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十月革命後俄國面臨著突出的“文化貧困”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建設，危及社會主義的前途。這些問題可以分為工具性的文化問題和意識形態性的文化問題。前者是最迫切的，但是相對容易解決；後者則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的特點，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列寧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分析了俄國當時存在的文化問題，對擺脫社會主義“文化貧困”進行了理論探索，並提出了許多實際措施，其思考集中體現在他最後口述的書信和文章(即“政治遺囑”)中。回顧這些思考，有助於我們在新時代增強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強，築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之基。
十月革命後，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入開展，各種問題因舊文化的影響不斷產生，列寧對文化問題的認識也在逐步加深。無論是建設新的蘇維埃政權，還是實行新經濟政策，都需要有新的社會主義文化與之相適應。然而，當時的俄國卻面臨著嚴重的“文化貧困”。因此，晚年的列甯越來越多地把關注焦點放在瞭如何擺脫社會主義“文化貧困”的問題上，其思考集中體現在他最後口述的書信和文章(即“政治遺囑”)中。
一、文化貧困不是社會主義
十月革命勝利後，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都對布爾什維克進行攻擊，認為俄國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文化前提，斷定“在一個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裡推行社會主義是冒失行為”。對此，列寧是這樣回答的：“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列寧的這句話包含兩層意思：一方面，列寧認為政治和社會變革可以成為文化變革的先導，社會進步不必拘泥於“一切書呆子的理論”的機械規定；另一方面，列寧也承認俄國要想建設社會主義的確需要文化水平上的提升。沒有文化革命，俄國就不可能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層意思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了。
然而，俄國當時面臨的卻是極端落後的文化狀況。1922年，俄國國民教育統計處公佈了1920年的國民識字狀況：每1000個男子中只有409人識字，每1000個婦女中只有244人識字，每1000人口中只有319人識字。列寧感慨道：“這說明我們還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達到西歐一個普通文明國家的水平。”與此同時，廣大的農村“到處都是宗法制度、奧勃洛摩夫精神和半野蠻狀態佔優勢”，而人數眾多的小資產階級使整個社會瀰漫著小私有者的氣氛，自私算計、看重個人利益的風氣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建設。
國家機關和布爾什維克黨內也存在文化貧困的狀況。雖然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但俄國並沒有與此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文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黨員普遍缺乏管理知識和本領，以至於“在革命三年以後的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為了購買罐頭竟要進行兩次調查……要政治局發指令”。更為嚴重的是，俄國國家機關的情況非常可悲，表面上看換了樣子，其實只是“資產階級和沙皇制度的大雜燴”。“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建立還不很久，卻已積了這樣一堆形形色色的渣滓……官僚不僅在蘇維埃機關裡有，而且在黨的機關裡也有。”
知恥而後勇。列寧在為黨的十一大起草的政治報告提綱中明確提出：“‘當前的關鍵’（鏈條的環節）=提出的任務之大不僅與物質貧困，而且與文化貧困之間的脫節。”到了晚年，文化問題在列寧的頭腦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以至於他甚至用“文化主義”來表達自己的強烈呼籲和深切憂思。“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這種根本的改變表現在：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國際關係撇開不談，只就國內經濟關係來說，那麼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在於文化主義。” “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證我們有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問題‘只’在於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文化力量。”這既是出於對俄國落後的文化現狀的深刻認識，也表明列寧對社會主義建設中政治、經濟和文化三者的關係做了新的系統思考，將文化變革放到了極端重要的位置上。
