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與想法，孰輕孰重？兩者是什麼樣的關係？事實的重要性和決定性，至少在經常被詬病的“立場先行”中得到了描述，也得到了承認。然而，在具體的言行中做到尊重事實、信仰證據，絕非是一件易事。既需要勇氣，也需要真誠。
“事實改變之後，我的想法也隨之改變。”
英國曆史學家託尼·朱特在寫作中經常引用這樣一個說法，據傳來源於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因為在託尼·朱特的眼中，事實與想法不是一回事，面對事件的發展和事實的變化，及時調整相應的想法和立場，是對自己和對歷史的誠實。他甚至據此批評過他曾經的老師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託尼·朱特（Tony Judt，1948-2010），歷史學家，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於世。1948年出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先後執教於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1995年創辦雷馬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主要著作有《戰後歐洲史》《重估價值》《責任的重負》《未竟的往昔》《記憶小屋》《思慮20世紀》等。
託尼·朱特顯然不是一位置身事外的歷史學家。他回顧二十世紀的現實世界，思考以色列、法國、英國、美國、中歐與“納粹大屠殺”等政治與文化議題，即便他對以色列的審慎判斷還招來了讀者和學者的批判、爭議和謾罵，他也並不畏懼。不是因為堅定自己的立場，更不是因為掌握何種真理。
而恰恰相反，他堅決不讓自己停滯在不可動搖的立場之上，他引用伯納德·威廉姆斯關於真理
（truth）
和真誠
（truthfulness）
的區分來表明，真誠地說出真相、道明實情，會比找出“更高的真理”繼而遵從於它更值得嚮往。即便在很大程度上“真誠是醜陋的、繁複的，而更高的真理則看上去是純潔而美麗的”。在他看來，事實勝於立場、想法，同樣也勝於真理。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李佳鈺
託尼·朱特有兩個不同的知識者身份：“歷史學家”和“公共批評者”。同時，它們背後還有另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學者”。作為一位歷史學家的託尼·朱特，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聞名於世，其著作《戰後歐洲史》，被譽為“短時間內無法超越的偉大著作”。同時，作為一位公共批判者，他談知識分子的“介入”和道德責任，更以公共寫作理性地踐行著這種“介入”，使體面的智識生活、溫和的而有成效的真理觀得以可能。
嚮往良善生活
嚴謹地追尋具體的事實真相
《事實改變之後》，作者：託尼·朱特 ，編者：珍妮弗·霍曼斯，譯者：陶小路，版本：三輝·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1月
從閱讀的角度來說，相較於託尼·朱特的思想傳記《思慮20世紀》，《事實改變之後》似乎更難進入。一方面是因為它是一本合集，收錄了他自1995年至2010年間發表在《紐約書評》《新共和》及《紐約時報》上的評論文章
（兼有書評和時評）
，由其遺孀珍妮弗·霍曼斯在他離世後整理；另一方面則是這些文章所涉領域幾乎涵蓋朱特一直以來思考和關心的大部分議題：從大屠殺到以色列，從法國知識分子到美國公共事務，從“經濟時代”的崩潰到“新的不安全時代”的降臨……其中不乏對同行的犀利批評
（例如為諾曼·戴維斯《歐洲史》寫的書評“罪行與過失”）
，亦有對他所欽佩之人的推崇和致敬
