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漢語水平考試事務所捐贈給中國湖北高校的抗擊“新冠”疫情援助物資的紙箱上附有八字寄語“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感動了無數的中國人。現在大家都知道，這八字寄語出自《唐大和上東征傳》，是日本長屋王饋贈中國的袈裟上所繡的文字。於是大家都頗為感慨，八世紀時的日本人就已經寫出瞭如此內蘊深厚的漢文，且歷經一千二百多年，一直沿承至今。日前又有四家日本機構聯合捐給湖北的物資上寫著：“豈曰無衣，與子同裳！”如今在這個地球上，還在使用漢字的異國人，大概就數東鄰的日本人了。
日本救援物資上寫著“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和“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那麼，實際上的日本人，其漢學修養，或者說，今天日本學生的漢文教育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們知道，差不多一直到十世紀之前，居住在日本列島上的人，雖有日語，卻是沒有自己文字的。大約2300年前，隨著中國的稻作文明和金屬文明的傳入，文字應該也有傳入，以後又有儒學和佛教的傳入，便有了《論語》和各種佛經的文本。日本人試著用漢字漢文來撰寫公文，記錄自己的歷史，現存最早的《古事記》（712年）和《日本書紀》（720年）就都是用漢字漢文撰寫的，日本最早的文學作品，諸如《懷風藻》、《凌雲集》、《文華秀麗集》等，都是皇室和高級官吏、僧人等創作的漢詩漢文集。
今天的人們去日本旅遊時，在九州的太宰府或是京都等地，每每可見到茅草屋頂、歷史悠久的天滿宮，那是紀念大學問家菅原道真（845-903）的神社，他編纂過漢文的《日本三代實錄》等著作，他有一首《九月十日》的漢詩至今仍在被人們傳誦：“去年今夜待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
用假名和漢字混合創制的日文記錄的《古今和歌集》等，則誕生在十世紀以後了。
平安時代的中後期（大約10-13世紀），日本本土的國風文學很興盛，漢文漢詩多少受到了一點冷落，但用漢字撰寫的詩文仍然有很高的地位，日本人根據漢字的草書體和楷書偏旁創制出來的文字，只能稱作“假名”，而漢字才是“真名”。
到了鎌倉時代末期，由於宋元時期的中國僧人的東渡和日本僧人來中國習佛，又興起了一個以寺院為中心的“五山文學”，那純然是漢詩漢文的世界了。其中有一個叫雪村友梅（1290-1346）的僧人，是“五山文學”的代表之一，他有一首漢詩很耐讀：“枯似榮兮儉似奢，醉霜楓葉染辰砂。一枝折向銅壺裡，勝對春三二月花。”將佛界與俗界、實像與虛像自然地融為一爐，讓讀者自己去仔細玩味。還有被後人稱為是五山文學雙璧的義堂周興（1325-1388）和絕海中津（1336-1405），寫的漢詩文也不乏佳作。絕海中津不僅詩文都十分出色，還把從中國傳來的四六文體在日本的禪林中廣泛傳播，在日本也掀起了四六駢文體的熱潮，影響一直沿承到了近代。試舉他的一首《宿北山故人房》：“擬訪北山友，來書偶見招。入門松日落，對榻夜燈燒。詩苦寸腸斷，鍾清諸妄消。天明辭勝侶，雲雪漲溪橋。” 詩苦寸腸斷，或許是尋常詩人的感慨，鍾清諸妄消，則又進入了一個禪林的世界。
到了江戶時代（1603-1867），朱子學傳到日本，因其主體思想適合當時的江戶幕府，於是從民間到官府，掀起了儒學的熱潮，王陽明的著作也成了武士階級誦讀的經典。當時的中上層階級，都可以熟練地閱讀中國的經典，只是閱讀的方法，是一種日本人自己發明的“訓讀”，在文字的右側註上順序符號（因為日文的動賓順序與漢文相反），大致就可理解漢詩文的意義。江戶時代，日本雖然隔絕了與所有外國的官方聯繫，卻接受了12批來自朝鮮的通信使，彼此之間的交流，差不多完全用手寫的漢文，被稱為是“筆談”，朝鮮人回國後撰寫的旅行記和考察記，也都是漢文，對於稍有文言文學養的中國人來說，今天讀來也毫無阻礙。江戶中後期有一個歷史學家賴山陽（1780-1832），撰寫了一部很有名的《日本外史》，我曾買來讀過，從頭至尾，都是用漢字漢文寫的，他當然是寫給日本人看的，可見，當時有些教養的日本人，都可閱讀漢文。
