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統治者承襲了隋朝傳下來的人才選拔制度，並做了進一步的完善。由此，科舉制度逐漸完備起來。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是完善科舉制的關鍵人物。在唐朝，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而且唐時還產生了武舉，為國防選取人才打下了基礎。

科舉制度的確立發展，讓士大夫階層打破世家大族的特權壟斷，新興的知識分子積極入仕提高官員素質與行政效率，保證了政府行政人員的來源，擴大了統治基礎；促進了社會穩定，有利於社會公平公正，有利於重學風氣的形成。使儒學成為統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隊伍壯大，士大夫階層推動了社會的發展，讓階層流動變為可能，窮人通過科舉入仕改變命運，商人通過科舉入仕獲得權力，他們都屬於士大夫階層積極的一面。

而士大夫權力過大又會導致國家發展不平衡與貪汙腐敗。唐朝是個輝煌強大、盛極一時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體是武人治國，最終被瓜分，形成了以軍閥為核心的五代相繼、十國割據局面。某種意義上說，唐之後的北宋又是以文仕治國導致國防力量薄弱而被滅國。

因此，唐跟宋都屬於不合理利用士大夫治國而導致滅國。

跟唐不同的是趙匡胤也沒有忽略開科取士這一揀選精英的手段，並在保留唐代科舉框架的基礎上，增加了“殿試”這一最關鍵的環節。入宋後新增的殿試，一方面體現了皇帝對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視，另一方面也將人才選撥的終審權收歸到皇帝手中。

士大夫的精神內涵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這句話，成為我國古代士族乃至人民的傳統信條，它反映了因為知音難得，人們為了報答知己，萬死不辭的精神。尤其是知識分子，一方面是潔身自好，“鳳非梧桐不棲”；一方面是士為知己者死，如諸葛亮為了報答劉備的“三顧”之恩，輔佐後主，鞠躬盡瘁，成為古代知識分子嚮往、傾慕的典範。

不為五斗米折折顏——陶淵明孤傲高潔的精神世界。作為身處晉末亂世的隱士，陶淵明晚年常與廬山中的釋道交往，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但他們之間在思想上卻未必志同道合。仔細研讀過陶詩和了解詩人生平的人，都知道陶淵明是個外表恬淡靜穆，而內心熱情濟世的無神論者。他少年時曾胸懷大志，接受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業。但在出仕了一個時期以後，現實使他感到失望，他不願與當政的人同流合汙，便選擇了一條退隱歸耕的道路。陶淵明是士族中的另類，當他對於國家失望的時候，他便選擇了另一條路，寧願碌碌無為也不同流合汙。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詩仙李白對待國家與政治的矛盾內心。盛唐國力強盛，士人多渴望建功立業。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功業自許，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實現“談笑安黎元”、“終與安社稷”的理想。對於那些靠著門第蔭封而享高官厚祿的權豪勢要，他投以強烈的鄙視，表現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視封建等級制度，不願阿諛奉迎，也不屑於與俗沉浮。現實的黑暗使他理想幻滅，封建禮教等級制度的束縛使他窒息，他渴望個性的自由和解放，於是採取狂放不羈的生活態度來掙脫桎梏、爭取自由。作為一個想對國家出力的士，他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庸俗卑恭的一面。

寒門梟傑——朱元璋的崛起。雖然朱元璋出身農民，又是文盲

但是他在起義中過人的表現與自身素質令他一路高升，直至做了明朝開國皇帝。身在亂世，朱元璋知道如何才能從困苦的底層掙脫出來，他雖無才，但是他作為另類的‘’士"。也實現了從底層到皇帝的事實。

士大夫對於當代中國的意義

當代中國社會民眾普遍精神缺失，特別是精英階層，急需一種精神力量進行補給和塑造。這種精神就是“士大夫精神”。它的核心是“士志於道”，堅守道德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承擔社會責任。它的內涵包括率性自由，實現人格獨立與自尊;聖賢氣象，既執著又灑脫;聖賢兼豪傑，既追求理想又關懷現實。

當前中國，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從農村走出來，從城市的最底層出發，靠自身的不懈努力、學習和拼搏，而進入到一個更高的階層或精英階層的。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人和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是一樣的。

“士大夫”作為一個階層已經不存在了，也不可能存在了，但“士大夫精神”卻綿延至今，並有望成為中國社會文化再上臺階的支柱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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