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岭的眷念
我对东岭的感情，是同对父亲的深深眷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那里，父亲渡过短暂人生最后几年—也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年。在那里，我也渡过了所谓金色童年的最后阶段。那在本世纪初期才刚刚形成的乡村小街道，那包围着村落的几乎是望无际的红赤土埔，那断裂的田亩，那散漫的风沙，在我的记忆里都蒙上一层诗意，一种再也唤不回来的儿时的新奇和欣喜。
红赤土埔
父亲出身于贫苦家庭，是靠祖父祖母节衣缩食栽培成人的。童养媳出身的祖母，把振兴家业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文弱的儿子身上，身为油漆匠却略通中医的祖父，又一心想把他培养成医生，救济世人疾苦。祖父终生从未中断过义务行医，他虽然医术不高，却以自己济世的热忱，特别是以为人的赤诚，影响着父亲的品格。
父亲在惠安中学堂毕业后，祖母卖了“上头”时珍藏的金头梳，送儿子过海到了厦门，进了闽南医学专门学校。父亲在这学校学习五年，以勤奋好学和谦逊温敦著称于师友间。毕业后留在厦门同善医院服务。一个没有进过医科大学的农民儿子，五六年后，终于成了一个懂得英、日两门外语、有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医生，并由厦门诸同人登报介绍，回到了故乡惠安。
三十年代，贫苦农民子弟挤进知识界这所谓“上层社会”,用自己的才干和技术为群众服务，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父亲从厦门回县后，也曾一度在县医院服务，又出任过涂寨卫生分院院长,经营数年，初具规模。其时国民党更政之日，岂是兴业利民之时？涂寨分院倒闭后，父亲不愿再进公办医院，自己开业了“惠济诊疗所”,艰苦支撑，左迁右陟，医疗足迹遍及惠东、惠北；临解放时，穷愁僚倒，身患宿疾，辗转回村在这贫病交加的日子里，他渡过了我们祖国新与旧的交替时期以一个正直的旧知识分子的身分，欢欣鼓舞地喜迎解放。
一九五○年，在腰鼓声中，父亲带病报名并被批准往同安机杨任保健医生，半年后机场竣工，他带立功奖状归来。一九五一年，他病体略好，又被县里推荐到东岭筹办中西医联合诊所，并任联合诊所主任。在东岭工作时期，可以说是父亲真正创业的年代，他也亲身体会到共产党执政后的新貌：只要是党倡办的事业，人民群众就衷心地支持，真可谓之一呼百应。父亲下定决心，要实实在在办点事业，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不幸的是，时间能给予他的，实在是太短了，他还有很多事没有办完呵！
一九五四年底，他旧病复发，被直接从东岭中西医联合诊所送到县卫生院，后又转到泉州治疗。那时，联合诊所正在扩大规模，增设产院，新建了一列平屋。父亲从泉州回来，抱病再次回到东岭，一边治疗休息，一边主持工作。诊所医生，无不佩服他对疾病的毅力和对事业的热忱，一九五五年二月间，祖父在家病故，时父亲在家，已经衰弱到不能行走，唯有扶床痛哭而已。十四天后，旧历正月廿四，父亲终于去世，终年只有四十四岁。
父亲和东岭的这段关系，是我少年时期的一段温暖而又悲凉的回忆。父亲到东岭工作后不久，我亦随之考进了荷山中学初中部。作为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对于父亲或许还有埋在心中的另一种深刻的意义在)，我从小很少离开父亲；因此便注定同东岭结下这短暂而难忘的因缘。童年少年的印象，在人生中往往有特别深刻的意，童年朦朦胧胧的印象，随父亲为生活奔波，在涂寨顶街下街，在县城城东城南，而更多是在乡下，只记得全家亲人的温暖的关注，父亲成箱的书籍杂志和务农的祖母的宽阔温暖的肩背。少年时期的强烈印象，却是同东岭分不开，而且清晰地留在记忆里。其时的东岭,对我来说,已经是很远的地方了,当时交通不便，汽车也罕见，行旅的人还有骑马的。三十年后，这骑马代步真真绝迹了，而我头一次出门上东岭，就是骑着一头驯顺的白马。在长鞍上，父亲从背后搂住我，在我的前面，是一个小山包一样的马鞍。
