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類憑藉現代科學技術改天換地的巨大力量，將整個人類社會乃至整個地球生態圈都變成了自己的改造對象。人類已經成為地球這顆行星生態變化唯一的、最終的因素，以至於地質學家宣告地球進入了“人類世”。此時，作為現代文明象徵的普羅米修斯，因為受到科學的空前力量和經濟的持續能量的推動，已不再被束縛，而獲得了徹底解放。技術朝著沒有回頭路的方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去，卻可能最終背離人類，奔向災難。
原文 ：《科學技術不能被黑箱化》
作者 |中共中央黨校 胡明豔/副教授 陳亞平/研究生
圖片 |網絡
2018年11月26日，原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宣佈世界首例基因編輯嬰兒誕生，震驚了全球科學界，並引起了社會輿論譁然。
眾所周知 ，基因編輯技術是利用人工設計的核酸酶開展的基因工程，包括體細胞基因編輯和生殖細胞基因編輯。前者只涉及受試者本人，後者則會將被編輯的基因傳遞給後代。從當前看，基因編輯技術存在不可忽視的“脫靶突變”問題。從長遠看，經過時間推移、廣泛遺傳後，涉及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技術將對整個人類基因庫存在難以估量的不確定性風險。此外，一旦允許基因編輯嬰兒，那麼，各種定製嬰兒或將加劇社會不平等。由此，賀建奎事件中，不僅兩位女嬰的人生叵測，整個人類的命運也陷入了巨大風險之中。基因編輯技術自身的發展更是來到了一個“繼續還是停止”的十字路口。
2019年3月14日，來自7個國家的18名科學家和倫理學家在《自然》雜誌上聯名呼籲一段時間內全球暫停生殖系基因編輯的臨床應用。在此時間段，我們應對生殖系基因編輯的技術、科學、醫學、社會、倫理和道德問題進行充分討論，以便建立一個國際框架，讓各國在保留自己決定權的同時，自願承諾除非滿足某些條件，否則不批准任何臨床生殖系編輯的使用。對此，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也很快發表了聲明表示支持。
事實上，早在2015年12月的第一屆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上，各國科學家就曾達成共識：除非安全性、有效性問題已得到解決，除非社會認可，否則不得進行任何基因編輯嬰兒的臨床應用。然而，接下來幾年，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機構對基因改造、增強人類的研究表現出日益顯著的興趣，卻沒有出現任何關於臨床基因編輯何時才是合適的國際對話。2018年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降生，更是表明，在生物技術成為一項蓬勃發展的產業的今天，試圖效仿上世紀70年代的“阿西洛馬會議”，將可能的風險僅僅限定在技術方面，並通過科學家自治來應對，是無法從根本上有效解決問題的。
與此同時，僅僅依靠部分國家和地區對相關研究活動的臨床應用進行監管也難以奏效。因為在全球化時代，在各不相同的監管理念和鬆緊不一的監管力度下，一國一地禁止開展的科技研究可以輕鬆在別處開展。我們迫切需要在國際範圍內建立一套通用的框架來約束基因編輯的研究和臨床應用行為。目前約有30個國家制定了直接或間接禁止所有臨床使用胚胎編輯的方案。今年2月，我國衛生健康委和科技部也發佈了生物技術相關條例的徵求意見稿，開始推動相關法規的出臺。
應對技術的倫理意義進行評價和研究
回顧迄今為止全球各界對賀建奎事件的反應，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我們不能再把科學技術當作一種與倫理無關的價值中立的自由事業。過去，即便科學技術發展引起了某些倫理問題，人們認為那也只是技術應用方面產生的問題，與科學技術本身無關。而且，某項科學技術若尚處在襁褓之中，距離深度而廣泛的社會應用尚有時日，那麼，它還需要來自各種社會力量的支持。此時，若對這項科學技術進行倫理評價，似乎勢必要阻礙技術的順利發展。在這種“技術先行”的理念中，科學技術的自由發展總能促進社會進步，倫理評價則往往滯後與科技創新的步伐，最多隻能對其應用的負面影響進行某種程度的修補。在勢不可擋的科技創新活動面前，倫理沒有什麼用或者作用甚微，甚至有時候還是個令人討厭的絆腳石。
