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一部《長安十二時辰》燃爆網絡，該劇以精美的服化道和緊湊的劇情成為2019年影視圈的一匹黑馬，該劇服裝精美、妝容精緻、貼近“史實”，正是在一群有多年研究經歷的中國妝束復原團隊的參與下，讓我們目睹了一場近乎還原的大唐盛世。
在劇中，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三位主要女子檀棋、聞染、王韞秀都曾身著男裝。
檀棋、王韞秀、聞染
我們再看另外一部唐代精美大劇《妖貓傳》，在極樂之宴上，同樣有許多著男裝的女子。
由此可見，在唐代，女著男裝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如果你認為這兩部製作考究，貼近“史實”的影視劇還不足以說明問題，那麼，我們再拿出一點“硬貨”！
1952年，西安東郊經五路附近發現一座墓穴，經專家考證，墓主人是玄宗時期大太監蘇思勗（xu），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陶俑和保存完整的壁畫，對於這些壁畫，專家還鬧出了笑話，北側壁畫中著男裝的侍從，看上去貌似男性，經過仔細辨認卻柳眉細眼、縷縷青絲、足登女鞋、婀娜多姿，竟然全是身穿男裝的窈窕淑女。唐高祖李淵孫婦金鄉公主墓中，也出土了兩枚女性騎馬狩獵陶俑，同樣身穿男性裝束，唐朝永泰公主棺槨上同樣刻著女著男裝的形象，洛陽還出土了女子著男裝的陶騎俑，雖然身著男裝，但面容、神態、動作仍透露出女性的嫵媚。唐畫家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中，九個騎馬隨行的女子中，有五人穿圓領袍衫、長褲、長靴，頭裹幞頭，這是典型的唐代男子服裝。
《唐書·輿服志》記載“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靚妝露面無復障蔽，士庶之家又相效仿，帷帽之制絕不行用。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劉肅《大唐新語·釐革 》記載，唐玄宗天寶年間，女著男裝風氣盛行“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矣”。
由此我們可以斷定，最起碼在初唐和盛唐時期，女子著男裝已經非常流行了，而這種流行首先是從上流社會形成，並逐漸流傳到民間。
女著男裝現象，鮮見於封建社會
中國的禮教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強調男女之別，提倡女性貞節，例如“男女授受不親”、“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自西漢以來，儒學逐漸佔據統治地位，服飾作為儒學中“禮”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的是等級和身份，體現的是男女之間不可逾越的界限，在服侍上的僭越是絕對不允許的，他們把這種違反服飾制度的行為和災異學說聯繫起來，預示著禍亂，稱之為“服妖”，女子著男裝，是一種驚世駭俗之舉。
《禮記·內則》中規定“男女不通衣服”，在禮法上嚴格規定了男女服飾的界限，儘管歷史上也有女著男裝的現象，但都是偶爾為之，大多是處於隱藏女性身份的目的，屬於特例。據傳，在中國歷史上，開創女著男裝先河的是夏桀的妃子妹喜，是為了討夏桀的歡心，並沒有流行起來，是當時的社會輿論和禮教所不允許的，認為是大逆不道之舉，是不能寬容的。在古裝影視劇中，古代女子動輒女扮男裝，和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來一場妙不可言的愛情，這就有點瞎編亂造的嫌疑了，花木蘭的故事沒有在史書中得到證實，女扮男裝12年，從士卒擢升到將軍，竟然沒有被人發現，其真實性嚴重值得懷疑。
唐朝怎麼就成了另類？
女著男裝在唐朝成為風尚，在中國封建歷史的漫漫長河裡，是極為少見的，這絕對是一個另類。
有人將唐朝比喻成“讓中國女性的美像牡丹花一樣肆意綻放的朝代！”，這種說法毫不誇張，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達，生產和紡織技術的進步，以及對外交流的發展，讓唐朝百姓的生活多姿多彩起來，唐朝的服裝也呈現出了豔美華麗、大膽新穎的繁榮景象，這一時期的女子服飾，是中國服裝歷史中最精彩的篇章，體現了唐代女子服裝濃烈的名族風情和開創性意識，打破了傳統思想，追求新奇之物，更是講究以漏為美，多穿袒胸裝，很好的將女子的豐腴之美展現出來。
如果說唐代婦女袒露的裙裝充分展示了女性的人體美，是對傳統文化一種反叛的話，那麼唐代婦女身著男裝，則是對男權文化的挑戰了。
要探討唐代女著男裝的現象，必須立足於當時的社會背景，對相關的史料進行客觀分析，才能得出一個相對準確的結論。
一，鮮卑遺風
