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20世紀傑出的“碑學”書法代表，郭沫若雖然沒有入圍10大書法家，根本原因是，同樣以碑學書法聞名的康有為（1858年——1927年）先生有幸入選，鑑於每種書體只選取一人的原則，因此，郭沫若被排除在外。但“現代文學六大家”的評選並沒有遺忘他。
毫不誇張地說，郭沫若是上世紀水平最高、影響最大的“牌匾王”，經他之手題寫的牌匾數不勝數，從質量來看，都屬於上乘，直到現在，這些牌匾依然懸掛在這些著名場所，供人瞻仰，並深受大眾喜愛。
從故宮博物院、中國書店、慶雲堂、榮寶齋、中國銀行，再到內聯升、和尚紀念碑、太湖佳絕處、華佗紀念館、武侯祠、瀋陽故宮，等等，哪一個不是響噹噹的名勝場所或百年老店。
在書法素養上，郭沫若是善於融會貫通和博採眾長的智者，他首先從唐楷裡（主要為顏體和柳體）吸收營養，打好書法的根基，然後又逆流而上，一步步追尋書法的根源。
在追逐到漢隸和魏碑時，他停下來，以極大熱情開始對這些書體進行拆解和消化，最終打通了通往書法廟堂之氣的大門，因此，他給自己的書法糅合出樸拙、厚重、莊嚴的特徵。
但他並沒有停留在這一書法美學裡止步不前，他的探索精神讓他發現了打散和融合的樂趣。他打散了漢隸魏碑的靜，融合了行書和草書的動，把靜態書法跟動態書法結合起來，形成一種動中有靜，開合有度，剛柔並濟的書寫形態，最終完成了對“郭體”的塑造，成為一代典範。
他的許多題字，就是對“郭體”的完美詮釋。
實際上，當年題寫“黃帝陵”三字時，出現了一些小插曲。
作為炎黃子孫最重要的一個遺存，黃帝陵超過了5000年曆史，對中華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歷朝歷代都有文豪和名流給此處題過字。到近代，黃帝陵使用的是蔣中正的題字。新中國成立後，萬象更新，當然要使用能展現新中國風貌的題字。
1958年春季，黃陵縣人民委員會託人找到毛主席，請求毛主席為黃帝陵題字，然而，毛主席因為在抗戰時期曾為黃帝陵撰寫過《祭黃帝陵文》一文，又由於郭沫若此時已經成為聞名全國的文豪，書法盛名十分響亮，因此，毛主席就拒絕了這個請求，處於讓賢的考慮，就推薦郭沫若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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