然而，文化的變革是異常複雜的。當時俄國主要存在的文化問題可以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工具性的文化問題，包括識字率低、不懂計算、文盲多、缺乏管理知識和本領等；第二類是意識形態性的文化問題，包括自私算計、小農思想、沙文主義、舊機關作風和官僚主義等。工具性的文化作為相對客觀的知識和技術因素在社會中發揮作用，而意識形態性的文化作為相對主觀的觀念、意識和心理因素，則更多地與社會發展的性質和方向相聯繫。前者的提高是最迫切的，但是相對容易；後者的提高則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任務艱鉅，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工具性的文化問題的解決是意識形態性的文化問題得以解決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知識水平、技術水平的提高並不必然帶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鞏固，也並不會自動造就社會主義新人，蘇聯後來的蛻變以至亡黨亡國正說明了這一點。
二、文盲的國家建不成共產主義社會
基於對文化問題的深刻認識和敏銳把握，列寧認為必須在俄國進行一場文化革命，而提高識字水平、減少文盲是開展文化革命首先要解決的基礎性問題。沒有這一點，其他事情也就無從談起。“文盲是處在政治之外的，必須先教他們識字。不識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識字只能有流言蜚語、謊話偏見，而沒有政治。”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蘇維埃俄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人民委員會頒佈掃盲法令，充分發動群眾的力量來參與掃盲工作。為了鼓勵工人參加學習，蘇維埃規定工人在學習期間每日工作可減少兩小時用於學習，工資照付；在軍工企業工作的人在工作結束之後學習兩小時，發給原工資1.5倍的額外工資。1923年8月，國家決定建立掃除文盲的固定學校網，設立了17600個掃盲站和5800所半文盲學校。到1925年，全國9歲以上識字人口的比例由1920年的31.9%上升到51.1%，工人中的文盲基本掃除。
在解決識字問題之後，還必須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使人民能夠通過讀書看報增長見識。在列寧看來，相較於創造“高深的”無產階級文化，群眾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無疑應該是當時的工作重點。只有全體人民而不是少部分人的文化水平提高到新的階段，社會主義才能有廣泛而堅實的文化基礎。因此，列寧主張把發展群眾文化放在文化革命的中心地位。
列寧非常重視報紙、書籍、宣傳冊、通俗講座等的普及工作。他說：“必須使每個人能夠實際運用他的讀寫本領，必須使他有東西可讀，有報紙和宣傳小冊子可看。”有了可供閱讀的材料還不夠，還必須合理分配這些書刊，真正惠及人民。“現在人們讀到的還不及一半，其餘的都在辦公室裡派了用場，到達人民手裡的恐怕還不到四分之一。”斯捷潘諾夫受列寧委託寫了一本關於電氣化的書，為此列寧親自寫序向大家推薦，認為一定要使每個縣圖書館、鄉圖書館和發電站都有這本書，要舉辦關於電力、電氣化以及一般技術的大眾通俗講座，還要讓學校裡的每一位教師都閱讀、領會這本書並簡單明瞭地向學生和農民青年講述。列寧還建議發徵稿啟事，爭取寫出關於組織勞動的教科書，甚至主張派人到德國或英國去搜集相關的圖書。
在群眾文化的普及過程中，教育經費和教師是兩個基礎性的關鍵因素。沒有充足的教育經費投入，沒有一大批全心全意投身教育事業的優秀教師，提高人民整體文化水平的計劃只能是空中樓閣。因此，列寧對國家預算提出了激烈批評，主張削減其他部門的經費，用於教育人民委員部，使國家預算優先滿足初級國民教育的需要。列寧不但關心提高教師的物質保障水平，而且把提高教師地位的問題放在了極端重要的位置上。“應當把我國國民教師的地位提到在資產階級社會里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 “不做到這一點，就談不上任何文化，既談不上無產階級文化，甚至也談不上資產階級文化。”
掃除文盲、普及科學文化知識固然重要，但是意識形態性的文化問題才是更深層次和更根本的問題，也是更難解決的問題。列寧說：“文盲固然應當掃除，但僅僅識字還不夠，還要有能教人們同拖拉作風和貪汙受賄行為作鬥爭的文化素養。”對於合作社問題，列寧認為，要使人人懂得參加合作社的一切好處，僅有識字是不夠的，更關鍵的是與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無論是想讓農民跳出小農意識的侷限積極參加合作社，或是想讓無產階級尤其是共產黨員自覺意識到官僚主義問題的嚴重性並與之鬥爭，抑或是想讓人們積極參與權力監督和國家管理，這些問題的解決和知識水平、技術水平都沒有必然聯繫。“最難攻破的堡壘是人的頭腦！”意識形態性的問題不可能靠工具性的變革來解決。那麼，列寧對解決嚴重的意識形態性的文化問題又做了哪些思考和探索呢？
三、只有緊緊抓住文化領導權，才能鞏固社會主義
經過深入思考，列寧提出了一個對於社會主義來說具有全局性意義的重大問題：作為舊政權的征服者，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政權是否有反過來被舊文化征服的危險呢？列寧認為，從外在形式上看是共產黨員在領導一堆官僚主義的龐然大物，然而實際上“不是他們在領導，而是他們被領導”
當時的俄國同時面臨著資產階級文化和官僚或農奴制文化無處不在的影響和侵蝕，而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萌芽還非常稚嫩。要想不受“別人的文化”支配，那就必須進行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使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員從頭腦上站起來。相較於轟轟烈烈、震撼世界的偉大的政治變革來說，文化變革看起來好像可以稱為“小事情”。然而，如果社會主義的政治變革只是在形式上改變了坐在前排的人，而官僚主義思想依然纏繞著掌權者；如果社會主義的政治變革只是在少部分人中得到了理解，廣大群眾(尤其是占人口多數的農民)依然停留在冷漠和自私當中，那麼這樣的變革註定只是表面的一紙宣言。無產階級掌握生產資料和國家政權只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文化上的革命，那麼社會主義是不可能鞏固的。只有緊緊抓住文化領導權，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導權，才能使社會發展保持在社會主義的軌道上，避免“征服者被征服”的悲劇。