鮮卑化的漢人貴族楊氏家族建立了隋王朝，李氏家族則緊隨其後建立唐王朝，唐朝三代皇后均為鮮卑貴族，所以，唐王朝皇族之中始終保持著濃厚的鮮卑血統，而最初的鮮卑人自古具有推崇婦女的風俗。雖然遷入中原，接受漢化，但無論是文化還是生活方式依然保持著胡風，所以女性的地位依舊比較高，最終出現了中國唯一的女皇武則天，一大群極有權勢的女性也湧現出來，像太平公主、韋皇后、安樂公主等，這些女性在經濟、政治等方面取得較大的特權，甚至影響了政治走向，在婚姻上也有很大的自主權，太平公主嫁過三次、安樂公主嫁過兩次，連天子都可以接受寡婦，唐太宗的高陽公主和辯機和尚的故事傳的也是風風雨雨，這些自由和特權都說明當時的中國是女權高漲的時期。
在古代，社會上的一切潮流上幾乎都是皇宮貴族來引領的，而這些貴婦、嬪妃、宮女則成為各種時尚的風向標，說到女著男裝的代表人物，首先想到的是政壇上兩個厲害角色，武則天和女兒太平公主這兩位舉足輕重的人物都喜好男裝，她們二人是唐朝女著男裝的潮流引領者，或者說是全國婦女的偶像，當上皇帝后的武則天，穿的是男式龍袍，而不是特製的鳳袍，想想看，每天和眾多男性官員交流，武則天穿千嬌百媚的女裝顯然是不合時宜，也無法顯現皇家威嚴，所以武則天選擇男裝來淡化自己的性別，對於樹立權威有很大幫助。
《新唐書·五行志》就詳細描述了高宗家宴之上，太平公主身著紫衫、腰纏玉帶、頭戴皂羅折上巾，佩戴五品以上武官的七件飾物，高宗、武后非但不生氣，還打趣說“女兒家又不能當武官，你穿著這樣幹什麼？”。這種著裝方式逐漸走向民間，據《中華古今注》記載，天寶年間，有很多婦人穿著丈夫的衣衫、鞋襪和帽子，在街上行走，由此可見，當時的女著男裝已經蔚然成風了。
出土的胡服女子馬球陶俑
二、社會包容
隋唐之前的五胡十六國時期，多個民族進入中原，帶來了豐富多彩的外來文化，唐朝奉行開放性的文化交流方式，出現了萬國來朝的繁榮景象，據史書記載，被俘的少數民族、仰慕或避難的酋長、逐利的商人、傳教的僧侶、買賣的奴隸，數量多的驚人，僅唐初從突厥等地就流入120萬胡人，流入中原的突厥部眾就達數十萬人，而唐初中原人口才不足千萬人，陳寅恪曾言“唐朝大有胡氣”，隨著外族的湧入，各種文化紛湧而入，各類藝術形式空前發展，甚至出現了儒、釋、道三種思想共生共存的盛況，很多胡人的東西以其獨特魅力，迎合了當時社會上的時髦心理，而胡服新奇漂亮，比寬大的漢服更適合勞作運動，這也為女性服飾帶來了很大的衝擊。
隨著國力強盛、文化繁榮，休閒娛樂活動也成了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一部分，這些娛樂活動有盪鞦韆、射粉團、踏青、郊遊、拔河、擊球、蹴鞠、騎射等，而唐代婦女行動自由、禮節寬鬆、有了更多的自主選擇權力，尤其是盛唐時期，女性拋頭露面，像男人一樣參與各種活動，武則天君臨天下，公主們野心勃勃，後宮女官們參預朝政，比如楊國忠和虢國夫人並轡走馬入朝，安祿山和楊貴妃共同用膳、通宵嬉戲，韋皇后和武三思同坐御床下棋，中宗在一旁點籌，皇室貴族無所顧忌，尋常百姓家也就沒什麼約束了，這都為女性獲得更多自由權帶來了便利，後世出土的唐女騎馬俑、遊春圖都很好的體現了這一點。
在各種娛樂活動上，女性成為一支積極的參與者，她們能和男人一樣打馬球、踢蹴鞠，此時，寬大、飄逸的女裝自然不能上陣，那麼，束腰的男裝或者小袖袍、繫腰帶的胡服就非常適合參加娛樂活動了，馬球場上，女子們縱馬馳騁、颯爽英姿，宛若天馬流星，從容不迫的為你展現出獨一無二的大唐盛世。
標新立異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而自古以來與眾不同、標新立異則是追求美的更高一個層次，唐朝女子在服飾的改變上是有目共睹的。
唐代女子著男裝，不是簡單的將男裝一成不變的拿來而已，她們往往保留部分的女性元素，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混搭風”，唐代壁畫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她們往往在常見的男式袍服下面穿一條條紋褲或者是女式便鞋，例如新城公主墓室壁畫中的侍女，黃色袍服下就露出條紋的褲腳，足上穿了一雙淺色線鞋，而條紋褲則是唐代宮廷女子常穿的下衣。
除了服裝，男裝女子在化妝和裝飾方面也是費盡心思，唐初，男裝侍女多是淡妝、衣著樸素，而到了盛唐時期，男裝侍女開始濃妝豔抹，花團錦簇，和這個時代的發展亦步亦趨，髮型上也開始多變起來，角狀髮髻、丫髻、圓髻、雙髻、高髻，這些與眾不同的裝扮更加吸引眼球。
梳不同髻的男裝侍女
服飾是任何一個朝代最為形象、直觀的“活化石”，唐朝的燦爛文明同樣離不開服飾的襯托，求新求異的精神伴隨著盛唐的強大也日益明顯，而女著男裝的現象正好滿足了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子的需要，有強勢女性做表率，有佛教思想當支撐，再加上民族融合形成的開放風氣，以及對外交往的頻繁，對內態度的寬鬆，讓女著男裝的出現成為歷史的必然，女子身著男裝、露髻馳騁的活潑俏麗形象正是大唐盛世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但是隨著後唐時代的衰弱，這種開放的風氣逐漸被扼殺，當封建禮教思想再次“一統江湖”之後，女著男裝的情況就消失不見了，她猶如曇花一現，點綴在中國幾千年歷史長河中最閃耀的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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