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李自成的大順和多爾袞的大清都曾攻佔北京 ，所不同的是，李自成僅僅待了四十二天就倉皇逃走，而大清則定鼎天下成為了最高統治者。
我們從李自成和多爾袞對明朝士紳的不同態度，就知道李自成和多爾袞在政治上的差距，可以說在當時的環境下，李自成輸的並不冤，大清坐天下是應得的。
明朝士紳對李自成是擁護的，然而李自成卻對士紳“打土豪，分田地”追贓助餉
李自成佔領北京後，形勢是一片大好，原明朝大部分官員都爭相投奔新朝。
京城百姓對闖王的擁護
官紳階級認為，大順代大明不過是歷史上常見的王朝更替，都希望躋身於新興的大順王朝成為定鼎功臣，絕對不會去投奔一個偏處遼東的滿族政權。然而在這種民心可用的情況下，大順政權對官員士紳的態度卻令人心寒。
大順政權新建之時，確實需要大量財政經費做支持，因此大順政權對官紳地主實行追贓助餉政策（即打擊官員士紳階級，把他們的家產充公當做軍餉使用）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大順政權在已經佔領北京，“繼承”明朝的政治遺產後，仍沒有依據形勢對政策進行調整，據史料記載，大順政權委任的地方官到任之後都在堅決實行追贓助餉這一“打土豪，助軍餉”的政策：
“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
“置鄉紳於獄，比餉銀”；
“邢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
各地方的追贓行動一直持續到大順軍兵敗山海關，西撤西安才結束。
明朝士紳群體對李自成的失望之情溢於言表
原明朝官紳階級投靠大順朝，原本就是為了保護自身利益，然而新朝進京之後，不僅難以保住家資財產，還被嚴刑拷打，百般羞辱。
官紳群體對李自成是失望透頂的，“豈興朝之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這是絕大多數官員對大順軍的評價，他們認為李自成如此不近人情的做派，是難以成就大業的，只不過當前攝於大順軍的兵威，不敢公開反抗罷了。
多爾袞對明朝士紳的態度：極力收買
山海關之戰之後，李自成決定放棄北京，向西撤離，這就給了大清以可乘之機，多爾袞在山海關短暫的修整後，即刻向北京進發。
此時的北京士紳尚不瞭解情況，他們還認為是吳三桂擊退了大順軍，並從李自成手中奪回了太子朱慈烺，吳將護送太子進京恢復明朝正統，他們萬萬沒想到昂首進京的是大清攝政王多爾袞。
與大順李自成進京後，明朝官紳爭相求錄用不同；多爾袞進京後，大部分明朝士紳不願意給清廷效力，紛紛逃離北京。
多爾袞知道要想坐穩天下，必須要穩住並爭取到漢族士紳的支持，因此清廷的政策是千方百計的收買並留住明朝士紳。
不管你是東林黨、閹黨、還是投降過李自成的，一律不計前嫌，官復原職
多爾袞入京後，就打著為崇禎皇帝復仇討賊的旗號，要求官民都為崇禎皇帝服喪三天，多爾袞的這一舉動就明確的告訴明朝的這些士紳，大清才是大明的正統繼承者。
影視劇中的多爾袞
鑑於明朝後期以來，東林黨、閹黨鬥爭不斷，明亡後，還有很多官員投靠過李自成，官紳團體成分十分複雜，基於這種實際情況，清廷就明確宣佈：
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準錄用。
這就是說，不管之前是投降大順的還是東林黨，或是閹黨，只要歸順大清朝，一律官復原職。
比如說原明朝官員周伯達在明時任陝西關西道（相當於正廳級），在大順政權，任職甘肅節度使（正部級），歸順清朝之後，仍舊保留原職位，繼續任甘肅巡撫。
史料記載了當時的情況：
“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粗定，引避者多，寮署一空，班行落寞。及攝政殿下寬仁好善之意，播於遠邇，暨聖主膺篆御圖以後，瑞葉天人，然後東西響應，多士雲集，乃有今日，豈易易哉。”
可以看到多爾袞不計前嫌，官復原職的政策爭取到了相當一批官紳投靠，從而在北京穩住了陣腳。
清廷不僅在政治上給予明朝士紳官職權利，在經濟上也大力保證他們的利益，宣佈凡是被大順軍奪去的田產一律“歸還本主”，同時對土地徵收的田賦按照萬曆年間的徵收政策執行，取消崇禎帝時期加徵的苛捐雜稅。
對官紳不同的態度體現了大清與大順不同的政治眼光，也說明了大清應當得天下，李自成輸的不冤
明朝中期以來，官員士紳勢力逐漸成型，在社會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想要穩住政權，就要先穩住士紳階級 。
多爾袞對明朝的士紳是求賢若渴，極力收買，就現實意義而言，能夠迅速穩住陣腳，確保社會正常運轉；長期來看，收復了人心，為今後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清王朝在中原的統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而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在民心可用的情況下，對明朝的士紳仍舊是“追贓助餉”老思維，生生的把已經歸順自己的官紳階級推向了對立面。
同樣是攻佔北京城，對明朝官紳的不同態度就體現了李自成與多爾袞在政治能力、戰略眼光上的差距，正是這種差距才導致大清擊敗大順，而後又統一全國，成為中原的統治者。
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大清得天下是理所應當的，李自成輸的並不冤。
參考：
《清世祖實錄》《明清史料》《南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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