父亲在经过龙瑞山的时候，曾给我讲了和尚的故事(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和弘一法师早年有来往)父亲说，什么事到了极端，都会转换，一个人太富贵，要是家教不好，子孙就会浪荡；一个人太穷苦，只要有志气，就会发奋上进。他归结到我身上说，太过娇惯的人，将会没有出息的。马背上的这席话，我一直记得，在东岭联合诊所，我记得他也经常向同事们讲这个道理：如东岭街又窄又脏，父亲说他过去当过保健主任，越是脏的地方往往越容易改观，凡事总有个限度，过了限度工作更好做；又如东岭铺赤地数里，几乎没有一棵树，父亲说十年后这里肯定比别处更绿化，吃够风沙苦头的人会更懂得爱惜树木，只要政府提倡植树造林，这东岭终会有全县最壮观的林带。我现在想，正是他的这种观念，他才敢于雄心勃勃地到东岭来，创办一所联合诊所，为建设惠东另一个卫生分院作准备。他对于东岭，比对相对来说繁华得多的涂寨、山腰和洛阳镇，有更多的感情，恐怕也是基于这种信念，这种有志于改变落后地区，为更多穷苦人服务的信念。
在东岭联合诊所开办之前，据说东岭街除了一个国民党军医开“半门”外，治病的就只有乡间的跳铜和神医的符水了。四十年代，东岭大吴一带时疫流行时死绝的农户最多，人们至今谈起，犹自惨然色变。而赤土埔上农家，却是最为讲究神明的礼教，迷信之风尤盛。父亲多次说过，别看这地方穷，“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这里就出过张岳这样的大人物，（父亲在家里藏有《襄惠公文集》，记得是质地很好的白纸石印的，惜已散失。）他多次赞扬东岭民风敦厚，钱臭较少，好办公益事业；他先后到前林、许山等地，招集中医，并广泛团结惠东地区一些半截子医生，大胆录用学徒，培养新一代医务人员。解放初期那种上进心，务实劲头，就是在一个旧知识分子身上，也能充分体现出来。父亲于任职期间，绝不摆老资格，他虚心听取中西医的各种意见，兼收并蓄；与人为善。我每次看到他们在阁楼上开会，父亲总是捧着一个小本子不住地记录，对一些面红耳赤的指责，也能一笑置之，他始终保持着自己当苦学生时的那种温敦和蔼的性情，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发脾气。联合诊所逐年赢得红利，在薪水之外的分成，父亲从来不拿第一等，因此也从来没有谁独拿一等。父亲倾心于东岭的医疗事业，开创之时，就毫无保留地将“惠济诊疗所”的全套家当，包括新式手术床、旧式小药柜都搬去，而他主持决定的息金低到不能再低，每年同事们都主动给予另外补贴费。父亲是不希望报恩的，而家人对于这种低微的息金，却另有看法。其后，也成了我对于联合诊所的一个难堪的甚至有点悲凉的回忆。
我和东岭三年间往来频繁，而在荷山中学实际只读一年书，前半年是父亲健在的时候，后半年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对于那所侨办中学，我怀着一种特别的敬意，当时的教工楼，在我眼里简直是皇帝宫殿一样的建筑了。膳厅宽得像广场，却有顶盖；煮饭的锅大得不能设想，饭铲更可怕；还有那有长黑板的教室，总是衣冠楚楚的教师，都使我至为敬仰。
同荷山中学一对比，东岭联合诊所的门面就太寒碜了，但我眷念更多的还是这赤土埔尾的寒碜的诊所。那面街的玻璃门扇，一到晚间室外就十分荒凉；而玻璃窗内却油灯闪亮，劳累一天的人们在结账，并“会诊”各种病人，研究中西药方。如果是夏天，我们则在室外乘凉，我有个当学徒的大朋友，首次叫我去看他骑自行车在红土埔打圈，那辆破旧的自行车，是整个诊所的骄傲。诊所医生工友全住在楼阁上，阁楼那个竹梯子，又长又陡，爬上去尚可以，爬下来就心惊肉跳，我却又特别喜欢爬上爬下。竹梯上的阁楼，摆着六、七张床，有一个单间是给一个有哮喘病的老中医住的，当时父亲也有哮喘，但他乐于和大家混在一起。
