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南山院士報告藥物研究最新進展
新聞引語
18日，廣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召開疫情防控新聞發佈會，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出席，針對新冠肺炎的治療、疫情防控等問題進行了回答。
磷酸氯喹還夠不上特效藥，但是它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藥。
面對新的東西，往往實踐先於科研，摸著石頭過河。已有的比利時、美國的研究表明，磷酸氯喹對冠狀病毒是有效的，這次是真正用在人體。
磷酸氯喹是老藥。短期使用來看，沒有太大的副作用。
相當一部分患者，能夠在一段時間內使得病毒轉為陰性。和其他藥物對比，發熱症狀消失，副作用不是很大。個別會出現腹瀉，很個別會出現耳鳴，停藥後就會停止。
目前正在開展較大（範圍）的臨床觀察，要進行用藥和不用藥的比較。
那麼，新藥研發為何困難呢？
藥物研發過程漫長
新藥的上市前的流程是這樣的：
前期研究→發現候選藥物→臨床前研究→臨床試驗→新藥申請→批准上市。
新藥上市不易
1.概率低
在美國，實驗室研發5000-10000種藥物，只有250中會進入臨床前研究，這裡面只有5種有可能進入臨床試驗，最終只有1枚幸運兒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上市。這概率就是0.01%-0.02%，真正意義上的萬里挑一。
*數據源自美國藥品研究和製造商協會（PhRMA）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
2.時間漫長
除了由於嚴格審查檢驗導致通過概率十分之低，還有漫長的等待與審批。
前期研究的時間不算在裡面，從發現候選藥物到臨床前研究這兩個階段，就可能花去3-6年時間，其後臨床試驗要經歷3個受試者數量遞增的三個階段，這可能花去7年左右時間，最後通過申請獲得FDA審批並規模化生產上市這也需要1-2年時間。
由此，最少是10年左右，最長可能的是長達24年。
*數據源自美國藥品研究和製造商協會（PhRMA）
3.金錢投入無法想象
在英國，從候選藥物到最終臨床試驗，藥廠平均總花費是
11億英鎊（約100億元人民幣）*源自英國製藥行業協會（ABPI）統計數據
在2013年福布斯統計的100家制藥公司平均研發成本，平均每種藥物的研發成本為19.7億美元（約138億元人民幣）
*源自福布斯統計數據
為什麼需要這麼長的時間和如此大量資金投入呢？
首先，在臨床前研究這塊是研發人員需要通過複雜的過程：
1.靶標確定-2.建立模型-3.發現化合物等研發階段。
不過這只是一切的開始，在這之後為了保障藥物的安全性，臨床實驗不可避免。
“隨機雙盲大樣本分組對照實驗”
1.源起新冠
為什麼要說臨床實驗呢？因為這次新型肺炎病毒的肆虐，特效藥遲遲沒有出現，期間卻出現了一些所謂的“中醫神藥” 治療了多少多少新冠病毒的病人。於是，中西醫的爭論又再次喧囂。
其中，鍾南山院士也肯定了中藥的作用，他表示，就西藥來說，在實驗室發現的細胞水平對新型冠狀病毒有效，真正進入人體有個過程，有相當多的西藥體外有效，進到人體沒效。但中藥不太一樣，一些藥在臨床已經很常用。如果這些中藥真的顯示了減少病毒進入細胞或減少炎症，這樣就能夠給中藥使用提供依據和線索。一旦有證據，中藥是可以放心用的。特別是針對一些早中期患者。
·中醫支持者們覺得只要疾病被治好了就證明所對應的療法就是有效的，不能否認中醫。
·質疑批判中醫的就會以科學標準來批判中醫理論，認為都是沒有實驗精神的偽科學。
眼前，新冠特效藥無法避免的就是需要進行：“隨機雙盲大樣本分組對照實驗”。
由於這個嚴謹、負責的測試，藥物的上市和投入使用才快不得。
隨機、雙盲、大樣本、分組對照，這麼多前提是因為它的出現也是經過歷史的驗證，一步步改善至今，才成為現代醫學標準。
2.破“因果論”
在18世紀前的西方，因果論是第一要律，從哲學到科學、醫學無一不遵循這條原則。
但是英國哲學家休謨說：
“一切因果關係都值得懷疑。”
英國哲學家-休謨
但休謨並沒有繼續向下深挖，直到20世紀英國數理邏輯學家羅素提出了一個比喻：
在火雞飼養場裡，一隻火雞發現，每天上午9點鐘主人給它餵食。它並不馬上做出結論，而是慢慢觀察，一直收集了有關上午9點給它餵食這一事實的大量觀察證據：雨天和晴天，熱天和冷天，星期三和星期四，各種各樣的情況。最後，它得出了下面的結論：“主人總是在上午9點鐘給我餵食。”可是，事情並不像它所想象的那樣簡單和樂觀：在聖誕節前一天的9點，主人沒有給它餵食，而是把它宰殺。
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羅素
