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人有個毛病，對於西方醫藥學的本名基本上記不住，說是美國的一個抗病毒藥到了國內，到現在也就知道個 “德”字，德在中國是褒義詞，組詞基本上都是好的，做人最怕無德。誰把我們的褒義詞給了這個藥物，有何意義呢？為何不翻譯為“銳的斯韋”呢？對抗病毒多好，勁頭足。
世界不是固定的實際，研究探索也是
西醫藥也是中國醫學的組成部分，中西醫不能對立
對於西方藥物，我並不排斥，我覺得這都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在臨床上我也會在使用中醫藥的同時，對病人結合或不結合西醫藥的治療。這都要服務於臨床實際和病人的實際。很淺顯的例子，病人糖尿病多年，已經吃了好幾年的西醫藥，來看中醫，直接宣佈停了？這事做不出來，要權衡利弊，有效調整。不過遺憾的是，確實有這樣的人，隨意的停用藥，其實不好。但治療的目的是為了不吃藥，這就是中醫藥的優勢了。
當然有各路的高手，覺得自己不這麼做也可以，這我也不反對，有人堅持排外，奈他如何？有人堅持不用中醫，這又何必？
實際上近代很多藥物在人類疾病的對抗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抗生素，這類藥物基本上改變了歷史，不論我們過去說的多麼偉大，但就在防止感染方面也就是一百來年的事情，1908年有人合成了磺胺，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首先發現了世界上第一種抗生素青黴素，這都是劃時代意義的大事件；人類對於止血藥物、麻醉藥物的發明直接推動了外科醫學的發展。在過去很多病，得了就廢了，這是事實，比如結核病，在五六十年到八十年代還是很多，這病喜歡體質虛弱的人，但也有剋星，就是鏈黴素、利福平、異煙肼，這幾個藥物的結合基本上消滅了結核病，雖然現在也有，也有一些頑固性的耐藥菌株不好控制，但是人類可以理直氣壯的說控制的了結核病。
西藥為人類做出了重大貢獻，何必傷害呢？
因此，對於醫學來講，來自一西方的也是好的，這也是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我在講《環境醫學概論》的時候，就特別的講到西醫學的發生歷程，說實在充滿著血腥和壓制，這些歷史後來人們都懂，西方也經歷了中世紀的黑暗時期，教會的力量控制了國家，教會宣揚自己是上帝的執行者，要人們相信國家是上帝給的，國家國王也是上帝給的，教皇的權利很大，這樣一切的關於新生事物的發現者都可能對抗了宗教，所以我們現在看茫茫宇宙，會教育孩子們人不過就是一粒塵埃，宇宙無限的大，大的能裝下許多許多的地球、月球、太陽，這就是認識，今天習以為常了，可是過去充滿了血腥和犧牲，布魯諾堅持的至今看來是錯誤的，但是他犧牲了，在羅馬廣場被活活燒死了，這就是探索的精神。
關於宇宙的探索並沒有停止，科學的精神對於醫學的發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慢慢的覺醒了。人們發現我們發現人之所以活著，是和心臟關係密切的，而心臟裡流動的是什麼呢？亞里士多德說了是空氣，然後有人就不信了，怎麼辦，解剖開看看，結果發現了血管、小循環、體循環。這個進步科學家也是付出了巨大犧牲，一些人被殺了。
這個歷程是艱辛的歷程，對於西方醫學的發生成長也是與愚昧鬥爭了多年的成果，逐漸的在全世界展開，對於我國國來講，是西方堅船利炮打開了大門，然後西方醫學隨之進來了。這樣的醫學體系我一直覺得挺好，對於我國人民來講是好的，能夠解決很多疾病，所以中國人民並不排斥它，相反隨著國家的強大，西方醫學已經落地生根，成為中國醫學的一部分。
對於西醫來講，不是老百姓的敵人，老百姓是願意接受的，這是客觀事實；國家也是接受的，因為是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中醫來講，也不反對，因為中西醫都有優勢，都能夠解決醫學問題，但是也都有不足，這樣中西合璧，就是中國的醫學特色。
