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西域質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傳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媒介

長歌君按

漢代“西域質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傳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媒介

西域:大漠黃沙,駝鈴陣陣

“質子”是漢代以來出現的一種特殊人質,它通常以王侯的子弟作為抵押品藉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是中國古代民族關係史上一種普遍的現象,尤其以漢、唐、元幾代較為盛行,數量龐大。兩漢時期,有一類人在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非常特殊,它就是來自西域各國的“西域質子”,是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傳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媒介,在文化交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長歌君探

一、“西域質子”從何而來?

漢代“西域質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傳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媒介

西域質子中不乏被迫的抵押品

西漢與西域各國之間質子關係的建立,是伴隨著軍事征服和使者的招誘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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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西域各國

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賄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後漢書·西域傳》

自漢武帝始,大規模用兵匈奴,經營西域。與軍事勝利相呼應的是西域各國少數民族子弟或被迫、或委曲求全、或應徵、或自願以“質子”的身份入漢,留在漢朝宮廷,作為抵押品藉以實現西域各國與中央王朝的某種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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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廣利破宛

二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漢書·李廣利傳》

在漢武帝時期,西域各國大規模納質是在李廣利徵破大宛之後,雖然此次西域各國納子入侍《漢書》裡沒說明是多少個國家、多少數量,但從“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可以看出“質子”數量肯定不少。隨著漢帝國的不斷擴張,長安城內的“西域質子”與日俱增,最多時應包括西域三十六國,而且西域一些國家在漢“質子”不止一個,有的同時有好幾個“質子”在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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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出使西域,先禮後兵

東漢時期與西域各國的關係並不穩定,主要經過“三絕三通”維持。東漢重新在西域設置西域都護和戊己校尉,初步完成對西域統一的重任,此為“一通”。“一通”後,除龜茲以外,西域諸國均向東漢遣子為質,表示歸屬。“二通”即班超攻佔莎車、打敗龜茲等國的援軍以及攻破焉耆和伊犁王后,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此次納子作為人質的應該包括西域五十五國。公元127年,班勇領兵出擊焉耆,焉耆王元猛遣使乞降,這場戰爭使得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紛紛遣子侍漢,這次“西域質子”數量應該可觀。

二、“西域質子”在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中有何獨特優勢?

入漢的“西域質子”構成了漢代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重要媒介,他們在西域和中原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中具有其他人員不可比擬的獨特優勢,這種優勢可以概括為特殊身份和特殊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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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向西漢遣質子表可窺漢代質子身份不同尋常

“西域質子”身份的特殊是指其在國內和入侍漢宮以後的的身份不同尋常。首先“西域質子”基本上都是西域各國王子,也有少數是國王本人,毫無疑問,這些人的身份是極為特殊的。其次他們在其王國內,質子是最有可能接受良好教育的人。由於在封建社會教育基本是被統治階級壟斷的前提下,不是所有人都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和良好的教育環境,故而可以肯定“西域質子”是本民族中最有可能接受良好教育的人,由於其在文化教育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必然給中原和西域的文化傳播帶來極大的便利。

質其種裔,習我華風。——《冊府元龜·外臣部》

再次“西域質子”是漢王朝施加文化影響的重點對象。由於這些質子很有可能是未來西域各國的國王,漢王朝通過對入漢的“質子”施加文化影響,就等於對藩國未來的接班人進行漢文化教育,爭取漢文化將來在西域各國得到普遍接受。

由於“西域質子”的特殊身份,在中原和西域文化傳播方面會帶來一種示範帶頭作用,由於質子的國王或王子身份,他們在本民族內部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會引起西域國人的極大關注。

漢代“西域質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傳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媒介

“西域質子”風塵僕僕奔赴長安

“西域質子”的經歷的特殊是指其在來漢入質、留漢為質和社會交往都與其他外交人員出使的經歷有所不同。首先“西域質子”出使使命不同凡響,他們是被作為人質派往他國作為抵押品,來去不能自由,安全繫於兩國關係的好壞。其次“西域質子”留漢為質的時間較為久長,兩漢對西域各國入侍質子實行嚴格的輪流替換制度,他們的去留要由中央王朝批准,留漢為質時間少則一年半載,多則數年、十年到十幾年,如樓蘭質子尉耆自稱“身在漢久”,安息國王子也因“入侍於漢,因而家焉”。

再次由於“西域質子”身份特殊,有機會廣泛結交漢朝達官顯貴、文化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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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作品中的董卓,較好的演繹了史書記載的暴脾氣

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後漢書·趙典傳》

如東漢末年的車師王侍子,就與董卓關係密切,深得董卓寵愛,還為其犯法被誅殺“都官從事”,此時足以說明“西域質子”完全有與權貴們結交的機會。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經歷都為“西域質子”傳播本民族的文化和學習漢文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文化交流中有與其他人員不可比擬的獨特優勢。

