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嚴復去世以後，晚清社會中始終流傳著這麼一個"故事"，

一、"同堂肄業"說法源起

在1895年，御史陳璧上書請求派遣官員曲查證福州船政情況。在派遣大員前去查看後，給出的評價是這批歸國的海軍留學生素質並不高。國家花費了大價錢供這群學生出去留學，卻給出如此低的評價，無論是誰心裡都不會好手，因此有人對於這種否定式的評價作出反駁：

福州船政學堂

"日本現在執政大臣，多與我第一屆出洋學生同堂肄業，豈中國學生資質盡出人下哉?蓋用之則奮發有為，人人有自靖自獻之思;不用則日就頹落，人人有自暴自棄之心。聞船政學生學成回華後，皆散處無事，飢寒所迫，甘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國聘往辦事，其次亦多在各國領事署及各洋行充當翻譯。我才棄為彼用，我用轉需彼才，揆諸養才、用才之初心，似相剌謬。"

日本內閣執政大臣伊藤博文

這裡以"日本現在執政大臣"為參照，強調船政留學生學成回國後未能人盡其才，為他們的遭遇鳴不平。誠如時人所云，總署折中"日本現在執政大臣，多與我第一屆出洋學生同堂肄業"一語，可能就是嚴復與伊藤"同學"說的雛形。

在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知道，這個"執政大臣"實際上指的就是當時日本的伊藤博文內閣成員，當時內閣成員中大部分人都有出國留學的經歷，但他們大部分人的留學時間，與福州船政學員時間是不一樣的，即便是同一時間在英國留學的井上馨與末松謙澄也跟船政學員不在同一所學校，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同堂肄業"的說法是不可取的。

趕赴英國留學的船政學員

雖然這種說法不可取，但是能有這樣的傳聞也不是空穴來風。在船政學員趕赴英法留學後，日本也向歐美派遣了大量的留學生。在中國船政的首批學院中，是有人跟日本的留學生"同堂肄業"；同時嚴復所留學的英國，也有很多日本的留學在英國其他的學校學習，當時他們的隨從翻譯對這件事有記載，所以很有可能是向國內彙報時出現了紕漏，將信息弄混了，於是就出現了"同堂肄業"一說。

話說回來，對於要將船政學院人盡其才這件事上，還是得到晚清高層的注意，認為此事妥當，於是開始提及在船政學員中選任的事情。但是當時關注嚴復的同時，並沒有把他與伊藤博文聯繫起來，這就說明當時"同堂肄業"一說並沒有引起社會影響。

後來在舉薦嚴復的信中，也只是提到了嚴復的學習成績優異，有留學經驗，品德高尚，絲毫沒有提及伊藤同學。

伊藤博文與李鴻章就朝鮮問題展開談判

後來在伊藤博文與李鴻章就朝鮮問題談判時，伊藤博文在天津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當時嚴復就在田徑的水師學堂任教，伊藤博文從未去看過他。直到三年後伊藤博文再次來到中國，嚴復主辦的報紙《國聞報》對伊藤博文的行程做了跟蹤報道，也絲毫沒有提及嚴復與伊藤博文關係的文字。

時任北洋大臣的榮祿

最具說服力的是在此後時任北洋大臣的榮祿宴請伊藤，當時天津的北洋官員都出席陪坐，其中就有嚴復的親家呂增祥，第二天呂增祥又分別宴請了伊藤和嚴復的好友夏曾佑，但是從未傳出過有關於嚴復的消息。我們便可以知道，嚴復與伊藤"同學"一說，真實性有待商榷。

在戊戌變法以後，梁啟超、榮祿、張之洞等人都跟伊藤有過書信往來，但也沒有人說過嚴復與伊藤同學。以上說了這麼多，都可以說明，在"同堂肄業"這一說法流傳出來以後，不管是在朝堂上還是在民間，都沒有提到嚴復與伊藤同學。

二、嚴復"日本"同學的提出

在嚴復死後，與其私交甚好的王允皙撰寫《侯官嚴先生行狀》，這是一份全面介紹他生平、學術的文章，但是其中也沒有提到嚴復的"日本同學"。

嚴復密友——陳寶琛

在嚴復死後，王允皙撰寫《侯官嚴先生行狀》不久，，嚴復的密友陳寶琛應約撰《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中雲":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臺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君試輒最……君慨夫朝野玩，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翦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這是目前所知最早明確提到嚴復有"日本同學"的文獻資料，而且"皆"字表明，陳寶琛認為嚴復的"日本同學"不止一人。如前所述，嚴復並無"同堂肄業"的"日本同學"，陳寶琛的說法自然是錯誤的。