白天，阁楼少人来，只有老是医治不了的老鼠和蟑螂；我常一个人从楼板的空隙，神秘地窥探各种治疗的秘密。在饭桌上，我则是无可救药地多嘴，问这问那，父亲总是微笑；同事们总以他的娇惯孩子而取笑他。有一次，我不知为了什么大闹阁楼，脚蹬楼板，声震屋瓦。我的任性发展到使很多医生讨厌，而父亲总是无可奈何地摇头苦笑，回头再三用他那“娇惯的人不会有出息”的话来教训我，边教训边叹气，如此而已。是的，父亲离不开那句教训人的话，但不知怎的，他依旧那样娇惯我，仿佛他真愿意我成为一个没出息的人。
父亲逝世后，我没有办法在荷山中学继续入学，但为了那点菲薄的息金，我不得不令人厌烦地，一次又一次地来到联合诊所的玻璃门前。竹梯依旧，那却不是我攀爬的玩具；楼板依旧，更容不得我去跳脚。真正能帮助人理解人生的，不是那些热脸，而是那些冷脸。我在这半年里学到的东西，比过去两年学到的要多得多。“娇惯的人没有出息”这句话，在这时候，比鞭子更凶地在我心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没有人再来为我苦笑摇头，我自己却真正琢磨到了这句话的含义。我对东岭的风土人情，也比过去更关注了。当初来回是骑在马背上的，消遥得只知清风扑脸，那晓得路途的艰苦？现在我像所有农家学生一样，一手书包，一手咸菜，有时还得提防豆汁泼出，战战兢兢地提着吊着走路。
三十里走四小时，我开始注意到龙瑞山过去的红土埔是多么贫瘠，注意到荫凉的老松柏留不住烈日下的劳作者，注意到花生在如何艰难的开花，这里的水源是如何不足，风沙是如何肆威。在东岭街头少歇，估量那两分钱买一堆的蚕豆，以及豆油的起码价钱；在荷山教室里做作业，发现练习簿的反面也可以用，买铅笔芯夹在苦竹里写字更省钱。总之，我知道了艰苦，也变得更勤奋，学业成绩从来没有那么好过。或许，这就是父亲生前的哲理，即现在结归起来的“物极必反”的万应定律在起作用吧!
因为付不起寄宿费，我在父亲去世后半年，转学到惠安三中过走读生的日子。从此，我离开了东岭，直到大学毕业，再也没有回去过。记得有一次妈妈要我再去索取那点息金，我断然拒绝了。那时我只有十六岁，说了一句很成熟的话，我说：留在那里的东西和父亲费在那里的心神，比起来，算得了什么，把它们统统留给东岭！父亲留下的，决不是那些现在已不堪使用的医疗用品，而是那点难能可贵的创业精神。这点创业精神，随着事业的发展，社会的飞跃，会变得更可贵，更令人怀念。
当东岭医院有了现代化的门诊大楼，人们不应忘记那间带阁楼的联合诊所；当东岭医院有了宽敞的住院部，人们也不应忘记那首次创建的产科住房；当东岭医院有了齐备的医务人员，人们不应菲薄过去集合起来的半截子中西医；同样的，当东岭医院已配备了轻便的救护车时，我的那个大朋友，必定不会忘记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的！东岭人是不会忘记那在破旧的阁楼上，开创东岭(乃至惠东地区)第一个联合诊所的热心人的。
我父亲是这样热心人中的一个。别说为人子的，对于前辈的怀念是如此强烈如此长久，就是其他人，对那些为地方做过一点有益事业的人，尽管怎样微不足道，也总是不应忘记的。人们总有时候，要不自觉地突然想起过去的日子，把他们和对于乡土和事业的眷念，联系在一起。这种怀念像萤火虫的光一样一闪而过。然而，在人生长途中，恐怕只有人们的这点念，才算真有意义呢。(一九八四年三月)
本文录自陆昭环著作《文事风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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