這便是對因果論和歸納法的諷刺和批判。
也就是說：你發燒了，家人讓你捂被子，過幾天發燒真的好了。
於是便得出結論：
捂被子可以治療發燒。經過推敲，這明顯是不合理的，在醫學上更不可如此兒戲。
3.思想開篇
要追溯最早的“隨機雙盲大樣本分組對照實驗”，是大航海時代。
當時壞血病在水手中瀰漫，牙齦出血，接著全身潰爛出血直到死亡。再加上一直找不到針對治療方式，當時可謂是聞“壞血”而喪膽。
到了1747年，英國軍艦上有一位醫生林德，想出一個“分組對照實驗”的方法：
把16位生病的海員分成4組，每組兩人，分別用不同的驗方，比如第一組吃橘子、檸檬，第二組喝稀鹽酸，第三組喝海水……
結果六天之後奇蹟發生了，第一組吃橘子、檸檬的好了，其他組都沒好，反覆試都是這個結果，於是真正對症的藥找到了，就是
吃水果。
原來是因為水手們長年在海上，吃不到新鮮的蔬菜與水果，導致缺乏維生素C。不過當時人們還只是歸因於治療藥物——水果，並不知道其實缺的是維生素C。
4.“分組對照”發展
在林德進行“分組對照”之後，另一個進行分組對照試驗的是法國人皮埃爾·路易。
在18世紀，放血療法盛行。就連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也難免其害，在1799年死於愚昧的放血療法。
當時華盛頓病了，醫生一次性給華盛頓放了人體總血量的一半：2500毫升。華盛頓最終死於失血過多休克。
自此，放血療法受到了質疑。
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病危
1812年，來自法國的皮埃爾·路易開始了長達7年對放血療法病人的臨床觀察，並於1819年發表了他發現：放血療法明顯增加了病人的死亡率。
在這樣的分組對照實驗證據之下，放血療法才漸漸被人們摒棄。
5．“雙盲”的公正性
在進行分組對照實驗時，最早只有病人不知道自己所在的組別，即“單盲”，而醫生知道組別的不同，導致了醫生常常會暴露出自己的態度，讓病人能夠猜出自己所在的組別。
“自己是吃真藥？還是對照用的安慰劑？”
於是為了更加公正，直接進行第三方發配藥物並進行統計，讓醫生也“盲”掉，就能夠避免醫生對病人產生的主觀影響。
6.“大樣本”的必要性
為了避免“倖存者偏差”，實驗數量越大，才能避免偶然性，做到真實客觀。
在統計學上，這叫做“大數原則”。
對50個人進行藥物測試和對5000人進行，結果顯而易見，人數越小越容易出現偶然性。
7.“隨機”的客觀性
在17世紀的荷蘭，有個小鎮爆發了瘟疫。
當時醫生研究出了一種針對瘟疫的新藥，給一個患者測試後情況好轉，於是轉頭就注入了一個小孩身體，結果小孩吐血不止。
醫生當時發現這種生理差異之後，立馬停止了用藥。
由此可見，成年人與小孩是不一樣的，新藥用量也會不同。
那該如何是好呢？病人的選擇與分組必須隨機，才能保證藥物療效的普遍性。做到真正的客觀有效。
由以上資料和歷史故事，我們可算知道為什麼一款新藥研發上市有這麼多困難了：
藥物實驗的病人樣本要足夠多，實驗次數要足夠多，時間要夠長，金錢花費也就更多。
總結
相比較上面一般藥物的研發，這次新型冠狀病毒的藥物研發還有這一些額外的困難。
在1月24日全球權威的生物化學學家、冠狀病毒研究專家羅爾夫·希爾根菲爾德抵達了中國，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了藥物開發的兩大難點。
羅爾夫·希爾根菲爾德
1. 針對冠狀病毒的藥物開發對於製藥公司來說缺乏市場動力。
如果把8000個SARS病例和2500個MERS(中東呼吸系統綜合徵)病例加起來也只有10000多個病例，即使再加上新冠肺炎截至1月底的確診病例，這也仍未達到製藥行業的市場。如果製藥公司對這個病毒沒有興趣，那麼投入巨大的藥物研發工作尤其是花費昂貴的臨床試驗將難以開展。
2. 臨床試驗困難。
“通常當你有一個新的化合物，你需要在小白鼠身上完成所有必要的試驗，並且你還要證明它沒有毒性。接著最後你想進行人體試驗，也許你仍然會找到健康志願者進行1期臨床試驗，但是到了2期臨床試驗時，為了顯示出你的化合物在病人身上的功效，此時已經沒有病人了，因為該病毒已經不爆發了。”
這時候，有的人就說了：
“我們之前不是有針對抗冠狀病毒的藥嘛？拿來用不就好了”
可是正因為這是冠狀病毒，它的突變十分之快且難以預測。
不過，現在最有效的辦法也是在現有抗病毒藥物中進行測試，找到能夠抑制病毒的藥物。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當務之急還是做好預防工作，確保自己遠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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