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嶺的眷念

我對東嶺的感情，是同對父親的深深眷念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那裡，父親渡過短暫人生最後幾年—也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幾年。在那裡，我也渡過了所謂金色童年的最後階段。那在本世紀初期才剛剛形成的鄉村小街道，那包圍著村落的幾乎是望無際的紅赤土埔，那斷裂的田畝，那散漫的風沙，在我的記憶裡都蒙上一層詩意，一種再也喚不回來的兒時的新奇和欣喜。

紅赤土埔

父親出身於貧苦家庭，是靠祖父祖母節衣縮食栽培成人的。童養媳出身的祖母，把振興家業的全部希望寄託在這文弱的兒子身上，身為油漆匠卻略通中醫的祖父，又一心想把他培養成醫生，救濟世人疾苦。祖父終生從未中斷過義務行醫，他雖然醫術不高，卻以自己濟世的熱忱，特別是以為人的赤誠，影響著父親的品格。

父親在惠安中學堂畢業後，祖母賣了“上頭”時珍藏的金頭梳，送兒子過海到了廈門，進了閩南醫學專門學校。父親在這學校學習五年，以勤奮好學和謙遜溫敦著稱於師友間。畢業後留在廈門同善醫院服務。一個沒有進過醫科大學的農民兒子，五六年後，終於成了一個懂得英、日兩門外語、有豐富臨床實踐經驗的醫生，並由廈門諸同人登報介紹，回到了故鄉惠安。

三十年代，貧苦農民子弟擠進知識界這所謂“上層社會”,用自己的才幹和技術為群眾服務，也並不是很容易的事。父親從廈門回縣後，也曾一度在縣醫院服務，又出任過塗寨衛生分院院長,經營數年，初具規模。其時國民黨更政之日，豈是興業利民之時？塗寨分院倒閉後，父親不願再進公辦醫院，自己開業了“惠濟診療所”,艱苦支撐，左遷右陟，醫療足跡遍及惠東、惠北；臨解放時，窮愁僚倒，身患宿疾，輾轉回村在這貧病交加的日子裡，他渡過了我們祖國新與舊的交替時期以一個正直的舊知識分子的身分，歡欣鼓舞地喜迎解放。

一九五○年，在腰鼓聲中，父親帶病報名並被批准往同安機楊任保健醫生，半年後機場竣工，他帶立功獎狀歸來。一九五一年，他病體略好，又被縣裡推薦到東嶺籌辦中西醫聯合診所，並任聯合診所主任。在東嶺工作時期，可以說是父親真正創業的年代，他也親身體會到共產黨執政後的新貌：只要是黨倡辦的事業，人民群眾就衷心地支持，真可謂之一呼百應。父親下定決心，要實實在在辦點事業，兢兢業業為人民服務。不幸的是，時間能給予他的，實在是太短了，他還有很多事沒有辦完呵！

一九五四年底，他舊病復發，被直接從東嶺中西醫聯合診所送到縣衛生院，後又轉到泉州治療。那時，聯合診所正在擴大規模，增設產院，新建了一列平屋。父親從泉州回來，抱病再次回到東嶺，一邊治療休息，一邊主持工作。診所醫生，無不佩服他對疾病的毅力和對事業的熱忱，一九五五年二月間，祖父在家病故，時父親在家，已經衰弱到不能行走，唯有扶床痛哭而已。十四天後，舊曆正月廿四，父親終於去世，終年只有四十四歲。

父親和東嶺的這段關係，是我少年時期的一段溫暖而又悲涼的回憶。父親到東嶺工作後不久，我亦隨之考進了荷山中學初中部。作為一個嬌生慣養的獨生子(對於父親或許還有埋在心中的另一種深刻的意義在)，我從小很少離開父親；因此便註定同東嶺結下這短暫而難忘的因緣。童年少年的印象，在人生中往往有特別深刻的意，童年朦朦朧朧的印象，隨父親為生活奔波，在塗寨頂街下街，在縣城城東城南，而更多是在鄉下，只記得全家親人的溫暖的關注，父親成箱的書籍雜誌和務農的祖母的寬闊溫暖的肩背。少年時期的強烈印象，卻是同東嶺分不開，而且清晰地留在記憶裡。其時的東嶺,對我來說,已經是很遠的地方了,當時交通不便，汽車也罕見，行旅的人還有騎馬的。三十年後，這騎馬代步真真絕跡了，而我頭一次出門上東嶺，就是騎著一頭馴順的白馬。在長鞍上，父親從背後摟住我，在我的前面，是一個小山包一樣的馬鞍。

