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弘光立國的前期，無論是滿洲清廷，還是在南京繼統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順農民軍視為死敵。

南明自身腐敗無能，君臣苟且偷安之心人盡皆知，因而對借用滿清軍力代平“流寇”充滿幻想。認為此策既行，就可坐享江南財賦充盈之地，仿照南宋偏安一隅，依然可以過著紙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借虜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廂情願的上策。

然而事與願違，清廷在攝政王多爾袞的謀劃下，一方面以雷霆之勢掃滅大順軍；另一方面與卑辭遜禮想要結好自己的南明弘光政權虛與委蛇。待到大順覆滅，建立僅一年的南明弘光小朝廷也灰飛煙滅。在這裡，嘗試從兩個不同角度，分析弘光朝與清朝在爭天下時策略的高下。

局勢的惡化促使“攘外必先安內”思想的形成

崇禎年間，兵部尚書兼大學士楊嗣昌深知朝廷積弊、兵力空虛不足以支持兩線作戰，曾經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主要思想是同清廷達成和議，每年互市，明朝賜予大量白銀、緞帛等物換取少量人參、貂皮，想用這種不平等的貿易關係來穩住“蠻夷”外敵，然後集中兵力掃除“流寇”。

隨著整個局勢的進一步惡化，一些重臣的幕僚文人開始從總結前朝的歷史經驗，考慮聯合關外少數民族武裝一同鎮壓內部農民起義的策略。

大學士孫承宗的謀士茅元儀撰寫的《平巢事蹟考》

明朝末期，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在接連派遣了幾位“肱骨之臣”任欽差總督邊事，卻局勢越加糜爛後，也看出了事不可為，有了議和的打算。遂密派兵部尚書陳新甲負責與清談判，“手詔往返幾十次”，告誡他不要洩密。但天不遂人願，議和之事洩露，群臣譁然，崇禎帝面對朝臣的圍攻不得不殺掉他以平息大臣們的憤怒。陳新甲既死，明朝喪失最後一次議和的機會。

之後，大順軍攻克北京，崇禎帝自縊，吳三桂降清，聯合清軍擊敗大順軍。弘光君臣情報不明，想當然的以為是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復神京，舉朝歡喜，稱之為“功在社稷”。

馬士英“陳恢復大計”：“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諮送督輔以備驅使。”

弘光朝廷即加封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前往勞軍。可憐南明君臣還不知吳三桂早已率領遼東軍民剃髮降清，被清攝政王多爾滾封為平西王，成為其忠實走狗，哪裡還稀罕什麼薊國公的爵位。

漁翁得利順利入關，清廷略施計策穩定人心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5萬前明遼東鐵騎與20萬大順農民義軍決戰山海關一晝夜，雙方疲乏不堪之時，7萬八旗兵在多爾袞的指揮下突襲大順軍陣，一路勢如破竹，大順軍潰敗，北上精銳死傷慘重，不得不退回北京。

清軍毫不費力佔領了北方大片領土，之所以能有如此之大的收穫，在於清攝政王多爾袞的審時度勢和隨機應變。

《山海關志》：“汝等願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予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

這是多爾袞收買吳三桂以及歸降漢族官紳人心的言辭，其中先化解了吳三桂等往昔敵對的感觀，又避免了其降臣、降將身份的尷尬，還申明瞭清廷出兵的大義之舉，可謂一箭三雕，其謀略之深令人感嘆。

清軍在入關初期，因兵力有限，面對中原地域遼闊，實力仍然相當可觀的大順政權和南明政權，在沒有摸清底細的情況下，不敢貿然行事。

清廷的統治者們這次能收降與之交手十多年的“死敵”吳三桂，並在其引領下不費吹灰之力的佔領了大片北方土地已屬意外，原本初期的意圖很可能是趁大明內亂，以往那般搶些人口和財物沾些便宜就走。

然而，夢寐以求的理想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出乎意料的順利讓清廷有了更大的野心，那就是勾結南明共平“流寇”，實際上先佔有整個北方與南明形成對峙的局面，再觀形勢走下一步棋。

《清實錄》：“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汝等分諭大小居民勿得驚慌。”

為了改變在漢民中以往殘暴不仁的形象，入關之後，清軍嚴整軍紀，以幫明帝復仇的友軍身份，一路南下，很少遭到像樣的抵抗。

在爭取漢族官紳勢力上，清廷顯然技高一籌。多爾袞雖然佔了北京城，但依然謹小慎微，遇事多於范文程、洪承疇等漢族官僚商議，聽取了

在經濟上，宣佈被起義農民軍奪去的田產、商鋪、宅院一律“歸還本主”。停徵崇禎朝加徵的遼餉、剿餉和練餉，放免所有在籍的手工匠人，以上種種措施對於穩定民心、恢復社會生產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不僅使清廷在北方所佔領的土地上站穩了腳跟，也為此後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清廷與南明短暫的和平期，弘光朝卻黨爭不斷自毀長城

