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春節雖然有些特殊，但這幾年父母逼婚的問題一直存在。
很多單身年輕人一直無法理解，“為什麼父母那麼熱衷於逼婚”、“為什麼認為不結婚就是不孝”、“為什麼晚點兒結婚就是丟人”，當然，父母對年輕人的做法也看不懂，“為什麼到了結婚年齡還不結婚”、“為什麼找個對象就這麼難”，這其中的原因，除了各自立場不同、相互不夠理解外，還有一個深層原因，那就是社會文化心理。
對於這個社會文化心理，法蘭克福學派的主要成員，弗洛姆提出的社會無意識理論，可以給我們解釋。
今天的文章，我就結合弗洛姆的社會無意識理論，來說說為什麼春節期間，父母逼婚最厲害。
埃裡希•弗洛姆是一位國際知名的美籍德國猶太人，人本主義的哲學家和精神分析的心理學家。他認為要修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闡釋了兩次世界大戰後西方人的生存和精神處境，所以，他被尊為“精神分析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同時，弗洛姆還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之一，他的思想特色是試圖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馬克思的人本主義學說綜合起來。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1941）、《為自己的人》或《自我的追尋》（1947）、《健全的社會》或《理性的掙扎》（1955）、《愛之藝術》（1956）、《弗洛伊德的任務--他的人格和影響分析》（1959）、（1961）、《馬克思論人》（1961），以及《在幻想鎖鏈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馬克思和弗洛伊德》（1962）等等。
弗洛姆闡釋的社會無意識，是在總結弗洛伊德的個人無意識理論和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基礎上提出的，主要指社會被壓抑的領域。
他在《在幻想鎖鏈的彼岸 》這本書中指出：“我所說的'社會無意識'是指那些被壓抑的領域，這些領域對於一個社會的最大多數成員來說都是相同的。當一個具有特殊矛盾的社會有效地發揮作用的時候，這些共同的被壓抑的因素正是該社會所不允許它的成員們意識到的內容。”
弗洛姆使用的“壓抑”一詞，來自於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看來，意識層面的內容之所以會進入到潛意識中，就是因為人使用了“壓抑”的心理防禦機制。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文章中的無意識和潛意識意思相同。
在弗洛姆看來，每個社會都會對人們的思想進行篩選，有些經驗不能被覺察到或意識到，於是進入無意識層面，成為社會無意識，而有些經驗會成為社會意識，也就是我們習以為常的、需要遵守的生活方式、文化和制度等等，而這些就構成了一個社會體系。
那麼，在一個特定的社會中，通過什麼方式來篩選那些思想體驗呢？弗洛姆給出的答案是社會過濾器。
在弗洛姆看來，每個社會構成的社會體系，就像是一個過濾器，只有通過過濾器的思想經驗才能被意識到，而不能通過的，就被壓抑到社會無意識中。
社會過濾器通過三種方式來起到壓抑的作用：
第一種方式是語言。
不同語言用來表達某種感情經驗的詞語會不同，而且它們的句法、語法等意義也不同。尤其是特定文化系統的語言，側重表達某一方面時，會忽略其他方面。
比如，“下雨”這個動詞，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是在屋裡看到外面下雨，也可以是有人說外面下雨了。另外，中國人和美國人的語言幽默也是不同的，而這些都是語言的過濾，它決定著哪些經驗排除在我們的意識之外，哪些經驗可以進入我們的意識之中。
第二種方式是邏輯。
每個社會的意識都有一套邏輯，它會在一種特定的文化領域起著直接指導人的思維作用，而那些不符合這套邏輯的東西，就很難被人們意識到。
比如，我們可以體驗到的又愛又恨的悖論邏輯，在中國的思想中可以占主導地位，但在其他國家就很難被認同。另外，在家庭教育方面，中國的父母可以把打罵孩子當作愛孩子的方式，而在西方則把打罵孩子的父母當作犯人，而這就是背後的文化邏輯不同導致的。
第三種方式是社會禁忌。
社會禁忌是社會過濾器的最重要部分，因為社會的禁忌將宣佈哪些思想和感覺是不合適的、被禁止的、危險的，就會阻止它們達到意識這個層次。
比如，在好戰的部落中，成員們需要依靠屠殺和搶劫為生，有人可能覺得那是罪惡的行為，但是他們很難覺察到這種情感。因為這種情感與整個部落的情感是衝突的，不能進入意識層面，否則就是和整個部落作對。另外，現在的一些風俗習慣，也是一種禁忌，就像嫁出去的女兒不可以在孃家過年等等。