三、“西域質子”在中原和西域文化交流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來漢充當質子由於身份和經歷的特殊,這與一般的官員、使者或者其他外交人員出使他國有所不同。質子出使漢帝國,使他們處在一個兩種民族文化激烈衝突、交鋒、交流和融合的邊緣地帶,使得質子在面臨著文化方面的艱難抉擇和不得不在新的文化環境中作出一定的適應性反應。於是“西域質子”在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交流和傳播中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媒介,扮演了重要角色,既是中原漢文化的傳播者,又是本民族文化的積極傳播者。

漢代“西域質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傳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媒介

漢代西域文化遺址,分佈在絲綢之路沿線

一是從兩漢“西域質子”的現實表現來看,不少質子長期留居中原,虛心學習漢族文化,回國後成為中原漢文化的有力倡導者,他們效仿中原王朝進行政治、文化方面的革新,使先進的中原漢文化在邊疆地區得以傳播,併產生很大的影響。

如龜茲王絳賓親自訪問長安,回國後進行改革,推行“樂漢衣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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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茲故城

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漢書·西域傳》

雖然最終龜茲王的改革未能達到預期目的,被人譏諷,但絳賓頂住壓力,堅持不動搖,開一代西域各國學習中原漢文化風氣先河,使得龜茲成為西域地區最早接受漢文化的地區。

隨著漢與西域關係的加深,也隨著入侍於漢的“西域質子”的不斷增多,對漢文化持肯定態度的“質子”也越來越多,西漢末年在位的莎車王延就是其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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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車王廷(左四)

(莎車王延)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與典法。——《後漢書·西域傳》

莎車王延在漢庭生活過,回西域後,模仿漢朝制度在莎車國建立了一套中原官儀,對莎車國的的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功,使莎車國強盛起來,一躍成為西域的霸主。

質子入侍,有時留居中原很久,深受漢文化的薰陶,逐漸產生內向之心。當他們返回故土、執掌大權之後,在堅決抵抗匈奴,幫助漢王朝推行各種政令、發展生產、傳播漢文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高士榮《西北土司制度研究》

東漢時期,西域各國遣子侍漢者甚至比西漢時更為頻繁。如龜茲質子白霸,長期生活於內地,對中原漢文化有很深的瞭解。白霸被班超擁立為龜茲國王后,在其國內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尤其在文化、藝術、法律等諸多方面,注意吸收外來文化,提高國人素質,同樣取得極大的成功,白霸的文化政策對龜茲甚至整個西域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是“西域質子”在學習漢文化的同時,也通過物品渠道和人員渠道把自己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傳播到中原地區,從而促使中原漢文化和西域少數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大大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寶庫。

“西域質子”把本民族的民族文化傳播到中原地區,主要通過物品渠道和人員渠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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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出土的佉盧文書

物品渠道是指由於“西域質子”入侍,進獻給中原王朝的諸如國書、貢品及質子本人及其隨從們穿著和攜帶的服飾、生活用品等。“西域質子”入漢,一般都要帶上本國國王給中原皇帝的書信,書信一般用本國語言寫成,要了解其中的內容,需要專門的翻譯人員,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很多就通過這種途徑被中原地區所瞭解和知曉。“西域質子”來到中原王朝,也要攜帶比一般使者更多的物品,其中最重要的是貢品,西域各國在其國內蒐羅的奇珍異寶,進獻給中原皇帝,貢品中有大量的本地民族文化符號,即所謂的“方物”,很多是稀缺品或者質量比中原地區的要好,甚至還有民族特色這種物品流入中原,必然帶來西域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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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歌舞和樂器也隨質子進入中原

人員渠道是指“西域質子”本人和其隨行人員。質子本人就是最為重要的人員渠道,始終是西域和中原文化傳播最為活躍的一個因素。儘管他們的初衷和肩負的使命並不是為文化而來,但由於他們在文化傳播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使其在入漢和回國過程中不知不覺的充當了一個文化傳播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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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馬:古代西域所產名馬

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漢書·李恂傳》

如李恂時任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都尉,與諸國“侍子”關係密切,因而往往成為他們拉攏的對象,《漢書》中記載李恂雖未受其珍寶,但據此可知漢代時期“西域質子”是把西域各國的珍寶,如宛馬、金銀、香罽之類的東西帶入中原得重要人員。物品渠道和人員渠道使得中原和西域文化相互交融極為頻繁。

長歌君觀

漢代“西域質子”,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傳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媒介

西域都護府的設置加速了西域和中原得文化交融

文化的傳播從來都是雙向的,漢代的“西域質子”不僅是中原漢文化的傳播者和受益者,也是本民族文化的積極傳播者。由於“西域質子”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經歷,成為中原和西域民族文化傳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媒介,在西域和中原文化的傳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發揮了無人替代的作用,促進了中原漢文化和西域少數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大大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寶庫。

參考文獻:

1. 班固等.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2. 范曄.後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3. 高士榮.西北土司制度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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