在墓誌銘中，陳寶琛沒有指明嚴復的日本同學是誰，也沒有說嚴復的日本同學中有日本內閣成員，但他既然提到了，那麼就是另有所指。我們看看墓誌銘中提到的"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翦琉球"這一句話，日本同學可能指的就是徑翦琉球的日本內閣。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是因為與嚴復同時期趕赴英國留學的井上馨很有可能被誤解為嚴復的"日本同學"。而還有一中可能，就是"日本同學"指的不是一個人，而是當時日本的執政者，發動戰爭的天皇，因為在嚴復同時期的英國留學生中有很多日本海軍的留學生。

最近之五十年(1923年出版)民國12年初版大8開

在嚴復去世的兩年後，也就是1921年，申報館邀請了當時的學界名流——蔡元培、胡適等人撰寫《最近之五十年》一書，他們撰寫的文章都對嚴復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也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讀者對朗讀嚴復生平的興趣。但在這本書中，黃炎培撰寫的幾篇文章中僅僅是提到了嚴復的學術貢獻，並沒有提到他的留學經歷，以及與他一起留學的人。

三、嚴復的"日本同學"被具體化

那麼知道嚴復死後，都還沒有人提到嚴復的日本同學，又是誰將這個所謂的"日本同學"具體化的呢？我們來看看在1932年的林耀華學者是怎麼講述嚴復的生平經歷的。林耀華先生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說到："在英與先生同級有日本貴族子弟名伊藤博文者，性頗聰慧，而勤於學，然先生每試輒最，伊不及也。二人各抱救國之志，學畢歸國，伊氏卒以出身貴族，得位以所學致用。而先生則以出身寒微，雖抱經世之綸，終不獲用。"林耀華先生在"伊不及也"一句後加注云":見陳寶琛《嚴君墓誌銘》，內雲':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臺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君試輒最。'"

很明顯，到了林耀華的文章中，有幾個地方被改動了，那就是日本同學的形象被具體化成了伊藤博文。在1932，學界撰寫《現代中國文學史長編》時，其中對於嚴復的生平經歷就是引用了陳寶琛撰寫的《墓誌銘》、嚴復之子的《侯官嚴先生年譜》、侯毅的《籌安盜名記》、《嚴幾道與熊純如書節鈔》四種資料。雖然書中幾乎全部引用了墓誌銘中關於嚴復生平的部分，但是對極少數文字也做了調整，那就是將日本同學具體化為伊藤博文和大隈重熙二人。這一看出，在這一時間段上，這兩部分寫作似乎都不約而同地將嚴復地日本同學具體化。

四、"日本同學"傳聞地廣泛傳播

1、"日本同學"具體化傳聞

1936年，王蘧常寫的《嚴幾道年譜》出版了，這本書綜合了嚴璩、陳寶琛、錢基博三人的說法:"入英吉利格林回次抱士穆德大學院，肄習高等算學、格致、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建築海軍炮堡諸藝術《(嚴譜》)。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陳《墓誌》)，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之倫皆其選(據《現代文學史》)。"

他寫的《嚴幾道年譜》徵引林著《嚴復研究》中的資料很多，而在具體敘述嚴復的"日本同學"時卻徵引錢著《現代中國文學史》，其奧妙即在於:相比於林著，錢著所謂嚴復的"日本同學"又增加了大隈重信。王蘧常著《嚴幾道年譜》是第一本具有廣泛影響的嚴復研究專著，且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其影響非比尋常。此後，嚴復與伊藤"同學"的故事遂廣泛流傳，為社會公眾所接受，也為當時學術界的人所接受。

如蔡冠洛1937年發表的《清代七百名人傳》，基本上襲用了《嚴幾道年譜》的原話":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臺建築諸學。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伊藤博文、大隈重新〔信〕之倫皆其選也。"

楊蔭深1939年發表的《中國文學家列傳》也沿用此說":光緒二年，派赴英國海軍學校，肄戰術及炮臺建築諸學。時，日本亦遣伊藤博文輩留學於英，而複試輒最上第。"陶菊隱先生在其《六君子傳》(1947)和《籌安會"六君子"傳》(1981)兩本專著中指出"，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已盛傳嚴復與伊藤同學。

