延祐復科”。
愛育黎拔力八達要不是死的太早，元朝說不定還能再挺幾年
蒙元滅金、宋後，科舉廢棄。“延祐復科”距離宋亡36年、金亡81年、元太宗考試儒生78年、元世祖複議科舉48年——在蒙古人全面統治中原半個世紀之後，漢族士人才重獲科舉晉身之途徑。
不過僅過了20年，元順帝至元元年，執行極度排漢政策的權臣伯顏（這貨甚至提出殺絕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的主張，只不過元順帝沒搭理這個蠢貨）當權，又取消了科舉。雖然在至正元年科舉考試又被恢復，不過此時的元朝已經風雲飄搖，20多年後便告亡國。
自仁宗到元朝亡國止，共舉辦過十六次科舉考試，取進士1139人，國子學錄取284人，總計1423人。但元進士基本不得重用，影響也不大。
其實蒙元死活不願開科舉的原因很簡單，除了前邊說過的科舉觸犯了蒙古貴族的利益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考不過漢人而已。哪怕是蒙漢分榜，蒙古狀元的卷子也實在拿不出手，瞅一眼都嫌丟人。
這讓心高氣傲、自詡天下無敵的蒙古人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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