父親在經過龍瑞山的時候，曾給我講了和尚的故事(當時我並不知道他和弘一法師早年有來往)父親說，什麼事到了極端，都會轉換，一個人太富貴，要是家教不好，子孫就會浪蕩；一個人太窮苦，只要有志氣，就會發奮上進。他歸結到我身上說，太過嬌慣的人，將會沒有出息的。馬背上的這席話，我一直記得，在東嶺聯合診所，我記得他也經常向同事們講這個道理：如東嶺街又窄又髒，父親說他過去當過保健主任，越是髒的地方往往越容易改觀，凡事總有個限度，過了限度工作更好做；又如東嶺鋪赤地數里，幾乎沒有一棵樹，父親說十年後這裡肯定比別處更綠化，吃夠風沙苦頭的人會更懂得愛惜樹木，只要政府提倡植樹造林，這東嶺終會有全縣最壯觀的林帶。我現在想，正是他的這種觀念，他才敢於雄心勃勃地到東嶺來，創辦一所聯合診所，為建設惠東另一個衛生分院作準備。他對於東嶺，比對相對來說繁華得多的塗寨、山腰和洛陽鎮，有更多的感情，恐怕也是基於這種信念，這種有志於改變落後地區，為更多窮苦人服務的信念。

在東嶺聯合診所開辦之前，據說東嶺街除了一個國民黨軍醫開“半門”外，治病的就只有鄉間的跳銅和神醫的符水了。四十年代，東嶺大吳一帶時疫流行時死絕的農戶最多，人們至今談起，猶自慘然色變。而赤土埔上農家，卻是最為講究神明的禮教，迷信之風尤盛。父親多次說過，別看這地方窮，“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這裡就出過張嶽這樣的大人物，（父親在家裡藏有《襄惠公文集》，記得是質地很好的白紙石印的，惜已散失。）他多次讚揚東嶺民風敦厚，錢臭較少，好辦公益事業；他先後到前林、許山等地，招集中醫，並廣泛團結惠東地區一些半截子醫生，大膽錄用學徒，培養新一代醫務人員。解放初期那種上進心，務實勁頭，就是在一箇舊知識分子身上，也能充分體現出來。父親於任職期間，絕不擺老資格，他虛心聽取中西醫的各種意見，兼收幷蓄；與人為善。我每次看到他們在閣樓上開會，父親總是捧著一個小本子不住地記錄，對一些面紅耳赤的指責，也能一笑置之，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當苦學生時的那種溫敦和藹的性情，不到萬不得已，決不發脾氣。聯合診所逐年贏得紅利，在薪水之外的分成，父親從來不拿第一等，因此也從來沒有誰獨拿一等。父親傾心於東嶺的醫療事業，開創之時，就毫無保留地將“惠濟診療所”的全套家當，包括新式手術床、舊式小藥櫃都搬去，而他主持決定的息金低到不能再低，每年同事們都主動給予另外補貼費。父親是不希望報恩的，而家人對於這種低微的息金，卻另有看法。其後，也成了我對於聯合診所的一個難堪的甚至有點悲涼的回憶。

我和東嶺三年間往來頻繁，而在荷山中學實際只讀一年書，前半年是父親健在的時候，後半年是在父親去世之後。對於那所僑辦中學，我懷著一種特別的敬意，當時的教工樓，在我眼裡簡直是皇帝宮殿一樣的建築了。膳廳寬得像廣場，卻有頂蓋；煮飯的鍋大得不能設想，飯鏟更可怕；還有那有長黑板的教室，總是衣冠楚楚的教師，都使我至為敬仰。

同荷山中學一對比，東嶺聯合診所的門面就太寒磣了，但我眷念更多的還是這赤土埔尾的寒磣的診所。那面街的玻璃門扇，一到晚間室外就十分荒涼；而玻璃窗內卻油燈閃亮，勞累一天的人們在結賬，並“會診”各種病人，研究中西藥方。如果是夏天，我們則在室外乘涼，我有個當學徒的大朋友，首次叫我去看他騎自行車在紅土埔打圈，那輛破舊的自行車，是整個診所的驕傲。診所醫生工友全住在樓閣上，閣樓那個竹梯子，又長又陡，爬上去尚可以，爬下來就心驚肉跳，我卻又特別喜歡爬上爬下。竹梯上的閣樓，擺著六、七張床，有一個單間是給一個有哮喘病的老中醫住的，當時父親也有哮喘，但他樂於和大家混在一起。