在所有意識形態性的文化問題當中，列寧晚年關注最多、擔心最大的就是官僚主義在黨和國家中的復活。“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列寧在多個場合用辛辣的語言批評了官僚主義作風的各種表現。官僚主義的第一種表現是沉浸在無窮無盡的會議中卻不幹實事。有一次，列寧提到他讀的一首詩，這首詩尖刻地嘲笑和挖苦了那些老是不斷開會的共產黨員。“在政治方面，我敢擔保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確實處於大家沒完沒了地開會、成立委員會、制定計劃的狀態之中，應當說，這是很愚蠢的。”官僚主義的第二種表現是機關人員臃腫，許多人鑽在公文堆裡消極怠工。“英勇肯幹的人可能只有幾十個，而待著怠工或半怠工，鑽在公文堆裡的人卻有幾百個，這種力量對比往往使我們生氣勃勃的事業斷送在文牘的汪洋大海里。”官僚主義的第三種也是最致命的一種表現是關心技術問題多過政治問題。官僚主義的一大特點就是考慮問題從自身出發，從部門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基層的真實需要和群眾的切身利益出發。前者是從“技術”角度考慮，而後者則是從“政治”角度出發——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政治就是民生。官員們在繁瑣的事務性工作中忙得不亦樂乎，卻忘記了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為人民服務”。相比於促進國民識字這樣的政治問題，官員們更關心設置出版機構這類技術問題。可是，如果沒有更多有閱讀能力的人，出版機構再多又有什麼用呢？列寧嚴厲地批評了國家出版總局和職業教育總局的機構冗餘，認為這些從部門利益考慮而膨脹起來的“半貴族老爺式的玩意兒”並不適應國民教育的需要。更為嚴重的是，不僅一般人員關心技術問題多過政治問題，就連黨的高層也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官僚主義的習氣。托洛茨基和皮達可夫熱衷於行政事務和行政手段，作為總書記的斯大林則作風粗暴，列寧擔心他不能謹慎地使用自己的權力。
由於文化落後，蘇維埃從“通過勞動者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變成了官員“為勞動者實行管理”的機關，這大大限制了民主制度的作用，使官僚主義這個“最可惡的敵人”得以復活。如果不從文化上改變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舊思想觀念，加強群眾監督，官僚主義就會不斷侵蝕社會主義的機體。從形式上打碎舊的國家機器比較容易，從文化上打碎它則需要以高度的自覺付出長期的努力。
為了“改造我們原封不動地從舊時代接收過來的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克服官僚主義，列寧把希望寄託在加強群眾監督和群眾參與國家管理上，具體來說就是改組工農檢查院，改變中央委員會的人員結構。工農檢查院原本是為了監督國家機關的工作、同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作鬥爭而設立的，結果它自身也變成了一個官僚主義機關。為此，列寧認為必須進行改組，把它建成一個示範機關。列寧建議將工農檢查院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工作相結合，同時從工人和農民中選出75—100名中央監察委員。改組後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屬於平行機構，獨立開展工作。每次政治局會議必須有一定人數的中央監察委員出席，他們應該不顧情面，不讓任何領導的威信來妨礙他們進行檢查、質詢和監督，以使各項事務嚴格按照規定辦理。同時，列寧建議吸收50—100個工人和農民參加中央委員會，通過工農中的優秀分子使中央委員會同廣大的群眾真正聯繫起來，以改善黨和國家機關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糟糕狀況。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不容易。改組後的制度固然有利於工農群眾發揮作用，但關鍵是群眾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舊文化的影響，他們不可能一夜之間成為新人。“工人和舊社會之間從來沒有一道萬里長城。工人同樣保留著許多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心理。工人在建設新社會，但他還沒有變成新人，沒有清除掉舊世界的汙泥，他還站在這種沒膝的汙泥裡面。”因此，列寧一方面強調要注意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工農的社會地位，認為他們應當主要來自普通的工人和沒有成為剝削者的農民，因為他們更少受舊有傳統和成見的影響。另一方面，他認為群眾也需要進行教育、改造和提升。新社會里，“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舊口號依然有市場，不少人依然存在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理，一心想著為自己的私利而奮鬥，甚至不惜犧牲他人的利益。對此，應當進行思想文化教育，“反對利己主義者和小私有者，反對‘我賺我的錢，其他一切都與我無關’的心理和習慣”，讓他們意識到社會主義是解放自己的根本途徑。同時，要讓千百萬群眾通過切身經驗學會管理國家和管理生產，打破對於官僚和國家機器的崇拜，實現真正的群眾參與和群眾監督，這樣才能排除社會主義事業蛻變和後退的可能。