總之，在弗洛姆看來，每個社會都存在一整套的社會過濾器，制約著每個人的思想、情感和體驗，不僅規定了這個社會的人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還規定了人們該想什麼、不該想什麼。
前面分析了弗洛姆的社會無意識理論，以及社會過濾器如何起到壓抑作用的，那麼，這些內容是如何成為春節逼婚的深層原因呢？
首先，來看看語言是怎樣逼婚的。
春節期間，父母可以抓住面對面催婚的機會，開始猛烈“進攻”，甚至會直接安排相親；春節聚會，七大姑八大姨都在場，這給他們帶來了“助攻”的好時機；另外，周圍人的議論，以及媒體的不斷報道等等，這些都是通過語言來進行逼婚的，試圖說服年輕人趕緊找對象結婚，於是逼婚成了春節的一件大事。
其次，來看看邏輯推理在逼婚時是怎樣發揮作用的。
在父母看來，孩子不結婚，就是不孝，而這個“不孝”的結論，自然會給孩子帶來壓力；父母還認為，如果到了適婚年齡，還沒對象，就是給他們丟人，而這個讓父母沒面子的事實，當然也會給孩子帶來焦慮，這些就是父母的邏輯，它讓孩子們必須接受，其實就是壓抑孩子自己的真實感受和想法。
再次，來看看社會禁忌是如何參與到逼婚中的。
逼婚或催生的父母常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在他們看來，不結婚，或不生孩子就是社會禁忌，是不允許的。
特別是在春節，這個具有祭祀功能的節日，逼婚的目的就是要告訴孩子，如果不結婚，不生孩子，就是對不起列祖列宗，而父母之所以逼婚，就是要完成他們自己的任務，這個任務就是孩子們都要結婚生子。
另外，很多父母把不結婚的人看成是“異類”，認為他們是不完整的人，也是不被社會接納和允許的，而這些就是通過社會禁忌來逼婚。
可見，春節期間，父母的逼婚、親戚朋友的“助攻”，以及身邊人的議論和媒體的探討，通過語言、邏輯和社會禁忌構成的社會過濾器試圖改造年輕人，讓他們聽從父母的安排，順從社會文化習俗，以讓他們“隨大流”，不要“特立獨行”。
春節，是一個塑造人的最佳時機。但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現實的人，我們要做的是活出自己，而不是壓抑自己。
在弗洛姆來看，社會過濾器造成了人的各種限制，而人應該成為完整的人。
他在《健全的社會》一書中論述到：“精神健康的人是創造的和沒有異化的人；他使自身與世界建立起友愛的聯繫，運用他的理性去客觀地把握現實；他感到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個體，同時又覺得跟他人是一體的；他不屈從於非理性的權威，而是自願地接受良心和理性的合理性權威；只要他生存著，他就會不斷地發展自身，他把生命的贈予看作是他最寶貴的機會。”
可見，在健全社會中，人應該居於中心地位，全部社會的安排都服從於人的成長這一目的。人應有的樣子是積極主動、富於創造力和活力，既自由又不孤獨。
那麼，對於現實中被逼婚的我們來說，該怎麼做呢？
其一，提升自己的覺知能力，認識到社會過濾器限制作用。
覺知能力，就是能夠感受到自己被壓抑的能力。當我們意識到，父母逼婚的深層原因時，就會明白，那是他們的社會意識，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擴大自己的意識範圍，不讓自己侷限在父母的語言、邏輯和社會禁忌中。比如，我們可以不認同父母的邏輯，明白自己的人生需要自己選擇。
其二，釋放社會壓抑，敢於活出自己。
弗洛姆提倡的健全社會，在當時有一定的侷限性，但對於我們來說，就是在鼓勵我們活出自己，釋放社會壓抑。
我們完全有權利選擇自己何時結婚、是否結婚，以及是否生育，這些都是以自己為中心的，而不是服務於父母的邏輯和社會禁忌。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生命的意義在於自己選擇。
其三，選擇做一個完整的人。
弗洛姆說：“ 意識代表了社會的人，代表了個人所處的歷史現狀所造成的偶然的侷限性，無意識代表了植根於宇宙中的普遍的人、完整的人。 ”這句話告訴我們，要做一個完整的人，要看到自己被壓抑的那部分意識，敢於做自己。就像蘇格拉底那樣，敢於為堅信的東西去鬥爭，哪怕付出生命。
當然，應對父母的逼婚，不是要我們以死抗爭，而是要我們敢於捍衛自己的真實想法。
很多人之所以那麼懼怕父母的逼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不敢做決定，而不敢做選擇，就不是在為自己活，而是為他人而活，自然也不是一個完整的人。
總之，通過對弗洛姆的社會無意識分析，我們看到社會過濾器在父母逼婚中的深層社會原因，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敢於活出自己，看到無意識的作用，做一個完整的人。
用武志紅老師的話來說，就是“在關係中成為你自己”。
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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