清廷入關後的對手一直是大順政權，跟南明所佔據之地並不接壤，二者之間也沒有直接的軍事衝突，甚至私下裡都有互相示好，一起“剿寇”的想法，這就使得弘光朝有了短暫的喘息期，但君臣之間沒有上下一心一同禦敵的意識，朝堂之上卻在不斷上演“黨爭”的好戲。

任何一個國家政權要想有所作為，必須首先保持內部的穩定。而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員的齊心合力。

明朝後期的黨爭是內部矛盾激化的表現，這種導致亡國的紛爭，一直延續到了南明。不同的是前者僅限於朝野的文官士大夫之間，後者因為軍閥勢力的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將為外援，使黨爭變得更加複雜尖銳。如果說崇禎亡國，黨爭的因素還不是很明顯的話，那麼南明弘光朝短短一年時間就消亡的最直接原因一定就是黨爭。

南京政權從籌備建立開始，就發生“立福”、“立潞”的爭議，所謂的“立賢”、“立親”不過是表面文章，實質上是不同利益集團想要壟斷朝政的一場爭鬥。

福王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但圍繞帝位的勾心鬥角，並沒有就此平息。一年之內，先後發生了“妖僧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這三個案件喧囂一時，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實際上是某些東林復社黨人在幕後掀風作浪，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罷休。此事一直鬧到清軍佔領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弘光初立，朝中大臣多是東林復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可是好景不長，姜曰廣、張慎言、劉宗周等相繼被“奸臣”馬士英排擠出了朝堂。他們不敢把矛頭指向“當今天子”，也不肯承認自己私心自用，只好群起圍攻馬士英等執政重臣，不管施政好壞，對國家有無益處，只要對方支持的，我必反對，這樣就造成朝堂內部巨大的損耗，群臣把內鬥當成第一要務，哪還有什麼心思用來抵禦外敵？眼看局勢不妙，大順將亡，南明君臣就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北上求和的使團身上。

弘光朝充滿幻想北上談和，多爾袞“先禮後兵”兩路出擊

大順軍退出北京之後，面對明朝降將和清八旗兵的追剿，一路節節潰敗。此時，剛剛建立的弘光朝尚擁有南部半壁江山，表面看起來兵多糧足，實力不弱。

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袞的戰略是：對大順軍堅決消滅，而對南明政權則是“先禮後兵”。

弘光朝廷的國策是“借虜平寇”，便也派出自己的使臣北上想與清廷討價還價。按理說，既然正式派出使團同清廷談判，就應當有一個明確的方案，但朝臣的意見又不統一，先後提出了4條意見：

• 1、以兩淮為界，南北分治，共滅逆賊。

• 2、從兩國皇帝年齡考慮，弘光為叔，福林為侄。

• 3、山東之地，不可輕言放棄，能爭則爭。

• 4、借用蘇秦佩六國相印的典故，要吳三桂“劻勷兩國而滅闖”。

欽差正使左懋第北行原本是為了聯絡義士，恢復山東。但馬士英、史可法等朝中重臣

“望陛下時時以先帝之仇、北部之恥為念，更望嚴諭諸臣，勿以北行為和議必成，勿以和成為足恃。夫能渡河而戰，始能畫江而安。”

臨行前，他提醒弘光朝臣不要期望和議一定能成功，即使議和成功，也不一定可信，主張以武力來保障安全。

南明使團到達北京，清廷大臣指責弘光帝即位為僭，左懋第大義凜然，駁斥了清方謬論。祭告崇禎帝時遭到了清廷的阻擋，左懋第便在鴻臚寺陳設太牢，率隨員北面哭祭三日。清攝政王多爾袞敬重左懋第的品性，數次派人勸左懋第降清，皆為左懋第斥退，便狠心將其殺害，並對議和之事置之不理。而隨行副使左都督陳弘範卻暗地裡降清，答應說服南明淮北守將投降。

北使的失敗，在弘光朝廷內部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少數官員已經看出清廷的真實目的：以替明“復仇”為掩飾，時機一到便推行滅明之策，要求當政諸公改弦易轍，不要沉浸於“借虜平寇”的美夢中，認真做好清兵南侵的準備，但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此時，清軍已經佔領山東，進據蘇北，與南明軍隊沿河相峙。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的時機已經成熟，便先後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向大順軍和南明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

史可法督師前線飛章告急，並調總兵高傑至徐州，以掣清軍。1645年正月，高傑被許定國誘殺。不久，弘光朝內訌又起。三月，駐守武昌的左良玉以

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對清廷、大順政權都有非常明顯的優勢。它控制著半壁江山，淮河以南是當時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最發達的地方，而且受戰亂破壞最小。然而，弘光朝廷內部腐敗無能、傾軋嚴重，各路武將擁兵自重，怯於外戰等等因素導致了其迅速滅亡。

清廷之所以能迅速獲勝原因很多。比如：收買漢族官紳、穩定民心；趁漢族內鬥，用極少的代價入主了中原；善於利用降臣、降將治理國家等等。與弘光朝廷所作所為比較而言，高下立判。

當然，弘光政權始終並沒有將清廷視為首要敵人，反而對於大順軍的仇恨總是念念不忘，總體戰略上的失誤成為其最大敗筆。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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