此外，提高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也是需要重點解決的一個文化問題。在一個農民佔多數的國家裡，沒有農民的支持，就沒有鞏固的工農聯盟，也就沒有蘇維埃政權的穩定；沒有農民思想覺悟的提高，社會主義也不可能有牢固的根基。列寧把農民問題提高到決定共和國命運的高度。“我們共和國的命運歸根到底將取決於農民群眾是和工人階級一道走，忠實於和工人階級的聯盟呢，還是讓‘耐普曼’即新資產階級把他們和工人拆開，使他們和工人分裂。”列寧希望通過合作化來加強黨對農民的領導，鞏固黨在農村的根基。但是，“沒有一場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那麼，依靠什麼力量在農村進行文化革命呢？列寧的思路是城市工人支援農村，讓工人真正在農村中傳播社會主義文化。列寧建議在工廠中組織一批以幫助農村發展文化為宗旨的團體，並給每一個農村支部分配一個城市工人支部，通過富有自覺性、計劃性和系統性的工作，滿足農村的各種文化需求。“對於下農村這類措施，不要捨不得花錢”，因為“這是城鄉關係的一個基本政治問題，對於我們的整個革命有決定的意義”。這一舉措不僅能起到教育農民、提高農民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的作用，而且能加強城鄉聯繫，鞏固工農聯盟，從而真正實現黨對農村的領導。
四、“文化戰”註定是一場持久戰
任何一種社會形態都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有機統一體。社會主義要超越資本主義，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開展文化革命，擺脫文化貧困，改造舊文化，創造新文化，從而掌握文化領導權，創造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培養一批又一批的社會主義新人。
然而，新文化是不可能自動產生的。文化的發展對於經濟和政治來說具有相對獨立性，經濟、政治和文化之間不存在機械的、線性的因果關係。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並不必然帶來社會主義思想覺悟，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也不必然帶來高度的民主意識和群眾自我解放的主動性。由於文化發展具有繼承性、長期性和複雜性，加上舊社會中勞動者在文化上處於被壓迫地位，新的文化因素極其有限，所以社會主義的“文化戰”註定是一場持久戰。“在危機尖銳化時期，幾個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在戰爭中，幾個月就可以取得勝利，但是在文化方面，要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從問題的性質看，這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我們應該使自己適應這個較長的時期，據此規劃我們的工作，發揚堅韌不拔、不屈不撓、始終如一的精神。”
首先，無產階級要克服舊文化的巨大慣性。無產階級在革命後繼承的是一整套資產階級的文化體系，包括文藝體系、教育體系等；同時，由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處於被壓迫地位，缺少發展文化的條件，因此，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資本主義文化及其他舊文化仍將佔據優勢地位，無產階級有被舊文化腐蝕變質的危險。“革命爆發的時候，情形並不像一個人死的時候那樣，只要把屍體抬出去就完事了。舊社會滅亡的時候，它的屍體是不能裝進棺材、埋入墳墓的。它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並且毒害我們。”如果不對這個問題有清醒的認識，不在新舊文化體系的鬥爭中努力爭取掌握領導權，尤其是意識形態領導權，那麼新政權是不可能穩固的。以教育領域為例，列寧對俄國1922年的教育狀況是這樣描述的：“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幾乎有五年了，但舊的資產階級學者還在無產階級的國立學校和大學裡用舊的資產階級破爛教育（確切些說，腐蝕）青年，這是一種恥辱。”照這種情況發展下去，怎麼可能在新的一代中培育社會主義新文化、造就社會主義新人呢？這一方面說明無產階級對教育變革的重視還不夠，另一方面也說明了舊文化的強大慣性。要使教育真正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就必須在指導思想、教育制度、教學方法、教材和教師等各個方面做出整體性的改變，這不僅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而且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舊文化的巨大慣性還隱藏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和行為習慣當中，而恰恰是這些看似微小、習以為常的東西最難破除。“在社會關係、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所有領域中，我們是‘極端’革命的。但在尊敬上司，遵守辦文的形式和禮節上，我們的‘革命性’往往被最腐敗的因循守舊的習氣取而代之了。在這裡常常可以看到一種極其有趣的現象：在社會生活中，最大的躍進和對極小的變革令人吃驚的畏怯兩者兼而有之。” “過去的東西雖已被打翻，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退到早已成為陳跡的舊文化的階段去。”打翻的只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而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舊文化並沒有被消滅。如果不加以警惕，舊文化就可能反過來影響社會結構，甚至導致向舊社會的蛻變。因此，“我們的任務是要戰勝資本家的一切反抗，不僅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的反抗”。