但是大家仔細去想想，這個說法並不可靠。其一，陶著沒有舉出任何可以證明其觀點的材料;其二，陶菊隱先生出生於1898年，清朝被推翻時還是虛14歲的少年，對清末民初的社會情況並不一定了解得很清楚;其三，到1947年，陳撰《墓誌銘》已公開發表25年，錢基博、王蘧常等人論著也公開發表11～15年，陶先生應參考過這些著作。換言之，他的觀點當間接來自於他人著述，而非親身經驗。

有人判斷:陳寶琛撰寫《墓誌銘》之前，"同學"說已在坊間傳揚甚廣，而且嚴復本人作為嚴、伊"同學"傳聞的"直接受益者"，默認並聽憑這個"不實的謠傳"恣意蔓延，從未否定是說之虛。這個說法明顯就是違背史實，我們之前也說過了，嚴、伊"同學"傳聞恰恰形成於嚴復過世之後，他無從否定生前並不存在的傳聞，更不存在從子虛烏有的傳聞中受益的問題。

2、從傳聞中得到的啟示

嚴復曾批評過國人在評價歷史人物時的極端傾向":吾國之論人也，善則無不善，惡則無不惡，而不知形氣之中，固無此物，莫不二者相參，而率有多寡。"最慘的是，這種為嚴復所反對的極端思維方式有時也被運用到對他的評價上。我們在翻閱這麼多資料以後，才明白所謂嚴、伊"同學"的傳聞，經歷了從官場到學術界、再到社會大眾這樣一個以訛傳訛的過程。

少年時期的嚴復

耐人尋味的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來，不斷有人去打破這種荒謬的傳聞，而這一傳聞仍然牢不可破，且愈傳愈詳細，直至今天還是有人在絡繹不絕的討論這件事，一些不明真相的普通讀者對此津津樂道，甚至還有個別專業的人才為嚴復的仕途扼腕嘆息。

實際上，這一傳聞的長期廣泛傳播，比嚴復仕途受挫本身不知要悲哀多少倍!誠如有的學者所說，這一傳聞將政治上無足輕重的嚴復與東鄰之政府首腦相提並論，表達了社會公眾對嚴復的無比尊敬與讚賞。

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個傳聞同時也隱含了對嚴復的拔高傾向，清晰地折射出國人靈魂深處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與人治思想。這個傳聞的潛臺詞是:只有當官才能為國家作出貢獻，按照學而優則仕的傳統，嚴復回國後如能像伊藤一樣受到重用，定能大有作為。

其實，並非如此。國家盛衰的關鍵在於制度，封建專制政治實為萬惡之源，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禍根也在於此。國家盛衰固然也與任用人才息息相關，但絕不繫於某位特定的人物。平心而論，嚴復雖有超群的學識，但鮮明的個性早已註定其不適合當官。實事求是乃是從事學術研究、教育啟蒙的必要前提，而虛與委蛇、文過飾非，甚至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則為封建時代宦海沉浮的基本技巧，率性直言絕對是大忌。

結語：一般而言，真正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在官場頗難立足，即或勉強立足亦難有所作為。陳撰《墓誌銘》如實記載了嚴復直來直去的言論及其後果":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繯我如老牛耳!聞者弗省，文忠(李鴻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嚴復初蒞北洋時的"激烈"言論，顯然被官場視為"書生氣"、"不成熟"，充分預示了其今後的仕途不可能順暢。

嚴復後來雖有四應科舉的經歷，與某些上層權貴也有交往，但終其一生仕途不暢，反過來進一步證明了他不適合當官。嚴復對此頗有自知之明，對高官厚祿懷抱順其自然的態度，並無志在必得的心理，故不願刻意賄賂買官。相比之下，他更願意在擁有相對優厚薪水的前提下專心譯書。嚴復正因為不適應官場而少了無盡的應酬，才能在傳播西學、興辦教育等方面取得卓著成效，這種結果猶如塞翁失馬，誰說不是國家之幸、個人之福?由此可見，嚴復和其他人一樣，其得失原本相輔相成，非常正常，後人無須為其仕途受挫而惋惜。

從清末官場的實態來看，李鴻章、張之洞等地方實力派的洋務事業都侷限於"中體西用"的框架之下，成就有限。不僅封疆大吏如此，就是皇帝本人也難有作為，光緒帝在百日維新期間甫經裁撤幾個閒散衙門，罷黜幾名守舊大臣，隨即招來慈禧太后的政變。嚴復即或官運亨通、身膺疆寄，甚至領袖軍機，近代中國很可能僅增加一位平庸無為的官僚而已;即或積極進取，其成就也難超過李鴻章、張之洞等人，更不能指望大展宏圖，推行君主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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