（比如在“戰後歐洲談‘邪惡問題’”中談及漢娜·阿倫特以及在“論《鼠疫》”談及加繆）
。
問題的關鍵就是道明實情，而非找出何為更高的真理，然後遵從於它。你要儘自己所能告訴世人你所知道的一切。
——託尼·朱特，《思慮20世紀》。
霍曼斯說，“在這些文章中，你會看到託尼既是一個頭腦清晰，相信事實、事件、數據的現實主義者，也是一個追求過上一種良善生活，不只為自己也為社會而生活的理想主義者。”這兩重身份也著實貼合朱特在這本書裡給人留下的印象：嚴謹追尋具體的事實真相，同時也不喪失對良善生活的嚮往。
他對事實的看重，正好對應著這本書的標題。名字是兒子丹尼爾取的，源於朱特很喜歡並認同的一句話
（據傳這句話出自凱恩斯）
，“事實改變之後，我的想法也隨之改變。”在朱特看來，面對事件的發展和事實的變化，及時調整相應的想法和立場，才是對自己和對歷史的誠實。他甚至據此批評過他曾經的老師艾瑞克·霍布斯鮑姆——這位寫出過“年代三
（四）
部曲”
（被朱特視為“對我們的歷史認知帶來影響最持久的作品”）
的歷史大家——朱特認為，霍布斯鮑姆在描述20世紀的歷史時，對東歐、“冷戰”等問題的“不處理”，其實意味著他的很多觀念和想法並沒有隨著上世紀末世界發生的重大變化而變化。
“霍布斯鮑姆年代四部曲”
《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帝國的年代：1875-1914》《極端的年代：1914-1991》，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鮑姆，譯者：賈士蘅等 ，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17年8月。
英國曆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最重要的代表作，全面展現從1789年到1991年兩百多年以來現代世界的鉅變進程。
而朱特卻堅決不讓自己停滯在不可動搖的立場之上。他曾在思想自傳《思慮20世紀》與蒂莫西·斯奈德的對答中，引用伯納德·威廉姆斯關於真理
的區分來表明，真誠地說出真相、道明實情，會比找出“更高的真理”繼而遵從於它更值得嚮往。即便在很大程度上“真誠是醜陋的、繁複的，而更高的真理則看上去是純潔而美麗的”。但在他看來，“就算我們從20世紀什麼也沒學到，我們也至少應該能明白，答案越完美，後果越可怕。我們可以期望最好的結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況下做不完美的改進，或許這也是我們應該追求的。”
《思慮20世紀：託尼·朱特思想自傳》，作者：託尼·朱特 蒂莫西·斯奈德 ，譯者：蘇光恩，版本：三輝·中信出版集團 2016年2月
“一本託尼·朱特的個人傳記，也是一部精心打磨的思想對談。朱特和斯奈德帶我們重訪被遺忘的觀念，仔細檢視時髦思潮，共同呈現一部20世紀思想史。”
讓觀念停滯
是對歷史的不誠實
不必追求完美的答案，而是珍視繁複的事實。朱特對歷史學家的期待亦是坦率和誠實，這意味著即使是曾經以質疑精神著稱的歷史大家，也有可能囿於逐漸形成的思維定式，從而很難再隨著歷史的進程改變看待世界的眼光，不斷反思自己對時代和觀念的判斷。
所以我肯定不認為自己是勇敢的。我只是認為自己——如果臉皮略厚一點兒的話——比我所認識的其他一些人更為誠實和坦率。
——託尼·朱特，《思慮20世紀》。
“1968年，當時的我是霍布斯鮑姆課上的一名學生，我們心中對他充滿敬佩”，文集首篇文章“每況愈下”（為《極端的年代：1914-1991》撰寫的書評，首發於1995年5月《紐約書評》）中，朱特毫不吝嗇表達了對霍布斯鮑姆此前“年代三部曲”的讚美，卻也不留情面地指出，霍布斯鮑姆在第四部探討和解釋20世紀的歷史時，並沒有正視世界已然發生的改變，藉此重新審視那些業已根深蒂固的觀念，“尤其是左與右，法西斯與共產主義，進步和反動這一組組分類似乎牢牢樹立在霍布斯鮑姆的觀念中，自從30年代他第一次知道這些分類以後，它們在霍布斯鮑姆的觀念中就沒有過什麼變化。”