多一把武器，多一份力量，中西合璧中國人的福氣
因此，作為醫務工作者，實際上都是實用主義者，而不是理想主義者。對於中西方醫學，必須有正確的態度。過去西方醫學進來的時候確實是隨著帝國主義侵略而來的，一些傳教士其實也是政治人物也是醫生，但歷史已經翻到了今天，我們的國家獨立自主變得強大。對於中醫學流傳了幾千年，充滿了中國人的智慧，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所以，作為中國人真幸福，看病可以自由轉換，想看中醫看中醫，想看西醫看西醫，多了一套保障體系，這就是生活在中國的福分。
對苯酚和瑞德西韋的研究應該寬容
所以這就回到了題目上來，前邊放的是苯酚，後邊是抗病毒的藥物。這兩個都是化學藥物，那麼按照中國醫學的理論，有朝一日也是可以按照性味歸經納入中醫藥範圍的，這只是遲早的事情。
問題就出在這裡？對於這樣的藥物，應該是什麼樣的態度呢？近些時間來，這兩個要炒的熱熱鬧鬧，一個是因為一名武漢的醫生，本來也不是默默無聞，沒有醫師證但是一直堅持開門診，這裡邊是法律的內容，作為醫生依法行醫是必須的，畢竟我們是法治社會，這個問題不需要討論。醫學的發展必須堅定一步的法制化，這是人類進步的標誌。
但是在這裡就有了一種宣傳的療法，中醫的經絡學說加上西方的化學藥品，這是一個有意義的探索，就幾個有沒有效果呢？至今並沒有官方的發佈。二個是一種抗病毒的藥物，據說是美國的總統同意才送過來的，實際上我不瞭解，知道的是中國人接納了它，在沒有抗病毒特效藥物的情況下，很多藥物都納入了研究，包括青蒿素、氯喹等，這很正常，而且藥物的研發和新發現也一直在進行中。
這裡對於苯酚和抗病毒瑞德西韋來講，其實都是觀察的對象，對於病人來講都是嘗試，但是因為操作這不同而有了不一樣的命運。一個是因為非法行醫被禁止了；另一個是來自於美國曾經被宣傳為神藥來推薦。同樣藥物，命運不同，令人感慨。
現在如何的決定這兩者的命運呢？一個抗病毒的藥物，進入中國就是特事特辦，研究起來也是需要時間的，開發藥物不是玩，提出來四期的觀察，而研究起來是需要週期的。所以目前這個藥物並不做樂觀的考慮，就是證明有效，而對於已經不斷勝利的中國人民來講，可能已經沒有用武之地了。所以，無論如何，是不是特效藥物，記住記不住都可以。苯酚的使用，如何了結呢？近些天爭論很大，主要是非法行醫的處理問題，這一點沒有懸念。但對於醫學技術怎麼辦？這裡的最好辦法就是驗證，既然全國都在找尋有效的治療方法，而這個醫生已經通過一些實踐證明了有效果，那麼對於這樣發端於草根的方法不能夠忽視。
這裡看了葉天士的電影，《醫痴葉天士》中間就有橋段治療霍亂，葉天士也沒有招數，只是有個隨從講到了當地用土治療拉肚子，茅塞頓開，後來黃土湯加了酸菜滷控制住了。這裡邊說的意思很明白，有時候偉大的發現其實也就在草莽之間。
實際上磺胺的發明也是如何？看看這段百度百科的資料：
在磺胺問世之前，西醫對於炎症，尤其是對流行性腦膜炎、肺炎、敗血症等，都因無特效藥而感到非常棘手。1932年，德國化學家合成了一種名為"百浪多息"的紅色染料，因其中包含一些具有消毒作用的成分，所以曾被零星用於治療丹毒等疾患。然而在實驗中，它在試管內卻無明顯的殺菌作用，因此沒有引起醫學界的重視。同年，德國生物化學家格哈特·杜馬克在試驗過程中發現，"百浪多息"對於感染溶血性鏈球菌的小白鼠具有很高的療效。後來，他又用兔、狗進行試驗，都獲得成功。這時，他的女兒得了鏈球菌敗血病，奄奄一息，他在焦急不安中，決定使用"百浪多息"，結果女兒得救。令人奇怪的是"百浪多息"只有在體內才能殺死鏈球菌，而在試管內則不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特雷富埃爾和他的同事斷定，"百浪多息"一定是在體內變成了對細菌有效的另一種東西。於是他們著手對"百浪多息"的有效成分進行分析，分解出"氨苯磺胺"。其實，早在1908年就有人合成過這種化合物，可惜它的醫療價值當時沒有被人們發現。