進入近代的明治時代以後，日本人已經漸漸認識到了中國的衰敗，鴉片戰爭以及後來一系列與西方列強的戰爭，中國的屢屢戰敗，使得中國的形象在日本大大受挫。但是明治政府的領袖們，大半都是江戶時代出生的，他們依然接受了良好的漢文教育，甚至在明治初中期，通曉漢文漢詩依然被看作是是否具有教養和學養的表現。即便後來猛烈抨擊儒學和貶抑中國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1901），他少年時讀過差不多所有重要的中國古典，比如《論語》《孟子》《詩經》《書經》《世說》《左傳》《戰國策》《老子》《莊子》《史記》《前後漢書》等，尤其是《左傳》，對其中的第15卷曾經通讀過十一次，有趣的篇章都可背誦，由此可知他在漢學方面具有深湛的修養。第一任內閣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雖然出身低微，漢詩文的功底仍可稱道，我在下關的日清媾和紀念館內見過他書寫的手跡，與李鴻章的字跡並排掛在一起，同樣蒼勁渾厚。他寫過一首《日出》：“日出扶桑東海隈，長風忽拂岳雲來。凌霄一萬三千尺，八朵芙蓉當面開。”氣勢不小。倒幕初期的風雲人物西鄉隆盛（1827-1877），也不完全是一個赳赳武夫，他有一首《偶成》，被認為是抒發了倒幕志士的熱血胸懷：“幾歷心酸志始堅，丈夫玉碎恥瓦全。一家遺事人知否，不為兒孫買美田。”陸軍大將乃木希典（1849-1912），因其在日俄戰爭時馳騁疆場，一直被後世的日本人看作英雄，1912年隨明治天皇殉死後，日本人在京都南面的伏見桃山為他建造了神社，裡面最有名的就是所謂鐫刻著“乃木三絕”的詩碑，其中的一首《爾靈山》最為後人稱頌：“爾靈山險豈攀難，男子功名期克艱。銕血覆山山形改，萬人齊仰而靈山。”所謂“爾靈山”，就是日俄戰爭時期位於中國東北的二零三高地，該詩寫出了兩軍相戰時的血腥和慘烈。由此也可看出，明治時期，即便如這等武將，也常常借漢詩來抒發所謂的豪情壯志，也可知當時中上層的日本人，無論文武，都具有不壞的漢學功底。
乃木希典所作《爾靈山》
乃木希典所作《金州城》
漢詩如此，漢文也是如此。明治時期著名的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1874年從法國留學歸來，把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翻譯過來，卻不是用日文翻譯，而是用漢文！書名叫《民約論》，據說他的目的，不僅可以供日本人閱讀，還可以讓當時的中國人閱讀。留學德國的文學大家森鷗外和留學英國的夏目漱石，都算是西歐派的維新人士，作品也充滿了現代意識，卻是寫得一手純熟的漢詩文。尤其是夏目漱石，他在26歲時用漢文寫的《木屑錄》中回憶說：“餘兒時誦唐宋數千言，喜作為文章，或極意雕琢，經旬而始成，或咄嗟衝口而發，自覺澹然有樸氣。”（《夏目漱石全集》第12卷445頁，巖波書店1967年）20世紀的中國文學研究大家吉川幸次郎，十分欣賞夏目漱石的漢詩，專門編選了一本《漱石詩注》。吉川在序文中指出，夏目漱石漢詩的語彙也許不如同時代的職業漢詩人那麼華麗，在典故等的運用上，也顯出非專業詩人的痕跡，但他在對漢語的駕馭能力上，恐怕還在職業漢詩人之上。
《漱石詩注》
因此，當1877年底第一任駐日公使何如璋和書記官黃遵憲等抵達日本時，中方都沒有正式的日語譯員，與日本的交往，很多都通過筆談（日方已有華裔的譯員），黃遵憲主要通過與日本人文字往來的方式以及文獻的閱讀和自己的親身體驗，獲得了許多有關日本的信息和知識，後來據此出版了《日本雜事詩》和《日本國誌》。同樣，日本在經歷了漫長的鎖國時代後，於1862年派往海外的第一艘官方商船“千歲丸”來到上海時，與中方的交往，也是通過筆談，當年隨船來到上海的高杉晉作，他撰寫的旅行考察記《遊清五錄》，用的多半也是漢文。
1895年結束的甲午戰爭，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點，也是一箇中國形象巨大的反轉點。中國從此幾乎成了日本的一個嘲笑對象，伴隨的就是漢詩文地位的隕落。日本的教科書上，大幅削減了漢詩文的篇幅。到了大正時代，中國古典的學養，已經不是評判一個人是否有教養的尺度了，即便是文人學者，有些已經不能解讀漢詩漢文，比如大正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吉野作造（1878-1933），自幼在西風美雨中浸淫成長，與中國的古典頗為疏遠。1923年來到上海並出版了《魔都》一書的村松梢風（1889-1961），也缺乏中國漢詩文的造詣。