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要寫這一段歷史，那就要說真話。
坦白地說，六十年代末，我是極不情願下鄉的。因為早在此三年前我就下了一次“鄉”，那一次也是迫於無奈，因為我的父親的成份問題，於是我這個“狗崽子”在高中畢業後，既不能留校做老師，也不能去搞四清，後來就被學校送到新場公社的一處林場過行勞動改造。
我記得，當時是一個名叫劉山海的學生送我去的。那山，大得嚇人；那路，長得沒完。我家本來就不富裕，可是那了山裡，我發現山裡人窮得就像是原始人。當時城裡的空氣很緊張，到大山裡去避一避，其實也是一條求生之路。
然而，大山裡的這股窮勁著實是令人失望。那裡的許多農民都沒有長褲子穿，有的婦女也裸著上身，甚至十幾歲的大姑娘也是如此。山裡的藥材和山貨不計其數，而這裡的山民卻連買鹽的錢都沒有。十天半月也吃不上一點葷腥。當時我為了吃上一頓回鍋肉（每份半斤，三毛錢），要跑60裡山路去公社街上的小飯館……
正因如此，到了年底時，我被學校召回後便萌生了一種膽怯：如果去那種蠻荒之地，非但得不到任何鍛鍊，最後還會被落後與愚昧活活吞噬，只能改造成原始的山民。
到了六十年代末的時候，上山下鄉的“最高指示”發佈後，我帶著滿腔疑慮踏上了征途。
那時我沒想到，多年以後，這段經歷成為了我的人生財富之一，我用這段經歷寫成了幾篇小說，在雜誌上陸續發表了，也引起了讀者，尤其是知青們的關注，這是後話。
那時，最高指示形成的衝擊波勢不可擋，更何況我們這一類家庭有問題的。那時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最後終於橫下一條心，跟隨學校首批同學去了大巴山脈的宣漢縣，插隊落戶。
就在臨要出發前，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武鬥。武鬥一打就是半年，我的戶口和糧食關係都揣在衣袋裡，這一揣就是大半年，我成了沒有戶口的城市遊民。在這期間，城裡鬥爭越演越烈。我的父母成了清理階級隊伍鬥爭的重點。我當時就覺得這個世界對我彷彿已經不存在，變得毫無意義。
我在床上整整睡了三個月，不知道是怎麼過來的。每天望著天花板，無言無語……幾年前，前程還是如花似錦，如今竟然落到這種對生活、生命感到絕望的地步，反差是這樣巨大，實在是難以接受。那一年，我21歲。
年底時，終於跟著幾個同學下鄉了。第一天出工，幹農活，晚飯我們煮了七斤米，五個大小夥子，吃個一乾二淨，米湯不剩。
還有一次趕場，沒割到肉，居然打到菜油，五斤。到底是想吃肉，太饞了，最後就買了100個雞蛋。回來後，我們挨個敲開，然後架起大棒棒，用洗臉盆開始攪蛋液。最後一人雙手抱定在灶頭上，一人燒火，鍋裡的油冒類圖了以後，有人倒計時，然後一盆蛋液傾盆而下，另兩個甩開膀子開始炒蛋。100個雞蛋，我們五個人，一餐分而食之者。
“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這是當年最時髦的口號。雖然我們的雙手打滿了血泡，可是從未吭過一聲。我們生產隊太窮了，每個勞動日只有兩角多錢。年終分紅時，扣除所分的各種糧食和柴草外，我最後只剩下8元4角錢。我一口氣跑到場上買了三斤豬肉，邀來分散到另一大隊的兩個女同學，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頓。剩下一點錢，便盤算著給媽媽買點什麼日用品。
媽媽太苦了，吃盡了人世間的千般苦頭。
人生的確無常，但只要你奮鬥，你不屈不撓， 就會達到一個新的頂點。苦痛有時也會變成一種動力。往事如煙。當我寫成這篇粗陋的小稿時，心中依然對幾十年中幫助過我的人充滿感激之情。
歷史沒有虧待我，歷史是一筆財富。這是我心中的真話。
（楊大力，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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