磺胺的名字很快在醫療界廣泛傳播開來。1937年製出"磺胺吡啶"，1939年製出"磺胺噻唑"，1941年製出了"磺胺嘧啶" ……這樣，醫生就可以在一個"人丁興旺"的"磺胺家族"中挑選適用於治療各種感染的藥了。1939年，格哈特·杜馬克被授予諾貝爾醫學與生理學獎。
再看看青黴素如何？看看這段百度百科的資料：
20世紀40年代以前，人類一直未能掌握一種能高效治療細菌性感染且副作用小的藥物近代，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弗萊明首先發現了世界上第一種抗生素-青黴素，亞歷山大·弗萊明由於一次幸運的過失而發現了青黴素。
1928年，英國科學家Fleming在實驗研究中最早發現了青黴素，但由於當時技術不夠先進，認識不夠深刻，Fleming並沒有把青黴素單獨分離出來。1929年，弗萊明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遺憾的是，這篇論文發表後一直沒有受到科學界的重視。
1938年，德國化學家恩斯特錢恩在舊書堆裡看到了弗萊明的那篇論文，於是開始做提純實驗。弗洛裡和錢恩在1940年用青黴素重新做了實驗。1940年冬，錢恩提煉出了一點點青黴素，這雖然是一個重大突破，但離臨床應用還差得很遠。1941年，青黴素提純的接力棒傳到了澳大利亞病理學家瓦爾特弗洛裡的手中。在美國軍方的協助下，弗洛裡在飛行員外出執行任務時從各國機場帶回來的泥土中分離出菌種，使青黴素的產量從每立方厘米2單位提高到了40單位。1941年前後英國牛津大學病理學家霍華德·弗洛裡與生物化學家錢恩實現對青黴素的分離與純化，並發現其對傳染病的療效，但是青黴素會使個別人發生過敏反應，所以在應用前必須做皮試。所用的抗生素大多數是從微生物培養液中提取的，有些抗生素已能人工合成。由於不同種類的抗生素的化學成分不一，因此它們對微生物的作用機理也很不相同，有些抑制蛋白質的合成，有些抑制核酸的合成，有些則抑制細胞壁的合成。
通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實驗，弗洛裡、錢恩終於用冷凍乾燥法提取了青黴素晶體。之後，弗洛裡在一種甜瓜上發現了可供大量提取青黴素的黴菌，並用玉米粉調製出了相應的培養液。在這些研究成果的推動下，美國製藥企業於1942年開始對青黴素進行大批量生產。到了1943年，製藥公司已經發現了批量生產青黴素的方法。當時英國和美國正在和納粹德國交戰。這種新的藥物對控制傷口感染非常有效。
如果再看青蒿素的發現，也是這樣的道理。
屠呦呦的研究團隊歷經了很多波折，用了很多藥物、很多方子，最後選擇低溫萃取原來才是最有效果的，而這經驗在古人的著作中就有，從東晉葛洪到現在，這算是一個了結吧。
這告訴我們什麼呢？對於任何的探索都不要直接的予以否定，就行美國來的新藥一樣，並不反對，如果真的十分有效，能夠快速控制病情，也是百姓之福。就是沒有效果，也應該寬容，畢竟任何的研究都是有風險的。而李躍華的苯酚其實也與此一樣，應該給予研究的機會。如果真的有價值，這也是不枉其多年在自身實驗的代價吧！
人應該學會寬容，只要一心向善，不惡於人，不害於人。對於醫療也是這樣，當我們習慣了各種嚴肅處理的時候其實也想一想曾經的李文亮醫生，實際上在對於具有探索精神的人不論是醫生、還是科學家、還是工人、農民或者教師等的處理上，應該越發慎重。當前疫情肆虐，對抗疫情就是最大的工作和任務，一切中心重心都應該向這裡靠攏，遺憾的是武漢兩個醫生的處理則替代了廣大醫務工作者在前線的犧牲與汗水，搶了鏡頭，讓戰鬥消失了光環，這是極其不應該的，當前應該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在即將勝利的戰鬥中，這些爭議放一放再處理又能如何呢？事實已經發生了，那又何必在這一段時間非要辨別清楚呢？
個人觀點，不做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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