當然，也是因人而異，1921年到上海來的芥川龍之介（1892-1927），因家庭薰陶和自己的喜好，不僅對漢詩文，且對中國的書畫，也造詣不淺。進入昭和時代以後，蔑視中國的風氣，也越加興盛，東京帝國大學的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科，幾乎都沒有什麼人考，後來成了著名的魯迅研究家的竹內好（1910-1977），最初進入這一科，不是出於對中國的興趣，只是因為容易考，幾乎沒有什麼競爭者，1932年在北京的兩個月遊學，使他對中國真正產生了興趣，但他自己坦言，自己並不能閱讀漢文（即文言文），於是便轉為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這一現象，在昭和時代變得越來越普遍。
戰後，日本進入了一個比較健康而多元的時代，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和評價，也回到了一個比較客觀理性的紀元，可以說，對中國古典和文學的研究，在學術上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以巖波書店為首，出版了許多中國古典的註釋本和現代文譯本，研究著作，也是汗牛充棟。《論語》《老子》等中國的古典，被認為是凝聚了東方智慧的結晶，應該為東方人所共同享用。當然，一般的日本讀者，大多已無法直接閱讀漢詩文，他們更多的是閱讀詳盡的註釋本或是日文譯本，我在舊書店內也購買到許多種《論語》和《菜根譚》的註譯本。在江戶時期曾經用作儒學講學所的今天的孔廟（日語一般稱為“湯島聖堂”）內，今天依然面向一般的日本人開設了十多門課程，除了日本漢詩文外，大多是《論語》《老子》、唐詩宋詞、王陽明《傳習錄》等的講讀，稍微收一些費用，據我所知，聽者頗眾，不過多為上了年紀的人。
日本的《菜根譚》的註譯本
《論語》
那麼，今天日本學校中的漢詩文教育情形是如何的呢？自然，漢詩文在今天的日本，已經失去了實用的價值，只是作為一種教養，或者說是對於前人文化遺產的傳承，今天的日本學校，自初中開始，在“國語”教科書中依然還有適當的安排。
我看到的一份最新的資料，在初二的國語教科書上，特別編入了一個“漢詩”的單元，裡邊收錄了杜甫的《春望》和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廣陵》，是漢語原文，但念法是日文的文言，儘可能保持了漢詩原來的韻味和格調，學生主要也是通過譯文來理解原詩的涵義。高中收錄漢詩文的課本，名叫《新探求國語綜合 古典篇》，第一單元是“漢文入門”，介紹漢文的語法構成和日本式的訓讀法，內容包括這樣幾項，一是典故，諸如朝三暮四、塞翁失馬等，二是詩文，詩裡邊有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七言律詩，有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張繼的《楓橋夜泊》等，文章有韓愈的《雜說》、周敦頤的《愛蓮說》等，還選錄了歷代史傳中的一些精粹片段，思想部分則收錄了《論語》的七章和《孟子》的三章。當然，日本的教科書並不是完全統一的，可由各家編寫、各個出版社出版，但必須由文部科學省審定，內容出入不會太大。
日本高中收錄漢詩文的課本《新探求國語綜合 古典篇》
教材目錄
“塞翁失馬”
在今年一月的國語高考試卷上，漢詩文部分考的是一首謝靈運的《田南樹園激流植援》：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痾亦園中……。謝靈運的詩，多少還是有些冷僻的，考的內容有詞義解釋，甚至還有填空，換言之，你如果不能背誦全詩，填空部分自然是無法得分了，這對於中國的高中生而言，恐怕也是極具挑戰性的。日本青年人漢詩文的實際學養，我不敢妄評，不過有了這些基本訓練，皮毛的知識應該都具備了吧。（日本中學漢詩文教育的部分，旅日作家唐辛子的幫助甚大，在此謹致謝意。）
這樣看來，捐助武漢物品的紙箱上貼有“山川異域，風月同天”的詞語，且又是漢語水平考試事務所寄贈，也就並不是很稀罕的了。這差不多是一千五百多年文化流脈的自然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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