《記憶小屋》，作者: 託尼·朱特 ，譯者: 何靜芝 ，版本: 商務印書館 2013年5月。
託尼·朱特逝世前寫的最後一本書，由個人體驗的回顧，引向對歷史背景的整理和評述。
“因為20世紀的主要事件和衝突發生在霍布斯鮑姆的有生之年，所以他在這些事件和衝突逐一發生時看待它們的眼光並無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雖然朱特對此抱有同情地理解——霍布斯鮑姆此前一直迴避1914年以後的歷史研究，因為表示同這段歷史時間相隔太近很難保證不帶偏見——但也隨即指出，“霍布斯鮑姆對19世紀的無情質疑讓他成為希望瞭解19世紀的人們不可不讀的歷史學家，可我在他對20世紀的敘述中沒有看到這種質疑。”尤其是他在書中對華沙起義、“大清洗”等問題的描述，顯現出他因為對自身身份和信仰的過於執著而導致的“往輕了說”，“對歷史的不誠實”。
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朱特那樣：只服膺於證據、事實，不斷勇敢地承認自己的愚蠢、錯謬、無知，樂於修正自己的觀點、立場，永遠不讓自己在智識上安於舒適境地。他的勇氣、良知、清醒、睿智、對事實的尊重，銳利的思考和寫作感染我，說服了我。
——《事實改變之後》譯者陶小路，《新京報·書評週刊》2018年2月3日
智識的勇氣
不拒絕重新談論之前的問題
朱特則從“不拒絕隨著事件的發展重新談論之前的問題”，他在對待以色列的主題上即充分暴露這一傾向。在文集“大屠殺和猶太人”中收錄的“此路不通”“另求他途”“還要做什麼”三篇文章，則相繼映證，朱特試圖“最大程度地去發揮想象力，讓歷史、道德以及務實的態度對這個看似無解的問題產生影響”。
2002年朱特在為《紐約書評》撰寫評論“此路不通”時，還以“除了進行和平談判並最終解決問題已外別無他途”結尾。可短短一年時間，當他次年10月再度思考中東危機時，則以“另求他途”為題，並在開篇就“斷言”，“中東和平進程已經終結：它並非無疾而終，而是被蓄意毀滅”。
《思慮20世紀》裡，朱特也在自述中提及這段經歷，“2003年秋，在發表於《紐約書評》上的一篇後來變得臭名昭著的文章中，我指出，一國解決方案
（a one-state solution）
，無論它多麼難以置信，多麼不受爭端各方的歡迎，對中東來說它如今是最為現實的前景。這一論斷是由我的絕望與期望共同驅使的，它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人們對之充滿了憤怒與誤解……”
晚年託尼·朱特與他的家人、學生在一起。
而六年過去，當巴以局勢持續惡化，“糟糕、矛盾的現實日益凸顯”，朱特則又一次試圖回應“越來越多的人在說‘兩國解決方案’，可越來越少的人真的相信該方案能夠成功解決問題，下面我們應該做什麼”的問題，因此他給這篇文章起名為“還要做什麼”。這篇寫於2009年夏天的文章一直沒有最終完成並發表，但霍曼斯此次卻把它收入文集。
在她看來，即便朱特並沒有將這篇文章打磨到他滿意的水平，但霍曼斯卻在其中看到了“一種真正的智識的勇氣”，它是朱特堅持不懈怠地去檢視自身並調整立場的勇氣，嚴謹地關注細節，不斷讓自己的觀點更有說服力，即使是曾經堅守的原則也要考慮到事實的變化，從而相應“給出自己誠實、明確的說明”。這亦是託尼·朱特一直懷有的“真誠之心”。
因為2001年的“9.11事件”，我逐漸以一種論戰的姿態介入到了美國的公共事務當中……
我覺得可以毫不過分地說，我似乎越來越迫切地投身於一場美國的對話：在一個自我審查和整齊劃一的時刻，主張我們可以公開地、不受限制地討論那些令人不快的問題。享有媒體話語權和高校工作保障的知識分子，在政治的多事之秋肩負著一項獨特的責任。在那些年裡，我能夠大膽直言而不會對我的事業造成多大影響。這在我看來差不多就是責任的定義，至少在我自身的情形中是如此。
——託尼·朱特，《思慮20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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