的確，如果認為只有在科學知識確定無疑、技術的後果已成事實並且已經造成了實際問題的時候，才去進行倫理學思考的話，那麼，倫理學從根本上就總是慢人一拍，因此毫無作用可言。然而，在人類藉助科技力量主宰地球的“人類世”，人類已經將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實驗室，各類科學技術固然為享有美好的生活提供了美妙的前景，但是在如今相互連通的“地球村”裡，僅僅是一個無心而為的技術事故都將可能導致嚴重的災難。而當後果可能是全球性的災難時，哪怕是非常小的概率也是無法被接受的。所以，科學技術的發展絕不能只考慮效率和利潤，而必須時刻銘記自己想要過怎樣的生活，又應該怎樣實現那樣的生活。倫理考量也絕不是隻能做個“事後諸葛亮”，等到不想要的後果發生之後評說一番了事。如果人們明白，科學技術足以給人類乃至整個地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甚至革命，那麼，我們就不能等到相應技術產品進入市場、出現問題之後才進行倫理反思，而必須從一開始就要對技術的倫理意義進行評價和研究。
科學技術和社會協同演化
今天，全球學界已經普遍認識到，現代科學、技術、社會、政治、經濟、自然與文化等因素都處在一張異質性的網絡中，互動並影響著彼此。科學技術不能被黑箱化，不能被隔離於社會關係之外。任何一項科學技術的產物不僅僅是物質客體，更是社會技術聚合物——是人工物、社會實踐、機制安排、知識體系和自然的混合物。科學家、技術專家和工程師們不是在真空中孤立地去做研究，相反，他們的研究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塑造的。現代科學技術問題往往與有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議題緊密纏繞在一起。科學技術的設計是一種負載價值的社會活動。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科技的歸科技、社會的歸社會”，把價值和倫理因素從科學知識生產中撇清。科技發展的軌跡也是不同利益群體博弈、協商的結果，而非遵循什麼既定的秩序運行。
總之，科學技術和社會是協同演化的。當科學技術塑造出的複雜人工世界在資本的助力下將人類推入了一個“風險社會”後，科學研究者們就不能聽憑科學技術自身的邏輯甚至資本的邏輯，而需要依據是能否造福人類社會的價值標準來做出是否進行某項研究、如何進行研究的選擇。由此，倫理的考量可以作為科技的塑造者之一，從科學技術發展的一開始，就與其他行動者一起積極地參與科學技術未來的建構，
貫穿科技發展的全過程，成為一股行動的力量。這種新的科技觀不妨被稱作“倫理先行”理念。
新興技術為我們踐行“倫理先行”的理念提供了這樣的機遇。與傳統技術不同，新興技術發展的風險問題從一開始就受到高度關注。所謂新興技術，是20世紀 80年代後湧現出的一批尚處於萌芽和起步階段，就展現出了創造一個新行業或改變一個現存行業、對社會經濟結構產生重大影響的巨大潛力的高技術。這些新興技術跨越了學科邊界、產業邊界和政治地理邊界，發展速度很快，還因受惠於互聯網和全球化而呈現出分佈式的發展，無需很大投入即可開展（比如可在家中DIY的“車庫生物學”）。
新興技術有三個特點：第一，不確定性，即不知道可能發生的種種後果如何或每一種後果發生的概率如何；第二，歧義性，即人們對可能後果的意義含義或重要性缺乏一致的意見；第三，使能性，即新興技術可以改變現有的生產生活，創造出以往不存在的甚至不可想象的新可能。鑑於此，新興技術總是在昭示著瑰麗前景的同時也伴隨著巨大潛在風險，引發了社會各界的擔心和爭議。所以，在技術風險已經全球化的現時代，如何應對新興技術所帶來的倫理挑戰，是保證可持續的、負責任的科技創新所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由於新興技術尚有巨大可塑性，在其發展和嵌入社會中仍存在大量選擇空間，倫理考量的及早干預更有可能讓技術遵循人類社會理想的方向發展。
如今，在歐美很多國家的科研工作中，倫理學的伴隨研究常常就是科技研究項目的一個組成部分。不論是大學、科學院，還是協會團體，直至科研資助機構，可以說，幾乎在科學領域的各個方面，我們都能看到各種行為準則和倫理規範的滲入，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倫理學家進駐實驗室腹地，與科學家們一起辨析和應對在科學研發過程中所遇到的倫理問題。與此同時，在公眾層面，各種形式的公眾參與和公開辯論活動非常普遍，相應的法律和監管措施也比較嚴密，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歐美科技的穩健發展。
中國的新興技術正處於快速發展期，同時也正面臨著嚴重的風險問題，亟需提升科學共同體的倫理素養，構建起更加全面和審慎的風險預警機制，從現有的社會制度的適應力和全人類長遠福祉的角度來思考某項技術是否應當發展、到底該怎麼發展。若此，科學技術才能真正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70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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