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假期之前，大陆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大陆官方于1月23日凌晨突然宣布武汉封城，导致诸多在武汉经商的台湾民众因而困在武汉，迄今近50天仍无法返台。
事件发生之初，民进党当局及网路舆论纷纷抨击大陆蛮横、“绑架台商”，要求台湾尽速自武汉“撤侨”。大陆则经过调查后，确认约有1000多人希望返台，乃同意依据两岸原已谈妥的“春节包机”架构，由大陆东方航空将相关台商及眷属送回台湾。
遗憾的是，在第1架包机载送247名台商及眷属返台之后，岛内舆论丕变，反过来批判大陆“包藏祸心”、“木马屠城”、“载送病毒来台”，并且质疑名单不公，亟需医疗照护之血友病童及其母亲未搭上首班包机返台等等。就在纷纷扰扰中，原本规划中的后续包机都遭到无限期延宕，台湾网友关切甚殷的血友病童也因此持续滞留武汉，无法返台就医，直到2月24日，才另转由成都搭机返台。
然而，从1月23日迄今，据统计仍有约1200名台商滞留在武汉无法返台，民进党当局不但消极协商，甚至下令民航部门及境管单位对相关台商进行“注记”，禁止这些民众自行返台，只准许搭乘民进党当局允许的包机返台。
有“立委”看不下去，质疑民进党当局注记于法无据。相对于此，以“人权至上”自豪的民进党当局及侧翼人士则宣称“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条例”（下称“新冠肺炎特别条例”）第7条：“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就是“法令”依据。
笔者必须严肃地说，此一说法，显示了民进党当局的“宪法”常识严重不足。“大法官释字”第558号解释明确保障台湾民众旅行、返台之权利，“大法官释字”第690号解释也强调公权力对于人民身体自由之限制，“法定”要件必须具备可预见性（“非受法律规范之人民所不能预见，亦可凭社会通念加以判断，并得经司法审查予以确认”），方属合“宪”。
大法官并强调，即使是“强制隔离”措施，也应该由主管机关“参酌世界卫生组织（WHO）之意见而为符合比例原则之决定”，且主管机关为相关处分时，“亦应依‘行政程序法’及其他法律所规定之相关程序而为之”，以保障民众行政救济之权利。
换言之，所谓“防疫的必要处置”，并非赐予民进党当局一把以防疫之名，藐视“宪法”与人权之尚方宝剑，民进党当局的行为仍受到“宪法”及法律的规范。
进一步观察“新冠肺炎特别条例”第7条，该条只空泛授权民进党当局“得实施必要之应变处置或措施”，对于处置或措施的种类、强度、发动要件等规范，一概付之阙如，这明显地违反了法律明确性，根本不得作为限制民众基本权利的法律依据。
同样是滞留海外的台湾民众，钻石公主号上的民众已经安然返台，前往以色列旅游的11位台湾民众因为团员中1人出现呼吸道症状，也已经集体返台。相对于此，滞留武汉的台湾民众目前没有任何症状，却迟迟无法返台，这与其说是“防疫的必要处置”，不如说是“仇中”的反射动作。
滞留武汉的民众或可考虑向行政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民进党当局之“注记”或确认系属违法，并声请假处分或停止执行。如此，或可在法院介入下，确保渠等返台之权利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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