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恩斯會怎麼做》一書中，列舉了一些傳統主流經濟學失靈而行為經濟學卻非常管用的案例。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提出者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
比如，關於如何解決鄰里糾紛。
如果你的鄰居是一個瘋狂的音樂愛好者，在凌晨仍然大音量放著音樂，吵了你的睡眠，此時你應該怎麼做呢？按照科斯定律的觀點：如果法律規定你享有安靜睡眠的權利，你完全可以起訴至法庭，讓鄰居要麼停止半夜放音樂，要麼讓鄰居為其半夜放音樂每晚付你五十美元的補償；而如果法律規定你鄰居享有隨時大聲放音樂的權利，則你要麼忍受噪聲，要麼給鄰居五十美元，換來他不要半夜放音樂從而你能很好睡眠的權利。總之，按科斯定律的觀點，只要初始權利被有效界定，總能找到解決鄰里糾紛的辦法。
但是，即使各國法律基本都規定居民區下半夜不得製造噪聲汙染，你真能按科斯定律所暗示的那樣，去起訴你的鄰居，強制要求他要麼放棄、要麼補償嗎？其結果，不僅打官司過程特別麻煩，而且鄰居也沒的做，更別想著關鍵時刻“遠親不如近鄰”。
剪紙《遠親不如近鄰》
相比較而言，此時行為經濟學家提供的解決方案則更為合適。這一方案是基於奧地利行為經濟學家恩斯特·費爾提出的所謂“互惠性合作”的概念。這一概念認為，人們總是有條件合作的。如果有人予我以善意，我們傾向於回報以善意；如果有人幫助了我們，我們將把回饋作為義務。基於這一想法,我們正確的辦法不是去與鄰居發起一場爭吵或訴訟，而是友好協商。比如，某天晚上，你可以敲開鄰居的門，真誠地讚美他的音樂品位高，真誠地表達與他為鄰是件幸運的事。然後友善提醒，因為自己睡眠很淺，如果半夜時分把音量調低些，那將會更好。為此，你敲對方門時甚至可以帶個小果籃之類。這些善意的辭以及一個小果籃並不值多少錢，卻換來安靜的睡眠以及鄰居同樣善意的回饋。
行為經濟學還主張，一定要把社會長期交往形成的規範，考慮進經濟主體的行為。
以是否應該隨手關燈這件小事為例。
人一旦離開，是否應該隨手把燈關掉？
經濟學家算了一筆賬。假設電費是十五美分每千瓦時，我使用一個二十瓦的燈泡。如果我讓這盞燈開啟十小時，它耗電二百瓦時的能源，總成本為三美分。把燈關掉，一小時能為我節省不到一分錢。假設我要出去玩兩小時，在出門前，停下來，先思考一下是否把燈都隨手關了，然後返回到每間屋子檢查，果然發現共六盞燈亮著，然後都關掉，共花了五分鐘。關掉六盞二十瓦的燈，兩小時可以節省一百二十瓦時，摺合一點八美分。但這錢是否值得耗費我五分鐘的時間？除非我的小時工資低至每小時二十二美分。況且，人走後把燈開著，還有利於家裡安全，也方便晚上回來時進家門。這樣一算計，傳統主流經濟學家如貝克爾（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傑出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之一）之類，的確從來反對“隨手關燈”一說，甚至私底下稱之為“窮人的習慣”。
但行為經濟學家不這樣認為。他們注意到，如果賬目真算得如此明瞭，為何家庭成員還常為是否隨手關燈這樣的小事而發生爭吵呢？這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關燈不僅僅是錢的問題，更是關係到你是否關注他人的願望，以及通過諸如關燈這樣的小事來表達我們對他人的在意”。“隨手關燈”是在戰後的緊縮歲月成長起來的那代人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並且這一習慣已經由一代代人傳下來，幾乎成為習俗。
我們選擇“隨手關燈”，不是為了節約錢，也不是電力供應不夠，而更多是我們需要在自我選擇時尊重上代人的偏好。
如果你為了關不關燈去與父母算上面那筆賬，你破壞的是家庭裡的和諧。 把“尊嚴、公平、信任和賞識”這樣的非功利性考慮，整合進傳統經濟學關於個人偏好這一概念，又是行為經濟學一個突出的貢獻。
下文提到的《怪誕經濟學》在國內被譯作《超級魔鬼經濟學》
暢銷書《怪誕經濟學》作者之一的斯蒂芬·J.杜布納，曾經是傳統主流經濟學“鐵粉”，認為錢是世界上唯一的有效激勵方式。按此邏輯，他曾認為空姐應該得到和出租車司機以及賓館服務員一樣多的小費。在一次飛行中，他試圖給空姐小費。然而當他把錢遞給對方時，這位空姐很憤怒，不僅拒絕小費而且還反駁道：“你看錯人了！”從此，他再也沒試過這樣的事。
因此，行為經濟學家艾瑞里說，錢只是人們做出選擇的諸多因素中的一個。特別對企業管理者來說，要知道，員工們會覺得現金獎勵本質上是“賄賂”，只是讓他們去做他們本應該做的事。一些研究表明，獲得獎金的員工可能一開始工作很努力，但這種效果很快就消失了。決定員工努力的動機有很多，與其說是實際工資或工作類型，不如說是員工是否感到受到公平對待，是否感到被尊重與被信任。如果管理者對員工具有同理心和體貼，給予員工更高程度的信任與尊重，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是組織的一部分，這能夠有效提高員工的內在動力和績效，而財務激勵可能無法實現這一點。
總體上看，行為經濟學大量吸納了社會學尤其是心理學一些研究成果，通過研究心理和社會環境對經濟決策的影響，行為經濟學已經建立起一個新框架，能夠有效解釋一些傳統主流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問題。但也正因此，行為經濟學與其他社會學的邊界已變得十分模糊。這反過來又對主流經濟學學科的獨立性提出了挑戰，並且也被不少經濟學大家所詬病。所以，未來經濟學發展將何去何從，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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