其次，速戰速決在文化問題上是行不通的。當時俄國存在一個文化派別，他們全盤否定過去的文化遺產，在實踐上排斥一切舊的文化，希望發展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文化，因此被稱作“無產階級文化派”。列寧尖銳地批評了他們不切實際的幻想，諷刺地說：“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無產階級文化派用熱情代替理智，無視俄國文化基礎差和農民佔多數的現實，他們的希望註定只能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列寧強調一定要正視俄國文化貧困的現實，認為在開始的時候能夠拋掉官僚或農奴制的文化，具有真正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就夠了。“在文化問題上，急躁冒進是最有害的。”同時，列寧認為，不能割斷歷史，新文化的大廈必須建立在利用和改造舊文化材料的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正是因為吸收和改造了人類思想文化史中的一切優秀成果才獲得了世界歷史性的意義。對於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來說，同樣只能利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全部知識、機關、人力和物力來建設社會主義。
非但如此，一味追求所謂的“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文化還會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傷害。列寧在談到通過工人幫助農民提高文化水平時說：“決不能把這話理解為我們應當馬上把純粹的和狹義的共產主義思想帶到農村去。在我們農村中奠定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之前，這樣做對於共產主義可以說是有害的，可以說是致命的。”文化的改造需要與物質生產基礎的改造協調進行，平衡發展，在小生產還廣泛存在的情況下妄圖向全社會推行純而又純的無產階級文化，註定是有害無益的。
“無產階級鬥爭的任務，並沒有因為推翻了沙皇、趕走了地主和資本家而宣告結束。”奪取政權只是消滅剝削、消滅階級這項偉大事業的萬里長征第一步。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都只不過是兩種不同的剝削制度之間的變革。而建設社會主義意味著要實現從私有到公有、從有剝削到無剝削的巨大轉變，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大變革。社會主義要通過無產階級專政使舊的剝削階級不能捲土重來，必然要求在文化鬥爭中取得勝利。與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相比，文化的變革，尤其是價值觀、道德觀念和社會習慣等意識形態性的文化的變革是更深層次的、也是更困難的變革。
新的文化意味著新的道德、新的價值觀、新的文藝和新的教育，意味著新的人際關係、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行為習慣，意味著積極代替消極、主動代替被動、自覺代替紀律，意味著所有人開始把實現共產主義理解為自己的事業。社會主義文化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口號、標語和文字上，它必須深入人們的日常意識和生活當中，必須紮根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只有每個人將其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社會主義文化才會擁有不可戰勝的力量，社會主義事業才能獲得鞏固和發展的無窮動力。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過程。
新時代的中國正處在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面對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如何加強人民監督，消除侵蝕黨的健康肌體的文化病毒，使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贏得人民衷心擁護？面對複雜的意識形態鬥爭和人民群眾日益多元化的價值取向，如何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使全體人民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這些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文化難題。回顧列寧晚年關於擺脫社會主義“文化貧困”的思考和探索，有助於我們增強文化自覺，走向文化自強，築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之基。
參考文獻：
[1]王東：《改革之路的真正源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
[2]黃力之：《從俄羅斯到中國：後馬克思時代的社會主義文化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3]馬龍閃：《蘇聯劇變的文化透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4]韋定廣：《後革命時代的文化主題：列寧文化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作者：張英琇，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李健，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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