白天，閣樓少人來，只有老是醫治不了的老鼠和蟑螂；我常一個人從樓板的空隙，神秘地窺探各種治療的秘密。在飯桌上，我則是無可救藥地多嘴，問這問那，父親總是微笑；同事們總以他的嬌慣孩子而取笑他。有一次，我不知為了什麼大鬧閣樓，腳蹬樓板，聲震屋瓦。我的任性發展到使很多醫生討厭，而父親總是無可奈何地搖頭苦笑，回頭再三用他那“嬌慣的人不會有出息”的話來教訓我，邊教訓邊嘆氣，如此而已。是的，父親離不開那句教訓人的話，但不知怎的，他依舊那樣嬌慣我，彷彿他真願意我成為一個沒出息的人。

父親逝世後，我沒有辦法在荷山中學繼續入學，但為了那點菲薄的息金，我不得不令人厭煩地，一次又一次地來到聯合診所的玻璃門前。竹梯依舊，那卻不是我攀爬的玩具；樓板依舊，更容不得我去跳腳。真正能幫助人理解人生的，不是那些熱臉，而是那些冷臉。我在這半年裡學到的東西，比過去兩年學到的要多得多。“嬌慣的人沒有出息”這句話，在這時候，比鞭子更凶地在我心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沒有人再來為我苦笑搖頭，我自己卻真正琢磨到了這句話的含義。我對東嶺的風土人情，也比過去更關注了。當初來回是騎在馬背上的，消遙得只知清風撲臉，那曉得路途的艱苦？現在我像所有農家學生一樣，一手書包，一手鹹菜，有時還得提防豆汁潑出，戰戰兢兢地提著吊著走路。

三十里走四小時，我開始注意到龍瑞山過去的紅土埔是多麼貧瘠，注意到蔭涼的老松柏留不住烈日下的勞作者，注意到花生在如何艱難的開花，這裡的水源是如何不足，風沙是如何肆威。在東嶺街頭少歇，估量那兩分錢買一堆的蠶豆，以及豆油的起碼價錢；在荷山教室裡做作業，發現練習簿的反面也可以用，買鉛筆芯夾在苦竹裡寫字更省錢。總之，我知道了艱苦，也變得更勤奮，學業成績從來沒有那麼好過。或許，這就是父親生前的哲理，即現在結歸起來的“物極必反”的萬應定律在起作用吧!

因為付不起寄宿費，我在父親去世後半年，轉學到惠安三中過走讀生的日子。從此，我離開了東嶺，直到大學畢業，再也沒有回去過。記得有一次媽媽要我再去索取那點息金，我斷然拒絕了。那時我只有十六歲，說了一句很成熟的話，我說：留在那裡的東西和父親費在那裡的心神，比起來，算得了什麼，把它們統統留給東嶺！父親留下的，決不是那些現在已不堪使用的醫療用品，而是那點難能可貴的創業精神。這點創業精神，隨著事業的發展，社會的飛躍，會變得更可貴，更令人懷念。

當東嶺醫院有了現代化的門診大樓，人們不應忘記那間帶閣樓的聯合診所；當東嶺醫院有了寬敞的住院部，人們也不應忘記那首次創建的產科住房；當東嶺醫院有了齊備的醫務人員，人們不應菲薄過去集合起來的半截子中西醫；同樣的，當東嶺醫院已配備了輕便的救護車時，我的那個大朋友，必定不會忘記那輛破舊的自行車的！東嶺人是不會忘記那在破舊的閣樓上，開創東嶺(乃至惠東地區)第一個聯合診所的熱心人的。

我父親是這樣熱心人中的一個。別說為人子的，對於前輩的懷念是如此強烈如此長久，就是其他人，對那些為地方做過一點有益事業的人，儘管怎樣微不足道，也總是不應忘記的。人們總有時候，要不自覺地突然想起過去的日子，把他們和對於鄉土和事業的眷念，聯繫在一起。這種懷念像螢火蟲的光一樣一閃而過。然而，在人生長途中，恐怕只有人們的這點念，才算真有意義呢。(一九八四年三月)

本文錄自陸昭環著作《文事風塵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